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与妻子的最后一面

12月23日，正吃午饭时，突然接到妻子马如兰托人捎来一张便条，约我立即去水江镇相会。此时，她已调到贵阳水利电力学校任教。她的突然到来，令我感到意外。

饭后，我立即请假，冒着细雨赶到水江镇会她。下午约3点钟，我到达了水江镇。见面后，她把我带到她住的那个旅馆。她告诉我说，这次来有两个目的：一是想把女儿送到汉中她外婆家去抚养；二是她感到政治压力巨大，实在无法忍受，特地来和我商量怎么办？她说：“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也一直忘不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但是政治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实在难以忍受！”她边说边哭。

我告诉她，我已决心破釜沈舟赴北京向党中央申诉，我坚信党中央是英明的，我这个冤案一旦党中央调查取证的话，肯定会获得平反。她表示赞成，问我有没有路费？说着她就把手表取下来给我，叫我卖了当路费。我说不需要卖表，我是残废军人，坐火车有半票的优待。最后，她提出，为了减轻她的压力，在我平反前我们搞个“假离婚”，我表示赞成。那时候我俩都年轻，思想很单纯，把党章看的很神圣，把党中央毛主席当作真理的化身，以为只要找到党中央，冤案便会平反，家人便会团聚。

第二天上午，我们一起去水江镇派出所。派出所回答说，离婚必须有双方单位的证明才行，“假离婚”未离成。不过，妻子的情绪比昨天见面时好多了。从派出所回来后，我俩在镇东郊外散步，沿着一条石板路，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她满肚子说不完的内心话，我只是听她说，我的心情沉重，实在没有心思聊那些题外的话，只是想着如何尽快让我的冤案平反，尽快的家庭团聚。

中午，我们在一家饭店吃了午饭后，我要返回农场，她苦苦留我到明天走，她准备向农场领导打电话为我请假。但我坚持要走，我对她说：“再玩一会儿可以，这里距离农场只有二三十里路程，晚点走没有关系，但今天必须回去。”

她不再坚持了。我们在一起待到太阳偏西。我要走了，她送我到很远的一个路口才停住。我频频回头，她一直站在那儿望着我，一动不动。最后，直到双方都看不见对方身影时，我才急忙踏上回农场的路程。

谁知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事后，我每当想起这次与她离别时的情景，感到很内疚、很遗憾当时我没有答应她苦苦的留我再住一天的要求。我很对不起她！

后来，在巨大的压力下，她被迫带着孩子改了嫁。1981年她因病去世了。

这次与妻子见面后，更进一步坚定了我上北京申诉的决心——只有冤案获得平反，我才能保住老婆和孩子。

四、结束劳动，返回重庆

1959年的元旦节后，山区的气候已是零下四度的严寒。寒风凛冽，白雪皑皑，农活已经完全停止，场里可以集中更多的人力来应付这场“大炼钢铁”的人民战争了。因为人力增加，只有一个高炉，场里采取“车轮战术”，人员轮班上阵，这样劳动强度减轻了。

1959年元月27日，南川县委访问团来到农场，第二天，重庆市委访问团也来到了农场。小道消息说农场要交给南川县，所有农场人员都要返回重庆，消息传出后，人心波动。

2月1日，农场召开职工大会，曹主任（即原重庆市劳动局办公室主任曹子敬，时任该农场场长）宣布农场撤销，所有人员都返回重庆。

这简直是爆炸性的好消息，大家高兴极了。

第二天，大家就不出工了，洗衣服，清点物品，有的照相作纪念，至今我保存了一张大队全体照片。

农场人员分批撤离，我们这批是1959年2月11日中午12时上车离开农场的。下午2时我们在南川县招待所住下来。凌晨1点50分，我们在睡梦中被叫起，立即乘车离开了南川。（至今不知，当时为什么在深夜里匆匆而行。）

2月12日早上9点，汽车到达重庆南岸海棠溪长江边。中午12点钟我回到黄沙溪我保姆家里。至此，结束了我终身难忘的南川乐村农场“监督劳动”的苦难历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