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磚瓦隊預感春天的到來

61年2月25日，楊隊長通知我，上面決定調我到石灰排（燒石灰），我隨即收拾行李下山。到了基建隊後，情況又發生了變化，上面決定調我到耐火磚瓦隊。

在廠部通往沙灣鎮的一條大路旁邊不遠處的田野裏，有一座遠看像一座大墳山似的磚窯，在磚窯附近，有許多用磚坯和楠竹穀草等搭建的臨時工棚和宿舍，這就是磚瓦隊。

從地形上看，這裏是連接沙灣和廠部的中間地帶，屬於二娥山麓中的一個平原地帶，大渡河流經其間，這裏距離沙灣約二華里，是個交通方便，人煙比較稠密，風景如畫的地方。

耐火磚瓦隊是基建隊下屬的一個單位，主要任務是燒耐火磚和瓦罐子。該隊有勞教分子四、五十人，分編為幾個班組，另外有我們就業職工6人，其中有年紀不到40歲的范碩梅（「右派」，原川東地下黨華榮山遊擊隊某大隊長。解放後在成都市某局任辦公室主任）。隊裏還養著兩條大水牛，專門為了做磚及瓦罐子時第一道工序踏黃泥巴用的，該隊隊長丁啟明是位公安幹部。

來到磚瓦隊後，心裏很高興，首先這裏糧食定量每月41斤，另外這裏地處平原緊靠通往沙灣的大路，距離沙灣很近。久居山野與世隔絕的我好像又回到了人間，心情大有「豁然開朗」之感。這裏的伙食團辦得比較好，特點是菜多，以牛皮菜當家（四川本地一種豬飼料菜），雖然沒有油水，但每頓飯有滿滿的一罐子牛皮菜，再加上有每月較高的糧食定量，基本上可以吃飽。但是在那個年代，人的肚子好像個無底洞，吃了還想吃，總感到填不飽。

伙食團的團長叫陳智忠（「右派」，原小學教師，四川高縣人），是個勞教後的就業職工，年紀約30餘歲，為人忠厚老實，斯斯文文的，我倆關係很好，他很有辦伙食團的經驗，有一次，他從當地食品部門弄了一些豆腐乳來改善生活，每人分了一塊，大家都高興極了，這等於給大家打了一頓「牙祭」，在那個年代，一點豆腐乳都成了求之莫及的珍貴食品。

我在製罐班，一天到晚和黃泥巴打交道，因此學會了一手製造瓦罐的工藝。那時，各單位和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一律按定量吃罐飯，社會上對罐子的需求量很大。我們班長叫左大中（四川宜賓人），年紀約30歲，我倆相處甚好，他很尊重我這個從小跟著共產黨打天下成了殘廢軍人的人，十分同情我的不幸，在沒有人在場的時候，經常向我透露幾句知心話。他說：「向領導提了意見，有啥罪？而且又是大張旗鼓的叫人家提意見……共產黨不該這樣對待你們這些為黨拼命流血打天下的人」。他說出了許多同情我的人不敢說的話，使我敬佩和感動。

我的工作除了製造罐子之外，還要幫丁隊長和基建隊的劉幹事動「筆桿子」。勞教單位有個特點，就是「會」多，什麼學習會、評比會、檢討會、批鬥會等，每次開會記錄和會後整理材料，比如：改造好壞的典型人物的材料，以及每月隊裏的總結等，丁隊長都叫我執筆，基建隊的劉幹事（政工幹部）也經常下來叫我寫有關勞教人員的改造情況的典型資料給他。

在勞教人員和就業職工中，雖然有不少知識分子，但民警隊長都知道我筆桿子來得快，只要隊長給我出題目，我領會得快，可以順著他的意圖編寫出合乎他們口味的東西，另外，我的毛筆字他們也感興趣，隊裏或鄰隊開會寫標語口號，或搞壁報也喊我去編寫。（遇到開飯時，鄰隊的隊長還叫我到廚房裏去吃頓飽飯，不要糧票）後來丁隊長乾脆不叫我做罐子了，叫我和另一名勞教人員趙保員（「右派」老病號）一起每天去煉冶車間的爐子上篩炭渣子，把篩出來的二炭花子供單位伙食團做飯時發火用。這項工作沒有具體工時和定額的要求，比較隨意，只要保證伙食團有發火用的二炭花就行了，其他時間在附近放牛，丁隊長要用「筆桿子」時，我能隨喊隨到就行了。

