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2日訊】（一）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的規定：“少數服從多數，局部服從全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由兩百多個中央委員和一百多個候補委員組成，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黨的方針政策就是在這裏舉手“一致”通過的。但是中央委員們對黨的方針政策的制定卻沒有多少發言權，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二十來個委員，特別是六、七個常委的事情，因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常設機構。那麼，如果在政治局制定方針政策時出現了分歧又怎麼辦？共產黨還有秘而不宣、但又簡便易行的第五條規則：“中央服從主席”。這種累進式的尖塔形結構使得中國共產黨蛻變成了一個由幫主獨斷專行、幫主具有最後決定權的封建幫會組織。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歷任幫主是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鄧小平美其名為“核心”。）幫主為了建立一言九鼎的權勢和威望，總是要動用他掌握的宣傳機器（黨的喉舌），通過他的忠實奴僕的吹捧，把自己變成黨的同義詞，然後再逐步淩駕於黨之上。在文化大革命中，報刊雜誌把原來的“黨中央、毛主席”的稱謂變成了“毛主席、黨中央”，這就白紙黑字地寫明瞭毛澤東是位於黨中央（按民主集中制，也即全黨）之上的。1992年，退休的前党主席、身為一個普通共產黨員的鄧小平，通過南行講話使共產黨的經濟政策急轉彎，這在事實上表明了鄧小平是位於黨中央之上的。江幫主也想學習前兩任幫主淩駕於黨中央之上。無聊的幫閒文人幫他想出了文理尚嫌不通的嵌字句：“江淮之水澤於民”，在全國廣為傳播。只是江幫主的人望太低，加上有以鄧力群為首的老左派的鉗制，所以無法得逞。
當幫主淩駕於全黨之上以後，他就實現了由人到神的轉變。他就變成了宗教的教宗，高高地坐在神壇之上，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施展神威，發號施令。這時的中國共產黨也就進一步由封建幫會組織演變成了教宗主宰一切的宗教迷信組織。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伊始，毛澤東就莊嚴宣告：“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由於共產黨把它的指導思想等同於宗教教義，只許人民信仰和崇拜，不許人民質疑和批評。所以這一宣告在事實上正式確立了中國大陸上的第二黨國（蔣介石自稱他統治下的中華民國是黨國，是為中國大陸上的第一黨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政教合一的政權體制。
在此政治體制下，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的具體體現。中國共產黨黨員的職責就是不折不扣地執行這些方針政策，“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懷疑和反對黨的方針政策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反黨，就有囹圄之災。任何人，如果他想入黨、在黨（進而升官發財），他就必須對教義和教宗忠貞無二。他就必須閹割掉他的思想功能，無條件地聽黨（教宗）的話，做黨（教宗）的馴服工具，把黨性原則放在高於一切的地位，哪怕黨已經蛻化變質，與人民為敵；哪怕黨的方針政策與理性、人性、正義、良知、人權、道德、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格格不入、背道而馳。也就是說，在把思想閹割之後，中國共產黨黨員還必須閹割他的道德觀念和獨立精神。
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這是原則上的抽象要求。它的具體體現則是聽上級的話，做上級的馴服工具，（民主集中制的規則之一：下級服從上級）。因此，在中國共產黨這一封建幫會中，下級對上級唯唯諾諾、吹吹拍拍、有求必應、有令必行。對此，一名刻苦鑽研的黨幹甚至還寫出了一本“學術專著”《下級學》，恬不知恥地專題討論下級應該如何揣摩上級的意圖，把吹牛拍馬的功夫練到爐火純青的程度。在沒有出版自由的中國，這樣的書可以堂而皇之的正式出版，這說明共產黨對該書的觀點是讚賞的、鼓勵的。與此相反，下級對上級懷疑、批評和違抗是絕對不容許的。在中國共產黨看來，這無異於違法亂紀、忤逆不道，必須受到黨紀國法的懲處。於是，在中國共產黨內，敢作敢為、堅持真理的人越來越少，庸庸碌碌、得過且過之徒卻越來越多，形成了一種令人憎惡的落後腐敗的逆淘汰機制。
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它淩駕於人民、國家、法律之上，僭占了一切政治、經濟、社會資源，把國家當作它揮霍無度的私有財產和鎮壓異己的暴力機器。作為它的一份子，中國共產黨黨員享有政治特權，通過權錢交易還可以撈取經濟實惠。所以，許多追名逐利之徒揮刀自宮，閹割自己的獨立思想，拋棄人類的道德觀念，心甘情願地當心靈太監、思想太監、精神太監，想在這個封建幫會和宗教組織中佔據一席地位元，撈到一些好處。這與明“景泰（明景帝1450年）以來，近畿民畏避差役，希圖富貴者，往往自宮赴禮部求進”[1]，沒有本質上的差別。
