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狗仗邪靈造劫難文革小組掌邪旗

文革浩劫中，共產邪靈要去徹底毀掉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體系和傳統文化。以達到其對中國民眾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絕對領導權。而中共黨內有一些人良知猶存，心靈深處的留存的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觀念和傳統文化的底蘊還能起作用，這些人是共產邪靈難以操控的，還有一部分人雖然己在共產邪靈的操控中，但還達不到任意操控的程度，這些人，在中共政權內掌有一部分權力，要從政治上整治這一部分人，在組織上，就需要新的機構，第一個新的機構就是臭名昭著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以下簡稱文革小組)。

這個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正式宣佈的文革小組，其主要成員在文革浩劫中，幹盡了壞事，解析一下這些人所幹的壞事，對認清共產邪靈附體的邪惡本質是有必要的。文革小組的成員雖說有十幾名，且有變動，但主要起壞作用的是：江青、康生、張春橋、陳伯達、姚文元等人。我們先來看看這是怎樣的一幫人。
　　
1、江青
江青名義上是副組長，但在她後面撐腰的是毛澤東，她幹了許多毛澤東要幹，但不方便直接幹的壞事，用江青自己的話來說，她不過是毛澤東的一條狗，叫她咬誰就咬誰。這話還真說對了幾分。不過，毛澤東是受共產邪靈附體操控的，說到底，江青也是共產邪靈附體操控的，如果說江青是共產邪靈附體在人世間的一條狗，叫她咬誰就咬誰，就更貼切了。這條狗在共產邪靈附體的操控下，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幹了許多壞事。

江青被稱之為文革的旗手，這個旗手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在文革浩劫中所起的作用，周恩來在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的很清楚：”中央文革是文化大革命產生的新生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直接執行了毛主席交給的任務”；但在文革浩劫後，中共卻把許多應由毛澤東負主要罪責的罪行都推到中央文革及以後的」四人幫」身上，名義上是保毛澤東，實際上是保共產邪靈附體的中共，因為若否定毛澤東，就相當於否定了中共，否定了中共就是否定了共產邪靈附體在人間的表像組織，所以中共不能否定毛澤東，

江青作為共產邪靈附體操控的一條狗，也自有其罪責難逃的罪行，作為中共有意拋出來替罪的一條狗，她的罪行公開的不少，僅舉一例：

文革浩劫中，江青提出了一個打人公式，這個公式是毛澤東認同的。叫好人打好人，誤會；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階級報復。她的這個打人公式對挑起，煽動全國性的武鬥起了極壞的作用，有難以計數的民眾就是在這種全國性的武鬥中喪身的，致殘的。
僅此一例，就可知其罪行並非人世間的死緩及自殺身亡能還得了的

2、康生
康生是文革小組的顧問，是中共黨內有名的「迫害狂」，最喜歡整人，文革浩劫中，他參與直接迫害的大體上是兩類人，第一類，根據政治形勢的變化來整人。後來發展到根據江青的意願來整人，江青要整誰他就整誰。只要江青說某人是壞人，他就連夜找材料，第二天就能證明某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務。

文革前的國際問題專家姚臻，從1960年開始就在康生手下工作，相安無事，文革浩劫一開始，有人貼了姚臻的幾張大字報，康生立即把姚臻拋了出來，並污蔑姚臻是彭真「專門派來監視我的特務」。康生又讓他的秘書到中宣部的一個會議上宣佈對姚臻的誣陷，把姚臻逼得當天晚上就含冤自殺1968年，康生和江青一起指揮「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大搞刑訊逼供，製造偽證，誣陷劉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務」。

第二類是那些知道康生底細的老幹部。康生心胸狹窄，報復心重，生性多疑，常羅織罪名整人，欠下了累累血債，僅舉一例：

就是所謂的「蘇枚謀害案」，康生的妻妹蘇枚在歷史上曾被捕過。出獄後經康生給她恢復了黨籍。文革初期，正當紅衛兵到處「揪叛徒」時，蘇枚突然服安眠藥自殺，康生、曹軼歐硬說這是「反革命謀殺」，責令公安部門和政法幹校追查謀殺的兇手。1968年1月，康、曹聽說政法幹校有人調查蘇枚的歷史問題，又指使謝富治等人，以「謀殺蘇枚的嫌疑」和「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將該校副校長石磊等7人拘捕起來，還有50多人被隔離審查和受到批鬥，其中逼死一人，逼瘋四人；並將對蘇枚進行搶救的顧惜春大夫等十多名醫務人員關進監獄，無辜坐牢達六年之久。

