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8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楊家岱採訪報導）北京大學的一個課題組透過網路模式進行的調查報告顯示，在中國社會的各個群體中，農民的收入最少，對生活的信心和希望最低。中國農民對生活的信心和希望為什麼這麼低？美國托萊多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冉伯恭和三一學院教授文貫中圍繞這個問題展開討論。

記者：北京大學的一個課題組有關國人生活質量的調查報告：顯示農民對這個生活的信心和希望最低，不知道您們兩位教授聽到之後有什麼感想。冉教授請您先講。

冉伯恭：依我的看法是農民對生活和經濟方面都沒有信心，我認為最主要的是希望的問題。中共官方過去採取了很多政策，但是很多農民對這個經濟和經濟的未來根本沒有信心，認為沒有希望，我認為經濟困難的本身當然是個問題，但是還不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基本問題是真正對將來經濟有沒有希望，過去在做改革的時候，大家都了解中國經濟改革開放，開始發展包產到戶、取消公社，最後發展鄉鎮企業。

七十年代後期，八十年代初期，中國鄉鎮的經濟情形並不比現在好，但是當時一般農民都很有希望，他認為將來經濟會更好，人民精神上，前途是一片信心，對經濟發展有信心。現在中共政權怎麼樣除了在發展各種新政策、新措施以外，給予人們建立起希望。

記者：冉教授就宏觀上來講問題，那麼就沿著這個思路往下講，請文教授講一講您聽到這個消息以後，農民對生活的希望和信心最低，您聽到這個消息您有什麼感想？

文貫中：我的感想是兩點：一個是說並沒有覺得很意外，因為即使沒有這個調查，我想在中國各個階層當中，應該是農民對現狀最不滿意然後最失望，信心也最低。第二、我在東北也插了好幾年的隊，所以對農民還是非常有感情，看到他們現在對未來如此的沒有信心，當然也是感到很傷心。

剛才冉教授也提了如何提高農民的希望，官方最近這兩、三年來對農民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像農業稅的取消、糧食生產加重補貼。另外，現在確定義務教育資金用縣的財政來支持，是出臺了一些措施。但是我自己覺得就是說，第一、農民的狀況要改變大概不是短期之內能夠做到的。

第二、我覺得目前中國現行的制度裡面有很多歧視農民的地方，好比說工業化和城市化當然是大量利用農民的廉價勞動力，但是一般農民很難在就業的地方就地定居下來，這個就給農民一個很不好印象，就是說我辛辛苦苦工作但是幾乎是留不下來的，在城市裡面或者在工礦區裡面，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東南沿海的繁榮很難為農民所分享。

記者：對於怎樣解決農民增收的問題，文教授有沒有什麼思考？

文貫中：增收我是這樣想，中國的耕地是極為有限，而且每年在慢慢縮小，因為是住宅用地、工業用地和一些所謂交通用地的關係。農民要增收，最主要的方式是農民的數量要絶對大大下降，中國現在農民的數量沒有明顯的下降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就是農民到東南沿海打工，到城市那邊打工很難留下來。

記者：冉教授對文教授講的這個情況有沒有什麼補充的？

冉伯恭：我覺得原來過去七十年代在中國發展鄉村企業、建立新的小城鎮，我覺得那個政策是相當好的政策。我在美國也曾發表文章就是，我對當年覺得限制這個大城市發展，鼓勵小城市發展，最近當然中共已經放棄了這個政策，在集中在發展大城市，但是對鄉村和企業的發展根本是忽略了，沒有再繼續鼓勵和培植協助。

我是希望中國可以再從新對鄉鎮企業增加協助，在經濟方面、資金籌措方面、設施方面、市場這一方面再對鄉鎮企業多加協助，這樣可以使起碼一部分農民也可以說有半農半工半商的性質，增加他們的收入。

記者：咱們現在談談教育問題。好像是有一個數據，如果所有農村失學兒童都上學的話，那麼接受九年義務教育的在校生就有1.3億人，需要經費每年是675億元。我弄不懂的地方就是說這筆經費國家中共官方真是沒有能力來解決嗎？

文貫中：從過去幾年的情況來說就是沒有能力。地方上如東南沿海、大城市周邊當然是沒問題，但是廣大的中西部有很多縣很窮，它們就說它們沒有這個錢。

記者：冉教授對農村義務教育問題有沒有什麼補充的？

冉伯恭：全國義務教育沒有中央協助，當然地方不可能去解決這個問題，但中央有沒有這個錢逐年的提高教育經費達到這個目的呢？當然就看中央認為九年教育是不是重要，重要到什麼程度，和依據各方面的需要來衡量哪個重要？

我相信各國政府都是一樣的，很多項目都需要錢，看哪一個項目更重要，比如說國防比較起來，看是國防重要還是九年義務教育重要。

文貫中：我非常贊成冉教授的意見。就是說義務教育的重要性應該把它提高，中央應該認識到這是長期的當然又帶有急迫性的，因為如果幾億農民他們現在的小孩長大以後仍然是沒有文化的、仍然是素質很低的，那麼這個國家是不會長治久安的，所以我覺得教育是最最重要的。

（據自由亞洲錄音整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