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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6日讯】 七﹑胡耀邦与邓力群决战前夕
1﹑拟建“军机处”﹐不愿给兆国当秘书（7月1日）
下午﹐进玉让我看一个材料。这是他起草的关于书记处办公室的任务﹑人员编制﹑机构设置的总体设想。他设想办公室在实际上要成为中央文件总管﹐中央的参谋班子和首长的助手﹐可能有点象明代的翰林院或清代的军机处。
办公室下设5个组﹐党群组﹑政治组﹑文化组﹑经济组和综合组﹐还设一个值班室。组长和副组长是局级和副局级干部。而且每个组都对应地为一个中央领导服务。我担心来势过猛﹐成为众矢之的。这样一来﹐办公室实际上成了正部级单位﹐中央办公厅领导怎么想﹖而且﹐工作没有干起来﹐各组主要负责人尚未物色好﹐先抛出计划﹐是否好﹖进玉答应考虑一下。
他问我﹐是否愿意去给兆国当秘书。我考虑到办公室刚刚撑起来﹐需要人﹐而我又不擅长当秘书﹐表示愿意留在办公室。
2﹑胡启立抢政改旗帜﹐王兆国要试牛刀（7月2日）
（1）胡启立召见﹐画龙点睛点出“直接选举”
启立上午让我去﹐说我和周杰同志去深圳调查的报告之一﹐关于蛇口改革干部制度的情况﹐准备发“中央参阅文件”﹐让我改一下。我们原来的标题是《蛇口从改革干部制度﹑加强民主监督入手﹐促进党风好转》。我原以为把题目做得小一些﹐容易被领导同志接受。但启立认为这个题目窄了点﹐要改成“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探索－－蛇口工业区试行直接选举和民主监督”。原稿没有意渲染“竞选”。启立说﹐只写任期制﹐没有抓住实质﹐实质是实行差额直接选举﹐候选人进行书面和演讲答辩。我当然乐意修改。正赶上小平同志再三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大家胆子都大起来了。启立大概不想落后。
（2）给兆国准备在中央党校的讲话稿
晚上在勤政殿小会议室开会。兆国﹑家宝出席﹐讨论兆国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的起草工作。这个讲话对兆国非常重要﹐这是他在书记处份管组织工作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而且是在中央党校对各地高级干部讲。
我主张要讲政治体制改革。会后组成了一个起草小组﹐陈福今负责﹐方兆祥（安庆市委副书记﹐中央党校毕业班学员﹐借调来的）﹑华建敏（上海机电研究所副所长﹐是方的同学）和我参加。我还推荐了这次在洛阳开会发现的一个人才﹐王至元﹐进玉决定即与北京市联系﹐让他明天上午就来上班﹐借调两个月。
3﹑“讲话稿政治”（7月3日－－7月15日）
（1）不能留把柄（7月3日－－7月10）
兆国的讲话稿第一稿付印。下午兆国﹑家宝主持大家讨论。讨论的结果﹐我有两个印象﹕一是写这类东西﹐出新思想是次要的﹐主要的是通篇不要让人有把柄可抓﹐如果被人攻倒一点﹐通篇就完了﹔二是起草这类东西的人﹐能否成功﹐靠碰运气﹐路子熟的﹐对各方面领导情况了解多的﹐运气就好﹐写出的东西就容易通过。
（2）平衡各方面关系（7月12日）
又改了一稿﹐大家都很辛苦。写这样的稿子﹐真正的困难不在于表述思想﹐而在于照顾各方面的关系。稿子不能份量轻﹐又不能份量过重。轻了﹐兆国不满意﹐启立那里也通不过。太重了﹐就有盖上之嫌﹐反而害了兆国。所以﹐我们劝进玉删去讲话稿里透露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内容的一段文字。还要照顾到国务院﹐把文件中有关政府机构膨胀的内容也删了。
（3）兆国担心耀邦的名字出现太晚（7月13日）
周日也不得休息﹐到单位看兆国讲话稿。
下午兆国﹑家宝主持讨论第三稿。兆国说﹐他最担心两个问题﹕一是在讲话中耀邦的名字出现太晚了﹔二是说五十多岁的干部该提的要提﹐这是启立关照要说的﹐但闹不好﹐可能出漏子。
（4）启立嫉妒﹐耀邦欣赏（7月15日）
