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大鸣大放”(2)

一针“全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现在是和平建国新时期”的强力麻醉剂，使三反五反，镇反和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恐怖空气一扫而空。似乎欧洲激烈的大民主是可以用和风细雨的“小民主”加以解决的。

就这样，1957年旧历3月的阳春花开季节，毛泽东为全国送来了一阵迷人的“香”风！在一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轻松乐曲中，袒露出对中共领导下所出现的民众“闹事”，以引咎自责的“宽宏胸怀”，躬身欢迎百姓的“责备”和“建议”。

他像一个“伟大”的“民主之神”为了国家和人民，来到校园里培植这“百花齐放”的美景来了。春天正是耕种的季节，春天正是显示“造物主”伟大形象的时机。

在中共红色恐怖下已生活了七年的人们，对于这种突然的宽松气氛，感到一种受宠若惊的惶恐，习惯于被剥夺了的民主权利，对言论自由向来讳莫如深，生怕弄得不好便是反革命言论，那胡风反革命集团刚反了才几个月？

他们习惯于国家大事都由“党的政策”所包代，学校“大政”由党委包代，而从不去用心思考。他们甚至为怕沾着“反动”家庭和“反动思想”，被“追查”，而远远躲开。

因为胡风分子有先例，凡收听外台的均可以投敌叛国治罪下狱，所以他们不敢收听外台，相反，他们认为，中共这种专横的做法都是天经地义的，有民主追求的想法反而是十分危险的，他们懦弱到连自己的亲人在运动中遭到冤屈，而上诉的权利也视为不可逾越的禁区，放弃了。

至于他们对于党组织那种盛气凌人的作风，更是不敢公开反对。

所以，面对着党团支部再三的诚恳开导，鸣放会在开始时反而冷场了。

叫这些工科学子们说什么呢？他们可以在一场学术讨论中，在答辩一个设计论文时，争得上火。可现在让他们坐在“主人翁”位置上，“凭空”向党提意见，确无准备，也没有想过。

为了检查各班鸣放情况，系党支部书记召集了所属各年级各班的团支部书记会议，专门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笔记本，吩咐他们必须准确完整地记下一天内发言者的姓名，并摘录发言的内容，规定他们每天晚上熄灯前，必须将笔记本交到他的办公室里。

当时不光各班的团支书们闹不清楚要他们这样做的居心，就连系党支部书记自已也只是奉校党委指示办事，共产党的保密制度极其严密，由中央定的政策，要求基层组识只能不折不扣执行，不能问为什么！

我们班的鸣放会，在团支部书记陈思所住的204房间进行。那时学生中党员人数极少，系里一千三百名学生中，才十几名党员。这种本应由党员主持的会议，在班级都是由班的团支部书记代理。

陈思对这种政策性极强的会议，心中没有底，拿不准犯了错，还不知道错在哪里。二年级政治辅导员邓某就曾在这间屋子里，举行过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背靠背”揭发批判会。当时的一位助教因说“学习，是独立奋斗独立拚搏的过程”而被划成了胡风份子，后来还送去劳动教养。

陈思并没有想通，这提倡学习的独立奋斗错在哪里？罪从何来？他亲眼看到那位助教被送上囚车。从此，他同党员接触便分外小心，平时传达政治学习，总是按年级的党支部组织委员曹英的话记下，回来逐字照读不敢走样。

这事还没隔上一年，邓指导员杀气腾腾的话音犹在耳畔，突然又要求大家广开思路，鼓励知无不言，大家真没有来得及想通。

陈思根据在系里开会时记录的笔记作了“开场白”，班长郭英华打开了会议记录本。第一天开张就冷了场，开会发言同图书馆或饭堂里的高谈阔论的“乱侃”是绝对不同的。

这可急坏了陈思，像这种哑巴会，怎么去交那党书记的记录本？于是只好沿用历次政治学习的老办法：挨次发言。

结果，所有的发言几乎都与陈思的“开场白”一个谱调，尽管郭英华在记录时作了语言的调整，但无非只是用词的不同，意思却没变。拿到党书记那里，果然挨了批评。
不过，全系各班的情况大致雷同，党书记再作布置，要求各班团支部务必想一切方法，让大家说出“心里话”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