二、乐村农场里的苦痛经历

黎明5时许，我与单位的几个“右派”(其中就有原校办公室主任李恩章)一起乘上劳动局派来的汽车，到市中区小什字与外单位20多个“右派”汇合，随后，登上一辆大卡车，于下午6时许到达距离农场30余华里的南川水江镇，当晚宿在解放前一家大地主家的楼上。

3月23日上午八点，到达了乐村农场。

农场在南川县城东与武隆县的交界处，离重庆约200至300公里，是当年我们进军西南时从酉、秀、黔、彭入川后向重庆进军的必经之地。想不到8年后的今天，我这个当年的年轻军官，以“罪人”的身份流放到这里来被“监督劳动改造”。

农场座落在一个山区里，这里山高林密，群山连绵，人烟稀少。除靠公路附近有稀落的居民点外，要翻越几座大山才能见到一两户人家。这里人民的生活非常贫苦，终日喝包谷（玉米）汤度日，气候阴雨连绵，很少见到晴天，是名副其实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地方。

乐村农场是重庆市委刚开办的一个农场，人员来自“整风运动”后各单位的大批下放干部，他们都散居在山区里那些单家独户的农民家里。

我和另外几名“右派”被分配在四大队。

我们背着行李，跟着带路的人翻越了一座大山，到达一个名叫“一碗水”的地方。这里早住满了下放干部，经来人介绍后，班长（下放干部）指定我们睡在一家农民的猪圈棚子上。顺着梯子爬上棚子时，稍有不慎头就会撞在屋顶上。棚子下层睡猪，上层的木板上铺了些稻草作我们的住处。棚子四处透风，还漏雨。所有人的大小便就在棚子底下的猪圈里，一股股臭气迎面扑来。山上的风特别大，夜里，圈里的猪发出吱吱呜呜的吵叫声，山风吹得棚子左右摇动发出吱吱的声响。遇到大风的夜晚，我们都不敢睡，披着被子坐在草铺上等待天亮。

到达住地的当天下午，我们“右派”们就上山去栽烟。傍晚收工回来，只见院墙上张贴了一张醒目的大字报，上面开列着我们这个班里的“右派”分子名单，这叫“示众”。

名单下面写着：“告诉你们这些‘右派’分子！只准你们规规矩矩，不准你们乱说乱动。”旁边还特别为我“优待”了一片条幅，上面写着：“右派分子王开泰，你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否则对你不客气！”。刚到农场的第一天，我就像林冲发配沧州似的，吃了一顿“杀威棒”。

3月29日下午，农场召开全场大会，场领导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号召全体人员动员起来，进行生产“大跃进”。从此，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会后，大队、班、组、个人，定计划，表决心，写保证，“右派分子”还要单独定出个人改造计划。这时候我的思想非常单纯正统，我不怨党，只认为是崔陷害的我，我想我不是“右派”也应该积极回应党的号召，来炼我的红心（当时的时髦的口号，叫做“对党炼红心”）。我要经得起党对我的考验，这样更有利于我冤案的平反。虽然我已经被开除党籍了，但还是要按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接受群众的“监督”。

其实，我太天真了，这些想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对“专政”对象来说，劳动改造是强制性惩罚的一种改造手段，其目的是专政对象的思想上必须“认罪”，也就是说，经过劳动改造后，我要口服心服地接受崔振杰诬陷我的那些假材料，承认他给我强加在头上的那些“反党罪行”，那么我这个“右派”就改造成好人了。

这样对我这个“想翻案”的“右派”怎么才能“改造好了”呢？所以，尽管我不顾我腿有残疾，仍拚命的劳动，然而得到得结果却是“不老实”，“想翻案”，反而对我“监督”得更严厉了。但人群并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人背后悄悄问我：“你从小参加革命，身上还有战伤的人，怎么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我回答说：“我现在是黄泥巴夹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对我“监督”得最凶的人恰恰是那些出身成分不好，或者想入党当官的人。特别是一些“右派”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为了证明自己“忠于党”，经得起党对他们的考验，在班里借开“右派分子想翻案”批斗会的机会，把我作为他们向党表忠心的活靶子来射击。本来，同是天涯沦落人，但我的不认罪却成了他们的垫脚石！在这里我初次尝到了“以毒攻毒”的味道。