歷史上，文革浩劫中，經康生直接，間接整死的人數不清，由於作惡太多，康生臨時前患了恐懼症，每天二十四小時要警衛員開燈陪著，病房裏要不停地放映電影，只要病房裏沒有人，他就會恐怖地叫喊，誰誰誰來找他索命了，誰誰誰滿身血污，誰誰誰帶著鐐銬叮噹作響，喊得有聲有色，聽者毛骨悚然。據精神科醫生說，一個人生前作過影響比較深的事，在臨死前，大腦皮層的記憶會反饋出來，這是科學的解釋；佛教的因果說，也解釋得通，因為他幹了傷天害地的事，所以鬼魂要找他索命。

3、張春橋
文革浩劫中，張春橋被叫做狗頭軍師，卻也是入木三分。一是此人頭腦裏裝滿了共產邪靈的那一套邪理害人經，人性喪失殆盡，幹了許多喪心病狂的壞事，可歸於禽獸一類的生物；二是江青幹的許多壞事中有一些是他出的壞主意，江青是共產邪靈附體操控的一條狗，張春橋作為這條狗的軍師，其頭銜當然只能是狗頭軍師了。

在狗類中，有一種不聲不響突然從人背後咬人的狗，叫作陰狗子，這個狗頭軍師也深具這種陰狗子的特性。人被他咬傷了，咬死了，可能還不知是誰下的口，僅舉一例，文革浩劫中，有一個叫郭仁傑的人將張春橋家的地址告訴了某造反派組織，此造反派組織準備抄張春橋的家未果，張春橋就指使人將郭仁傑整治地跳樓自殺身亡，張春橋就這樣不動聲色要了人一命，其兇殘也可見一般。

張春橋的陰毒還不是表現在這方面，作惡更深更廣更重的是在文革浩劫中，其在共產邪靈附體的操控下，鼓吹共產邪靈附體的那一套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邪理，毒化人心，煽動人們在互相鬥，互相殘殺中毀掉中華民族的道德體系和傳統文化，他野心不小，還想當中共的頭，有以他的名字的所謂的「張春橋思想」。一九七五年四月，張春橋發表了《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被說成所謂的「張春橋思想」的表述，其實，所謂的「張春橋思想」，說穿了，就是，為了「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文化大革命」就要一次又一次地進行。這種所謂的「張春橋思想」，非人的思想，充其量，也就是陰狗子發出了幾聲怪叫而已。

4、陳伯達
。在文革浩劫中，毛澤東是用槍桿子，筆桿子殺人的慣犯。陳伯達作為忠實為毛澤東所用的筆桿子，參與起草了許多導致無數民眾受迫害，難以計數的人頭落地的檔和文章，無疑也是主要罪犯一個，他還有用謠言殺人的記錄：陳伯達1967年12月26日上午在唐山市接見唐山地區各縣、市代表團、地區革籌小組及駐軍大會上的講話時，所用的材料，用陳伯達自己的話說：「這些講話是到了那裏以後，東聽西聽，總是經過有什麼彙報，我信任了」，陳伯達信任了的是什麼呢，是謠言。這謠言經過他再加工後，在處於他當時那個位置上放出來，其殺傷力就非同一般了，直接受他放出謠言傷害的計有：

受審查的幹部1604人，被定為和列為叛徒、特務、國民黨、走資派等問題的737人……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幹部、群眾84000餘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2955人，致殘的763人。史稱冀東大冤案。

雖然陳伯達自覺不自覺的幫共產邪靈附體殺人不少，但他身上傳統文化所留下的種子並未被更除，所以，他在晚年也承認文革浩劫：」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我是一個發瘋的人。」

陳伯達是共產邪靈附體把一個受過傳統文化教育的正常人，演變成一個發瘋的人的典型例子，但這類例子絕非只此一個，而是許許多多。

這個發瘋的人被共產邪靈附體利用去殺人後，又作為替罪的物件，在文革浩劫中就入獄受折磨了。

5、姚文元
姚文元，被江青在多種場合稱讚是無產階級的「金棍子」。棍子也，不管這棍子是金的，還是銀的，與人相比，其最大的特徵是無人性。姚文元十六歲就加入了中共，也就是說，很小就在共產邪靈附體的操控之下了。演變下去，除了無產階級的「金棍子」這個頭銜外，他還兼有「文棍」、「文痞」、「文化劊子手」，以文學、文化為幌子的「政治陰謀家」等諸多頭銜，名實相符，都是他在為共產邪靈附體賣命中掙來的，頗不容易。可惜是投錯了主子走反了路，只落得個「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的下場。