在磚瓦隊，各方面的訊息比在山裏靈通得多。我在勞改營兩年多，因為人重義氣，結識了不少難友，他們多是原在職的領導幹部或知識分子，至今留在我記憶中的有李志田（安徽人，原重慶民政局科長，「右派」）、馬克明（河南省人，原重慶港務局政治處副主任，「右派」）、孫偉（安徽人，原重慶港務局秘書，「右派」），胡振亞（河南省人，原重慶市委辦公廳秘書，河南軍大畢業，「右派」）等人。

這些被政治運動迫害的難友們休假去沙灣趕集，路經磚瓦隊時，經常來找我玩，彼此談談心，我們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患難朋友們都是舉目無親的光棍單身漢，見面時格外親切。我們互通訊息，各訴自己對形勢的看法，都盼望著黨早日給我們平反。這些同志都是解放前參軍，以後轉業到地方的南下幹部，大家雖然落魄到這般悲慘地步，但沒有一個人罵共產黨，都認為黨中央是正確的，認為自己是被單位某某人整了。都避而不談是誰導演的這場全國性的「反右」大悲劇。比如：胡振亞對我說，57年「大鳴大放」時，他什麼意見也沒有提，只是書記把幾個劃為「右派」的名單拿給他看，問他該不該把這些人劃為「右派」？他只是老老實實的提出自己的看法說，對其中有些人不該劃為「右派」……結果，他被扣上了「包庇右派」的罪狀，最後也被劃為了「右派」。又如，孫偉的反黨罪行是：局長派他下去檢查工作，他老老實實的把下面一些對領導不滿的尖銳意見帶回來並表示同情，結果被劃為「右派」。

有時我們約定一起去沙灣鎮逛自由市場，買些紅苕和牛皮菜到農家去煮了吃，這樣既可以充飽肚子，又可以朋友們歡聚在一起，有時一起坐在沙灣街上的茶館裏聊天、看報、聽廣播電臺報告消息，這些都是我們唯一的精神寄託，我深深感受到患難中朋友的可貴、可親。

這裏距離廠部很近，可以經常到廠部參加大會，聽到廠領導人對國內外形勢的報告。這期間，我得知中共召開了八屆九中全會，鑒於國民經濟遭到嚴重困難，中央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又得知毛澤東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60條」，又有什麼「工業70條」等新的重大方針政策。

10月份《四川日報》上登載了重慶、成都地區1,00餘「右派」分子摘了帽子。這時勞改營對解除勞教的條件也放寬了。從以上種種跡象來看，1957年開始的這場狂風暴雨般的「階級鬥爭」勢頭似乎減弱了，一個比較溫和的政治氣候像春天似的又要回到人間。

1961年國慶日後，職工和勞教人員中流傳著許多小道消息，有人說，原《中川日報》的鄧平已調回原單位去了。這個消息引起了我的思想波動，鄧平是我的老熟人，我與鄧平同屬一個類型的人，他調回原單位，那麼我呢？

九月的一天，我在沙灣街上遇到曹雙印，他原是個司機，我在火燒埂採礦隊的老同學，他很高興的向我說：「老王啊！我向你報告一個好消息，最近中央有個指示，過去有一定黨齡級別的勞教人員，解除勞教後，可以返回原單位工作」，這個消息與鄧平的調回原單位成為相互印證。之後，又有傳說，附近中川造紙廠（勞改單位）已調走了一批摘帽「右派」。過了幾天丁隊長召集我們職工開會，佈置每人填寫一份詳細的登記表，其中有這樣幾個專案：原是否黨、團員？原何職務，級別？有何特長？本人對今後工作有何意見要求，等等。

此時人員思想活躍，預感到勞改營的苦難日子即將結束了。此時我的想法是儘快脫離勞改單位，爭取調到社會上某個單位去當一名職工，先立住腳跟努力工作，做出突出的表現，爭取該單位領導對我的信任、同情和支持，一旦有了機會，再向黨的監察機關寫申訴書，控告崔振傑對我的政治迫害。我始終認為我的冤案是崔振傑的個人行為造成的，我根本沒有想再回原單位，我絕對不想再回到我的仇人崔振傑的手下。

我在耐火磚瓦隊呆了八個月，在這以後的日子裏，政治氣氛又有進一步寬鬆，可怕的嚴冬好像將要過去，大地似乎要解凍，萬物將要復甦。

若干年後我才知道這段歷史背景，因為大躍進而餓死了幾千萬人，毛澤東在黨的七千人大會上作了「檢討」，極左路線才有所寬鬆，此乃後話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