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4日訊】從執掌政權以來，中國共產黨就利用一切宣傳機器（“黨的喉舌”）動員和要求中國人民對它感恩載德。在自稱“人民勤務員”的同時，它又自詡為人民的救星和母親。在全國上下，“黨的喉舌”無時不刻、無孔不入地對黨進行不遺餘力地歌功頌德。中國共產黨以這種“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的自我表彰方式開始了它的自戀的最初階段。

當時，農民分得了土地，工人“當家作了主人”。他們感謝共產黨把他們由舊社會的剝削和壓迫中解放了出來。他們擁護共產黨，以為共產黨真的能夠把他們帶入共產主義社會，過上自由平等的幸福生活。因此，他們對於黨的自吹自擂，不僅沒有反感，反而由衷地認同。這是共產黨和它的基本群眾（工人和農民）的蜜月期。

1956年2月，“蘇聯老大哥”展開了對專制暴君史達林的批判。在共產主義鐵幕後面出現了思想言論“解凍”的大氣候。毛澤東佯充開明君主，宣佈在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領域採取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動員全國人民幫助黨整風。知識份子對共產黨“一邊倒”（向蘇聯）、瘋狂鎮壓反革命、強迫進行思想改造、一黨壟斷權力等做法本來就不太滿意。在黨的鼓勵下，他們真誠地向黨提出了許多意見和建議，對黨的領導的正確性公然提出了置疑。

面對這種置疑，毛澤東在1957年3月的一次工作會議上講：“我們的黨是一個偉大的黨、光榮的黨、正確的黨。這是必須肯定的。”隨著形勢的發展，這種“必須肯定”導致了隨後的反右運動，上百萬優秀知識份子由黨的朋友或同路人突然變成了“人民公敵”。這種“必須肯定”把黨的自戀帶入了第二階段：由大張旗鼓地自我吹噓變成了直言不諱的自我肯定。從那以後，“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就喊遍了全國城鄉，響徹在許多正式和非正式場合。

這種恬不知恥的自我肯定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虛弱的表現。就象膽小鬼走夜路的時候吹口哨給自己壯膽一樣，毛澤東提出這個響亮的口號是為了給他自己和他的黨打氣。他在內心深處已經認識到他領導的黨已經做了一些錯事，不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在大躍進導致全國範圍內的大饑荒以後，他甚至打算在廬山會議上檢討黨和他本人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但是彭德懷的意見書使他改變了主意。他認為他不可以退讓。退讓就可能喪失他個人的權力，甚至動搖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所以，他改變了反左的初衷，把廬山會議開成了一個反右的會議，並且在會後又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了反右傾運動，以提高他的個人威望和鞏固共產黨的統治。黨的最高領導人的這種掩耳盜鈴、蠻不講理、死不認錯的作風從此就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一貫作風。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屆時，毛澤東通過文化大革命已經打倒了他的政敵劉少奇，奪回了他旁落的大權。但是，與此同時他也把中國拖入了長期的政治混亂和經濟蕭條。解放二十年來每況愈下的貧困生活和層出不窮的政治運動搞得民生塗炭、民心思變。在此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為了給自己壯膽，為了給全體黨員打氣，把自我肯定進一步升級，把“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巨幅橫額第一次掛在大會會場──人民大會堂。這一假大空的口號也第一次寫進了中國共產黨黨章。

文化大革命給全國人民帶來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培養出兩個陰謀家、野心家集團──林彪軍人集團和江青文人集團。但是，只要毛澤東一息尚存，“黨的喉舌”就還是奉旨一口咬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哪怕毛澤東已經見了閻王，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領導下的“黨的喉舌”還是信口胡說“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成就就是揪出了兩個陰謀家、野心家集團──林彪集團和‘四人幫’”，還是只能反右，不許反左。對於左到極點的江青文人集團，也不許批判他們左，而是批判他們“形左實右”。黨的御用文人編出這種本末倒置、因果顛倒、自欺欺人的謊言，以為這樣可以掩蓋事實，保持住它一貫正確的形象。

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無盡災難的毛澤東在1976年去見閻王以後，鄧小平在1977年複出，提出“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於是，繼續一口咬定党從來沒有犯過錯誤就再也行不通了。不管“黨的喉舌”多麼能言善辯、巧舌如簧，都不能否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党領導的。面對這一困境，鄧小平一面繼續高呼“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一面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對於錯誤有自我糾正能力”，甚至恬不知恥地把“中國共產黨對於錯誤有自我糾正能力”當成中國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的一種證明，從而把黨的自戀帶入了第三階段。

現在共產黨不得不承認它在歷史上犯過錯誤了。但是那都是前任領導人犯的。然後都在現任領導人的領導下，由“中國共產黨自己改正了”。因此，現任領導和現行政策還是絕對正確的、是不容批評的！所以，鄧小平可以毫不留情地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對於從根基上傷害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元氣的反右鬥爭卻昧著良心堅持“是正確的，只有擴大化的錯誤”。為什麼？因為反右鬥爭是由他本人──當時的鄧總書記──具體領導和執行的。