不久，农场三大队有个“右派”，因不堪忍受这种摧残折磨自杀了，在以后的岁月里，“右派分子”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

同年4月10日，我再次向沙坪坝区委书记王秀峰书面控诉崔振杰对我的迫害，要求甄别此案。申诉如石沉大海。接着，5月5日我直接上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求甄别此案。6月3日收到回执，只是证明我的材料收到了而已。

7月9日下午，在全场“大跃进”誓师大会上，我第一次听到了“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亩产万斤”、“已进入了共产主义”等振奋人心的辞汇。然而新的高潮的到来，就意味着劳动强度又要升级了，这时候新的口号叫做：“早七点，晚七点，一天干它十二点”。每天除了十二个小时的劳动外，晚上有时还要搞“突击会战”。随着劳动强度的增大，身体的消耗也自然增大，我的饭量更大了，每月的粮食定量只有31斤。那时候我年轻，强化劳动不太可怕，最怕的是肚子吃不饱。牛马吃不饱要叫，而人吃不饱反而不敢说。如果有人抱怨，就会被扣上“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帽子。

我们四大队有个“右派”名叫杨昌林，这人长得很魁梧，身材高大，一个月的固定饭卡他半个月就吃光了。有人说他偷吃了别人的一罐饭，在斗争会上被狠狠地斗了一顿。

杨昌林是大学毕业生，原重庆电机厂财务主任。他是我落难时的亲密难友，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当时我唯一可以相互倾诉各自内心痛苦和想法的人。他为人正直，从不向上讨好卖乖出卖别人，可惜的是，后来在长寿湖农场他被活活地饿死了。

有一次，我肚子饿慌了，趁班长叫我到农民家里去借农具时，我把身上的一件衬衣脱下来，以四角钱的价格卖给这家农民。这个农民也很老实，他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从屋里端出一大碗吃剩下的南瓜汤给我吃。

我们四大队有位姓刘的下放干部，据说他是因为和一位政历不好的女同志谈恋爱，受到组织上的批评，于是他被下放来到了农场。他一直想不通，情绪很消沉。平时，他不爱说话，也不接触其他人，但他对我这个众所周知想“翻案”的“右派”却很有好感。每次集合开饭时，他揣着他分得的那罐饭，有时只吃一半，有时只吃几口，就从人群中走过来将他的饭往我得碗里倒，我心里暗自高兴，多么宝贵的“剩饭”哪！那时的我也没有什么自尊心了，只要能把肚子吃饱就行，时隔50多年了，也不知那位慷慨给我饭吃的刘同志现在怎样了。

8月16日上午，召开全场职工大会，市委宣传部肖副部长来作动员报告，内容是：办场方针改为“大办工业，大炼钢铁”。当大家听到“20年内赶上美国，15年内赶上英国”的豪情壮语时，非常激动。但这个新的目标意味着我们的劳动强度又要大大增加了。果然，新的口号是：“白天晚上一样干，天晴落雨一样干，一天等于20年！”

为了大炼钢铁，建高炉，开铁矿，锤石子，烧焦炭……轰轰烈烈的冲天干劲一下掀起来了！

我被调到运输矿石队，又被称为“备料队”。我们的劳动任务是：有时各班组分头到附近担运矿石到高炉；有时集中打“突击战”，到远处深山里运输矿石，甚至翻越几座大山，常到老虎出没的名叫“扁担崖”的原始森林里担运矿石。有时候我们也锤石子到深夜；有时候白天冒着大雨上山砍伐树木……总之，我们必须保证高炉能“吃饱”。

高炉终于化出了几斤铁水的那天，全场沸腾了！敲锣打鼓，红旗招展，人流涌向场部报喜……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太荒唐了。全场几千名职工，日日夜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破坏了多少森林资源，才仅仅炼出几斤铁水！正如后来彭德怀元帅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到了何种程度！在当时，全然不顾这些，叫做“只算政治帐”。如此狂热没有人敢说个“不”字，只有傻子才不怕当“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