夜里将兆国的讲话稿改了最后一稿。主要作了三点修改﹕一是引用中央领导讲话﹐在引用谁﹐引用次数多少﹐先引后引方面作了补充调整﹐让耀邦出现得早了些﹐增加了一段紫阳的论述﹐又补引了陈云的一段话﹔二是适当减轻了点份量﹐应当说﹐起草这个稿子所花的功夫﹐比起草启立五一讲话稿所花的功夫要大得多﹐而且用了同样庄严的题目﹕“中青年干部的历史责任”﹐启立讲话稿题目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我一开始就担心启立有看法﹐没有在讲话题目上把他放在高于兆国的特殊位置。果然﹐启立不同意用这个题目﹐只好暂时搁置﹐使兆国的讲话成了“无标题音乐”。为了便于让启立同意兆国这篇讲话稿﹐进玉故意在启立的秘书杨仲瑜面前放风说﹐稿子平了点。启立当真听信了秘书的话﹐同意了。三是把“五十多岁的干部该留的留下﹐该提的提”改成比较模糊的提法。
到现在我才明白﹐写这类政治性文件﹐绝非易事。这不是一般的写作活动﹐而是政治活动。不是一般的文章﹐而是政治艺术品。不了解内幕的人﹐很难欣赏到这种艺术的精湛之处。耀邦能够欣赏﹐他拍兆国的肩膀说﹕“我知道﹐你也难呵。讲一篇话﹐要照顾各方面的关系。”
4﹑书记处办公室“政治体制改革资料编辑组”成立（7月16日－－7月17日）
16日﹐进玉找我﹐说室里和厅里决定成立一个政治体制改革资料编辑组﹐福今牵头﹐让我实际负责﹐从各组抽调6个人参加﹐他们是丹刚﹑至元﹑建平﹑毅亭﹑永社和苏莉。他说﹐要通过实际工作﹐对大家有帮助﹐才能树立威信。
诚德来电话﹐说部里已通知他﹐让他当厚泽的秘书。
17日﹐进玉召集福今﹑至元﹑丹刚﹑建平﹑永社﹑苏莉﹑毅亭和我开会﹐布置编辑政治体制改革参阅资料的任务。进玉宣布﹐福京抓总﹐我具体负责。
资料分六个部分﹕党政分工﹑干部制度﹑法制﹑民主﹑机构和总论。一人负责一部分。每部分选材范围要尽可能广泛﹐包括中央文件﹑领导人讲话﹑调查报告﹑理论论著或文章﹑会议材料﹑内部情况反映和翻译材料等等。资料对上述主题要从多方面论述或进行分析﹐比如历史沿革﹑中外比较﹑现状分析﹑以往改革的成败及其原因分析﹑当前改革的设想（近期或中长期目标﹑条件和制约因素﹑实施方法和步骤﹐等等）。每个方面编一本﹐供中央领导参阅﹐约15万字左右。
5﹑中央批准“军机处”计划（7月19日）
下午召开全室会议﹐传达中央指示。中央已批准书记处办公室上报的请示报告﹐关于办公室的组织机构和任务性质问题﹐已有了明确规定。
进玉说﹐从下周开始﹐中央进入暑期办公阶段﹐中央首长大部分都要到北戴河办公﹐北京中南海开始唱空城计。
6﹑“暑期共产主义”（8月13日）
已有20天没写日记﹐本来可以补写﹐为了不被它拖得喘不过气来﹐自己给自己免除了这笔债务。
这20天活得真不自在﹐没有读书﹐没有写东西﹐心里总有一种负疚感。到北戴河过了一周“暑期共产主义”的贵族生活﹐也没有感到快乐。一伙人﹐整天互相陪﹐游泳﹐打牌﹐下棋﹐游孟姜女庙﹑山海关﹑燕塞湖﹐嘻笑逗乐。我尝到了懒散的滋味﹐心里闷得慌。该做的事不马上动手﹐可能就永远动不了手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身不由己﹐被茫茫世事裹挟﹐想稍微留步﹐停下来思考一下﹐或挽回一点败局﹐已成为过高的奢望了。
7﹑奇怪的钟摆（8月14日）
读《美国政治制度的分权原则》﹐使我产生一个想法﹐世界各国象一个个巨大钟摆﹐在各种不同的力的作用下﹐来回摆动。有的从这边摆象那边﹐有的从那边摆向这边﹐但渐渐地﹐摆速趋缓﹐慢慢接近一个共同点。比如西欧与美国﹐从放任的市场经济摆向有政府插手的市场调节﹔苏联﹑东欧与中国﹐则由完全的政府统制﹐摆向有计划的市场调节。再如﹐一些地方政府权力过大的邦联制国家﹐如1787年制宪会议前的美国﹐摆向中央政府权力增大这一边﹐而中国与苏联会不会由过于集中的中央集权﹐摆向一定的地方分权﹖
不过﹐中国的钟摆有点特殊﹐它总爱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缺乏渐进的过渡。这不﹐由独立性很强的春秋诸侯国﹐一下摆到极端专制的大一统秦国。如果要向另一边摆动﹐也不会是摆向联邦制或邦联制﹐而可能摆向分裂。中国人也是奇怪的钟摆﹐总是在强盗与皇帝﹑主子与奴才﹑至善与极恶之间摆动﹐不是欺压人﹐就是受欺压﹐与别人平等相处﹐还没有这个习惯。
8﹑给邓力群画像（8月15日）
京耀来﹐谈起邓力群那一伙人﹐我们都嘻笑怒骂。他正在看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有人说﹐你不必看那本书﹐看邓力群﹑胡乔木就够了﹐他们比丑陋还要丑陋。有好事者﹐送给胡乔木和邓力群一副对联﹐上联是“论文章江郎才尽”﹐下联是“论整人黔驴技穷”﹐横批是“可以休矣”。
9﹑胡耀邦与邓力群在六中全会决定上的争夺战开始（8月16日）