所謂的“中國共產黨對於錯誤有自我糾正能力”是中國共產黨編造出來的一個彌天大謊。它是中國共產黨頑固拒絕批評、堅持一黨專制的藉口。由於屢犯錯誤、喪盡民心，中國共產黨早已無比脆弱、不堪一擊了。為了保持對權力的壟斷，它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這一神話。它必須把錯誤都推到前任領導人身上，把它的現任領導人打扮成絕對正確、神聖不可侵犯的英明領袖。它只好強調“共產黨所犯的錯誤都是由自己改正的”、“中國共產黨對於錯誤有自我糾正能力”。它只好壓制一切批評、迫害所有批評者。中國共產黨的這種荒誕邏輯和殘暴政策為中國共產黨製造出一個又一個的獨裁者──毛澤東是典型、鄧小平是成功的效尤者、江澤民是不成功的效尤者。

讓我們來看看什麼是中國共產黨對錯誤的自我糾正能力吧。由於中國共產黨沒有程式化的權力轉移機制，由於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擁有不受約束的權力，總是要把權力傳給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所以中國共產黨對錯誤的自我糾正能力只在三種情況下生效。

第一， 前最高領導人自然死亡。文化大革命搞得天下大亂、民不聊生。但是這一顯然的錯誤在毛澤東在世期間卻一直沒有得到糾正。文化大革命還是一年接一年地搞下去。對於他在世最後十年從來沒有停止過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甚至發出夢囈，說“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要搞一次”。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只要毛澤東還有一口氣，文化大革命就不會終止。如果毛澤東象鄧小平那樣高夀，亡黨亡國也許已經成了事實。“黨對錯誤的自我糾正能力”也許永遠沒有機會體現出來。

第二， 宮廷政變。華國鋒、汪東興夥同葉劍英、李先念突然襲擊，逮捕江青文人集團，粉碎了他們篡黨奪權的陰謀，糾正了他們的極左路線。這是一場典型的宮廷政變。如果江青文人集團有兵權，“哪怕是有一個團的兵力”（王洪文語），“黨對錯誤的自我糾正能力”能否生效就很值得懷疑了。中國也許還要沿著極左的道路繼續往下跑。

第三，黨內高層鬥爭。例如鄧小平把堅持“兩個凡是”的華國鋒擠下臺。“黨對錯誤的自我糾正能力”在這一場合生效，必須是一方遠遠弱于另一方。如果華國鋒的能力強一點、資歷深一點、人望高一點、手段狠一點，鄧小平能不能把他擠下臺也許還是問題。中國也許還在“兩個凡是”的泥坑裏掙扎。

必須指出，宮廷政變和黨內鬥爭是一把兩面刀。它可以糾正錯誤，也可以造成錯誤。例如，黨內高層鬥爭不只是把華國鋒趕下了台。也把胡耀邦、趙紫陽趕下了台。還曾把劉少奇、鄧小平趕下臺。而且，在這樣“糾正錯誤”的同時，往往伴隨著全國的政治經濟混亂，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所以說，“黨對錯誤的自我糾正能力”從根本上說是不可信賴的。它在本質上是中國共產黨通過黨內權力鬥爭來適應環境、跟上形勢、維持統治、苟延殘喘的結果。

儘管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江河日下，但是中國共產黨的自戀情結從來沒有減弱過。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在中共中央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必須堅持党的領導”被堂而皇之地列為第三條。如果某個狂人高呼“必須堅持我的領導”，大家一定會嘲笑、輕蔑、厭惡這個自高自大的瘋子。但是中國共產黨卻毫不含糊地把它當作基本原則提了出來，並且要求全國人民遵照執行、不許反對。趙紫陽說得更加露骨，“其他幾項都可以少提，主要是堅持党的領導。”他在隱晦地告訴我們，連他本人都不再相信所謂的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了。他關心的只是保持黨對權力的壟斷，從而保住共產黨既得利益集團的特權。江澤民則把黨和國家等同起來，一語道破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黨國的本質。他說：“現在的情況下，愛國就是愛共產黨、愛社會主義。”真是難以想像，博學多才的江主席的智力居然如此低下，連國家、政黨和主義是三個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都不知道。

中國共產黨的自戀本色雖然沒有變，但是多少還是有了一點廉恥之心，不敢在黨章上白紙黑字地進行漫無邊際的自吹自擂了。自“十二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這句假大空的口號已經在黨章中消失。但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這一巨幅橫額仍然高懸著。“十六大”也不例外。

歷史在前進，人民在覺醒。中國共產黨結束自戀、面對現實的時候到了。筆者奉勸中共領導不要再自吹自己的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不要再瞎說共產黨對錯誤有自我糾正能力，而要認真檢討自己的錯誤，虛心接受來自外部（黨外、國外）的批評，開放黨禁、允許民間自由組黨，建立有效的黨外監督機制，停止對異議人士的瘋狂鎮壓，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樣，中國共產黨也許還不至於一敗塗地。

《議報》第96期(//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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