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题为“悉尼举办‘九评’专题研讨会的报道里这样提到费博士”费良勇先生在发言中分析归纳了党文化的八个典型特征,并提出通过‘自由民主运动树立公民世界观’的理念,来消除党文化对几代人的影响。他分析了党文化的八个特征即:1.专制性,只允许一种声音,一不允许反对声音;2.阶级性:把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都强行赋于阶级性,3.斗争性;4.暴力性;5.恐怖性;6.谎言性;7.奴才性;8.封闭性。”
像我在墨尔本听到他的两次演讲一样(一次在自由文化运动会议上,一次在“关心中国苦难”公开演讲会上)针针见血。
“我现在回到德国钮纶堡,中途经过日本。”他说:“你写的书我看了,写得很好。”
我顿时热血沸腾,演员最大的心愿是站在舞台上,作家最大的心愿是写的书有人看。
“你能把你的经历写下来,这很好。”费博士称赞道。能得到科学家型的政治家奖的确给我鼓舞不小。我是个叙事型的作家,讲故事是我的拿手戏,在理论家的面前,我感到虚空,底气不足,理论是我应当补的一课,现在我拼命看书,感觉良好些。
“我水平很低。”我最怕自己欺世盗名,所以我经常在报章上揭露自己的糗事,在尊敬的人面前揭露自己的不足。
“水平高低没有关系,关键是要有民主理念,水平再高,欺压老百姓绝对不行。”科学家的思想就是清晰,我深感被理解的欣慰。
我之以意识流的方法时空倒错地写,买杯咖啡恨不得管你要五块钱,我的背包里有自蒸的白面馒头,桃子与李子嫁结的水果,一大包炸花生豆及一瓶矿泉水。
我想起立勇,为他与用林不能同来有些可惜,不过耳闻他俩刚刚去了趟墨尔本。
立勇是老袁介绍我认识的,他打电话告诉我来了个新人,原来是警察“六四”开枪后办地下刊物被判七年徒刑,是国际大赦名单上著名的良心犯。
那天在鹰沟本易秦女士宽敞的住宅中举办的派对上,见到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儿身着退色黄军装的孙立勇先生。他魁梧的身材散发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威严,陶大姐,你好。”他握着我的手用诚恳的男低音说。立勇四立大脸,一双机警的小眼睛,盯着人看时专注阴沉。
那天他做了个冗长但引人入胜的发言,后来我发现他的那个发言大部分都写入小说《越过冰山》,他的狱中自传体小说《越过冰山》
至今仍无机会成书,他给我的是一个光盘。我回赠给他的是我有关狱中的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
一个昔日的囚犯,一个昔日的警察,皆因良心不能忍受共产党的暴政,走上叛逆之旅,殊路同归。
孙立勇先生是“六四”惨案的亲身经历者与见证人,他抱着出世不久的小女儿在长安街,机枪子弹哒哒哒地射来,他躲进一幢楼房,看见民众推倒一堵墙,用砖头与军队对抗。
在共产党大举抓捕民运领袖与民众的恐怖中,孙立勇与他的伙伴画家金橙等人办起地下刊物“钟声”。他本人当过警察,所以知道如何对付警察的追捕,他们的“钟声”杂志一共坚持了两年之久,和他一起的伙伴都被捕了,他还未暴露,他觉得对不起哥们儿,如果只有他一个人不受苦,他毅然走进公安局的大门,(如当年刘青)投案自首但不认罪,被上酷刑,被关进直不起腰的小铁笼,被判七年徒刑。
等出狱时,老婆离婚了,女儿长大了,父母衰老了。只可怜的是女儿孙毅,天天坐在小板凳上等爸爸回家,爸爸回来后,天真地问:“爸爸,你还走吗?”
非常幸运的是孙立勇先生很快获得澳洲给政治犯的居留权,孙毅也得以到澳洲,二零零六年,孙立勇还与心爱的姑娘组成美满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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