进玉从北戴河回来﹐当即召集各组负责人开会﹐我参加。汇报完情况后﹐进玉说﹐有几件重要工作要特别抓一下。他特别强调要学习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决定的稿子﹐要统一思想。
这个稿子在起草过程中﹐有些不同意见。有人认为稿子写得不过瘾﹐没有提反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一开始﹐薄一波不赞成搞什么决定。针对这种情况﹐书记处决定一个一个地做工作﹐由启立﹑兆国﹑家宝一个一个去谈﹐去说明﹐争取通过。情况不错。书记处在北戴河开了一天会﹐讨论三稿﹐启立介绍了起草经过。李鹏﹑田纪云﹑王兆国﹑姚依林﹑乔石都发言﹐基本肯定稿子﹐只提了个别意见。
邓力群讲了一个多小时﹐提了两点意见。一是这个决定与十二大以来的其它文件之间缺乏连贯性﹐我想他主要是指二中全会反精神污染的内容﹔二是反映近几年来的新经验﹑新问题不够﹐新问题大概是自由化和精神污染之类。
杨尚昆发言﹐对文件也给予肯定。薄一波也肯定了。紫阳发言指出﹐连续性当然要﹐但把要把说过的话都说一遍也难﹐还是要有新话。给耀邦最大支持的显然还是紫阳。胡乔木先前说没有什么意见要讲﹐可是临到书记处开会前﹐他让杨尚昆带来意见﹐说文件不成熟﹐建议下午的书记处会议不开了。中央认为﹐取消经过讨论决定的书记处会议的理由不足﹐会议照常进行。
进玉还讲﹐要加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调研工作﹐说我们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要赶快送材料﹐要研究书记处的工作如何改进﹐要多一点战略﹐少一点战术。
10﹑政治体制改革初遇冷风（9月2日）
书记处今天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我为会议准备的材料﹐已经送上去了。
我松了一口气﹐到南海边散步。清凉的秋风吹来﹐我又一次感到人生的怅惘。在秋风的吹拂下﹐我有过一些美好时光﹐而瞻望未来﹐我情绪消沉。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能够活下来﹐但都不会激动人心。未来的生活似乎已堕入枯井﹐没有亮色﹐没有波澜﹐没有涛声……
我这一辈子﹐一误再误﹐由一个潜在的诗人﹐变成一个未成名的理论家﹐又变成一个官场“太监”﹔由一个自由自在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绳索越来越多﹐越来越紧。我感到窒息﹐感到无望。我想做的事情﹐都做不成﹐无能为力﹐一筹莫展。似乎到了要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候了……
昨天去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和政治学所联合召开的政治体制改革讨论会﹐人们情绪激动﹐慷慨陈词﹐要求言论自由﹐要求讨论政治问题﹐要求党放弃高度集权﹐要求理论彻底﹐要求根除封建主义。有一位发言者说﹐某位中央领导提出﹐不能把一切都说成是封建主义。发言者问道﹕“为什么总有人听不得人们反对封建主义﹖”
我知道他们冷嘲热讽的是谁﹐是胡启立。中宣部副部长滕腾参加全国省报总编辑会议之前去见启立﹐启立讲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三点使人反感﹕一是说我们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抢旗帜﹔二是说不要提什么两党制﹑设计院﹐使我们又面临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三是说不要把一切都说成是封建主义。这些指示不胫而走﹐传为奇谈。不过﹐启立不会自己发明什么说法﹐他这样说﹐可能是有来头的。他的话﹐可能是给还没有真正开始的政治改革吹来的冷风。
——原载《中国之春》七月号（//www.china-spr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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