不能否認，也有一些理想主義者輕信馬克思主義“解放全人類”的空洞口號，滿懷革命激情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入黨之後，他們如果想在黨內呆下去，就必須按照黨的要求揮刀自宮，閹割自己的思想功能和獨立精神。如果他們堅持要做一個功能完整、獨立自主的人，他們就或遲或早會被共產黨的選劣去優的逆淘汰機制淘汰掉。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胡耀邦、趙紫陽等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值得慶倖的是，隨著共產主義制度在世界範圍內的破產，隨著中國共產黨的倒行逆施給中國和中國人民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災難，由衷信仰馬列主義教條的人越來越少。在夜深人靜之際，中國共產黨的現任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等人如果捫心自問，據實以答，他們大概也不得不承認，連他們自己也不再真正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了。他們之所以還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因為離開了四項基本原則，他們的宗教就失去了教義和經典，他們的政權就會隨之轟然倒塌，他們享有的特權將會不翼而飛！
明朝的法律是嚴禁自宮的。弘治5年12月，禮部曾榜諭天下：“今後敢有私自淨身者，本身及下手人處斬，全家發邊遠充軍。”[1] 與此相反，中國共產黨卻大力提倡、熱情鼓勵、強烈要求、嚴格規定全國人民必須閹割掉自己的獨立思想。它要求人民向組織靠攏、向党交心、站穩階級立場、反戈一擊、大義滅親，也就是命令人民自殘心靈、自閉思想、自絕精神、自投體制羅網，以大無畏的精神揮刀自宮，爭取加入它的幫會和宗教。這些做法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邪教組織。
（二）
共產黨掌權伊始，農民分得了土地，工人“當家作了主人”。他們認為共產黨把他們由舊社會的剝削和壓迫中解放了出來。他們由衷地擁護新社會，相信共產黨，以為共產黨真的能夠把他們帶入共產主義，過上自由平等的幸福生活。因此，當時的工農大眾在思想上與共產黨幾乎沒有隔閡。但是，知識份子卻大為不同。他們大多數人接受的是歐美教育，政治地位和經濟狀況比工農好。他們中的姣姣者留下來沒有跟國民黨走，甚至專程從歐美國家趕回來報效祖國，並不是因為他們信仰共產主義，而是因為他們憎惡國民黨政府的貪污腐化，期盼新生的共和國能夠一改舊中國的陳腐氣息，走上繁榮富強的道路。所以，他們對共產黨不像工農那樣感恩戴德，對共產黨“一邊倒”（向蘇聯）的方針政策也不像工農那樣盲目擁護。
以馬列主義為宗教的共產黨不能容忍這種狀況的存在，遂於1951年底發動了一場以全國知識份子為物件的“思想改造運動”，脅迫知識份子拋棄自己的獨立思考，轉變為馬列主義信徒。在這場脅迫自宮的運動中，各大學的黨委發動學生、職工中的“積極份子”（業已揮刀自宮者），大會批判、小會“幫助”，對必須交待“過關”的教授們一一受過歐美教育的大知識份子一一進行圍攻，追查他們的歷史，逼迫他們主動認罪。1952年元旦，毛澤東又號召全國“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將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洗乾淨”。
知識份子雖沒有貪污、浪費、官僚主義之類的問題，可是人人身上都有“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誰也不敢說自己一身清白。為了避免與這個咄咄逼人的新政權發生針鋒相對的正面衝突，大多數知識份子只好低頭認罪、向共產黨表示竭誠效忠。許多享譽中外的大學者爭先恐後地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深刻檢查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例如羅常培、金岳霖、錢端升、王家楫、周培源、梁思成、陸志韋、潘光旦、馮友蘭等），有的人還主動給自己帶上了剝削階級帽子（例如茅以升）。少數不甘自宮的知識份子失去了教職（例如劉文典）。有的知識份子不堪侮辱，甚至以自殺來表達最後的抗議（例如高崇熙）[2]。
就這樣，共產黨邪教以“思想改造運動”完成了脅迫知識份子自宮的預定目標。從此，獨立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就基本上不再存在了。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忘記了他們是民族的良知，應該為民族發出時代的呐喊。在被迫自宮以後，他們失去了獨立思考能力，朝思暮想的就是如何向共產黨政權爭寵獻媚，以免再受批判和“幫助”，誠惶誠恐的就是得不到共產黨的信任和重用，丟失已有的名譽和地位。
筆者的父親就是這樣一個在黨的教育（脅迫）下，自覺改造思想（自宮）的“先進”高級知識份子。從五十年代起，他就積極要求進步，靠攏組織，總算在歷次運動中沒有受到重大打擊，並且終於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如願以償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曾多次諄諄告誡筆者，“一定要自覺改造思想，向組織交心，積極靠攏組織，爭取加入組織。加入了組織，你就會感到自己無比強大。你就不再是一個個人，你就成了組織的一員！”筆者進大學以後，統管全家財務的繼母給筆者每個月的生活費在繳完伙食費後只剩下五毛錢。筆者覺得無以為生，寫信向父親討錢，說“我一人在外，舉目無親。你們起碼應該寄給我全家人的人均生活費。”父親的回信叫筆者哭笑不得。他說：“你怎麼能說你是‘一人在外，舉目無親’呢？無論你走到哪里，都有黨、有組織、有群眾。你永遠都不會是‘一人在外，舉目無親’的。”筆者不懷疑父親的真誠。