在文革浩劫中，「文痞」姚文元把共產邪靈附體的邪教本質，流氓本性熔進了惡性膨脹的黨文化中，略舉兩例：

1。「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黨文化，。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與「評陶鑄的兩本書」兩篇文章，都是以這種「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黨文化羅織罪名，置吳晗和陶鑄於死地的。這種「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黨文化，現在繼續被中共的文痞用在為異議人士、八九學運和法輪功定罪上，且是變本加厲。

2。「封鎖真新聞，偽造假新聞」的黨文化。姚文元在主管意識形態時嚴密封鎖各種中共統治給民眾帶來災難的真新聞，例如，上述的被國際上稱為「板橋水庫潰壩事件」的新聞，當時，被姚文元掌控的媒體就未見公開報導，充斥在當時媒體上的，還是形勢大好，越來越好的一片歌功頌德的假新聞。現在中共在這方面與時俱進，把這一套用在互聯網上去了，封鎖過濾互聯網上的真新聞，偽造互聯網上的假新聞，以維持它搖搖欲墜的統治。

姚文元肉身的使用價值被共產邪靈附體利用完了，其參與構造的黨文化還在害人，要清除黨文化對人的毒害，進一步揭露姚文元這類在共產邪靈附體操控下的生命，在文革浩劫中犯下的罪行是有必要的。

6、王洪文
王洪文不是文革小組的成員，但是，其在文革浩劫中所犯下的罪行與文革小組中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聯繫甚深，被冠以四人幫名之，這裏一併說說。

王洪文，1935年生，1973年8月開始任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等職，1976年10月被捕，滿打滿算，在這些位置上呆了不足三年兩個月，卻換了個無期徒刑加癌症，死時年僅58歲，連中國人的平均壽命都未撈到，王洪文在文革浩劫中象坐直升機一樣飛黃騰達，這和中共的發家史有關，中共在打天下非法建政的過程中，騙取了無數的工人，農民為其流血賣命，非法建政後，工人農民還是處於被共產邪靈附體榨取血汗的位置，其整體的社會地位並未得到實質性的改變。共產邪靈附體讓王洪文突然間竄到那麼高的位置，是含有安撫和利誘工人，農民軍人的意圖的，說安撫是因為七年多的文革浩劫，使國民經濟步向崩潰的邊緣，民眾之間的互相鬥也鬥疲了，民間低層對中共政權的不滿情緒正在上升，毛澤東說，王洪文種過田當過兵做過工，工農兵都齊了，在後來又當過幹部，經歷比較全面。把王洪文放到高位，就是把王洪文作為工農兵，低層幹部的代表供起來，似乎中共政權是在代表工農兵，低層幹部的利益在行事，文革搞對了，以平息民間低層的不滿情緒；說利誘，是把作為王洪文個標杆，使那些工農兵，低層幹部中一心想上爬的人覺得有個奔頭，使那些人按照共產邪靈附體的邪路在害人自毀中往下滑。

王洪文在四人幫中表面官階最高，實際上，他要服從江青、張春橋的指揮，是個被利用的角色，就象一直被共產邪靈附體欺騙利用的工農兵，低層幹部中的一些人一樣。短淺的利益享受，換來的是長期的無邊痛苦。

從上文中，不難看出，文革小組，及後來的四人幫都是些什麼人，如果在傳統的正常的社會裏，根據這幫人所表現出來的極其卑劣的道德品質，十分低下的智力水平，是決不可能在一個國家的最高層胡作非為達十年之久的，之所以有此怪異現象出現，就因為在中國民眾整體道德水準下滑的背景下，共產邪靈在宇宙中舊勢力的縱容下，附體全中國，全中國相當大的一部分人的道德品質之卑劣，智力水平之低下，與這幾人在同一層級，這一幫人犯罪的能量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於與他們壞在同一層級的那些人的，不過是這幫人權力大，造成犯的罪也大，罪孽更深重罷了。在中共黨內，象文革小組，及後來的四人幫這類禍國殃民的貨色從未少過，但其下場也決不會好過這幫人。(待續)(//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