在他的心目中，黨、組織、群眾就像如來佛，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解決任何人的任何困難。在黨的教育下，他忘記了黨、組織和群眾也是由具體的個人組成的.而每一個個人首先要關心,要忙碌的還是他(她)自己的事情.他們不可能管到你今天沒有錢買墨水,明天沒有錢買紙張！而且，象他那樣泛泛地談論黨、組織和群眾,這本身就不符合黨的方針政策.他忘記了,黨、組織和群眾是講階級路線的.黨、組織和群眾首先關心的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以及他們的後代.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人,在他們眼裏低人一等,他們難得有剩餘的關心和憐憫恩賜給這些人！父親的回信使我認識到，黨的教育使中國人變成了傻子。他們自覺或者非自覺地閹割了他們的獨立思考能力，成了黨的宣傳的應聲蟲和傳聲筒。馬克思說:“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 我說，老馬，你說錯了。在中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才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3]
在完成了對中國知識份子群體的脅迫自宮之後，毛澤東洋洋得意。他認為知識份子再也不能威脅他的政權了。他輕蔑地說：中國知識份子具有天然的軟弱性。就像毛，必須依附在皮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知識份子之毛必須依附在無產階級的皮上。從此，“思想改造”就成了共產黨脅迫知識份子自宮的常規武器。敦促知識份子自覺改造思想的書籍、論文、檔、指示層出不窮。1964年，筆者跨進某重點大學的第一年就遇到了下馬威：停課兩周搞“自覺革命”。同學們坐在一起，暴露自己的醜惡思想，好像把自己說得越卑鄙、越下賤就越光榮、越革命。
由於筆者出身不好、思想落後，作了多次自覺革命的發言，但是還是不能過關。在無可奈何之際，筆者問團支部書記，你們倒底要我說什麼？支部書記大人說：就說你的原始思想、你的思想一閃念。於是，筆者終於明白了，共產黨不但要割筆者的雞巴，而且還要掏筆者的心肝。想當初，筆者連睡覺的時候都膽戰心驚，惟恐在夢話裏喊出反革命口號，讓黨抓住思想一閃念！數學系的一個學生，由於無法忍受脅迫自宮的屈辱和痛苦，在一個月黑之夜跳樓自殺了。校黨委怕把事情鬧大，用“自覺革命”逼人自宮的思想教育才稍稍收斂，筆者終於熬過了那一關。
（三）
“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士可殺不可侮”，這是自封建社會以來，中國的獨立知識份子為自己設置的道德風範。因此，並不是所有的知識份子都是軟骨頭。有些人堅持獨立思考的優良傳統，對黨的脅迫自宮堅決不肯就範。於是，共產黨邪教又使出了最殘忍的招數：宮刑。宮刑的第一批受害者是“胡風份子”。
作為魯迅的得力幹將，詩人和文學評論家胡風也像魯迅一樣嫉惡如仇、寧折不彎。1953年，林默涵、何其芳等黨內文藝“理論權威”批判他“反現實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他不但不服，反而寫了一份三十萬言的《對文藝問題的意見》逐一反駁對他的批判。在三十萬言書裏，他反對將文藝當作政治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標準第一”；反對文藝脫離歷史真實，不同意“以歌頌光明為主”；反對把作家、藝術家當作宣傳政策的工具、傳聲筒；主張以群眾喜聞樂見作為審美標準[2]。於是，作為第一個公然反叛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權威的獨立知識份子，他在1955年的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遭受宮刑：他的寫作和發表的權利被剝奪。他再也沒有辦法表達他的思想了。他失去了人身自由，被投入監獄，從此在文藝界和思想界銷聲匿跡。賈植芳、路翎、綠原、牛漢、阿隴等兩千多文藝界、思想界和教育界的人士受到牽連，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被投入監獄或勞改營，在全國人民的視野裏消失。
給“胡風反革命集團”施以宮刑，起到了殺一儆百的作用。從此就再也沒有什麼“對文藝問題的意見”了。歌功頌德、感恩戴德之聲充斥於耳，使毛澤東躊躇滿志。1956年2月，“蘇聯老大哥”對史達林進行批判，在共產主義鐵幕後面出現了思想言論“解凍”的大氣候。毛澤東自信地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英明正確的，中國人民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讓中國老百姓對黨的領導提提意見無關緊要。於是，他佯充開明君主，宣佈在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領域採取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在5月份鄭重其事地告示全國，“每人都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判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2]。這一告示使許多知識份子誤以為共產黨改弦易轍了，不會再以馬列主義脅迫他們自宮了。他們大為振奮，認為跨進了一個新時代。在黨的各級領導和幹部的一再動員下，他們開始全心全意、真心誠意地幫助黨整風。照毛澤東的說法：“主要是整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貪污浪費以及下邊幹部的強迫命令作風。”於是“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黨天下”、“輪流坐莊”等意見和建議就紛紛出籠了。
知識份子對黨的領導有這麼多意見，這是毛澤東始料不及的。這些意見和建議直接威脅到共產黨的政權，直接威脅到毛澤東的教宗神座。這是毛澤東絕對不能容許的。於是他在1957年5月15日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發給黨內高級幹部。“幫助黨整風”不再提了，說的是“允許報紙發表鳴放言論，‘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除掉它、滅掉它。’”毛澤東將他的策略概括為“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其“誘”的物件是占知識份子百分之十的“右派”－－“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
6月8日，反右鬥爭正式揭幕，《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甚麼？》，說“少數的右派份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拉著歷史向後倒退，退到資產階級專政，……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之下。”同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的倡狂進攻的指示》，鄭重宣佈：“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2] 於是，在毛主席和鄧總書記的領導下，在全國範圍開始大張旗鼓地“反擊右派份子的倡狂進攻”，右派份子的指標數逐級下達各地區，各單位，在全國一舉抓獲了上百萬右派份子（中共官方公佈的數字是五十五萬）。有人指責共產黨耍陰謀，毛澤東恬不知恥地說：不是陰謀，是陽謀。
被打為右派的知識份子輕則降職降薪，重則關進監獄、發配勞改。雖然中國知識份子的精英幾乎被一網打盡，但是毛澤東仍然意猶未盡，他決心掃清所有可能懷有異心的人。於是又展開了“反右補課”。1958年3月，他在發動“大躍進”的成都會議上說，“整風沒有整好的，要補課”。於是中共各級當權派審查、計算其所轄部門是否完成了該抓的右派指標數，少一個也要補上。各級黨委為了避免“反右不力”，自己遭到清算，便紛紛濫抓無辜湊數，把1957年不敢說話，卻流露了不滿情緒，因而沒有劃成右派的人，作為漏網份子補進了右派名單中。“反右補課”再次把十餘萬名知識份子塞進了右派份子行列。[2]
與此同時，儘管毛澤東以厚顏無恥的“陽謀”論駁斥了右派份子罵他耍陰謀，但是在內心深處他還是擔心人民、特別是知識份子會與共產黨離心離德。於是他又發起了“向党交心”的思想運動，誘使和脅迫尚未遭受宮刑、或者閹得不徹底的人繼續自宮。1958年3月16日，萬名在反右鬥爭中僥倖過關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自我改造促進大會”。會後，八十多歲的民盟主席沈鈞儒和七十歲的郭沫若率領一支隊伍沿著長安街向西走去。隊伍裏有一個高大的木架，上書“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社會主義自我改造公約”的條文。在他們身後，八十歲的黃炎培、李濟深等人則另率一支老人隊伍向東走去，隊伍高舉著一個紅布製作的巨大的紅心，上面赫然寫著五個醒目大字：“把心交給黨”。[2]
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馬列主義邪教就這樣完成了對中國人民及其知識份子的脅迫自宮和宮刑。從此，中國就進入了萬馬齊喑的年代。全國人民從上到下都患上了嚴重的政治陽萎症。只剩下教宗毛澤東一人始終處於昂奮勃起狀態。他那瘋狂的政治情欲把中國和中國人民引向了一個接一個的災難：大躍進、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
由於知識份子已經通過“自宮、脅迫自宮和宮刑”而去勢，“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毛澤東把他的注意力轉向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由於他屢犯錯誤而對他不再唯命是從的人。現在，輪到當年幫助毛教宗脅迫知識份子自宮和對知識份子施加宮刑的劉少奇、鄧小平之流來接受宮刑了！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毛教宗實現了對這些人的宮刑，他本人也完成了他“1949年以前打敵人、1949年到1966年打朋友、1966年以後打自己人”的“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全部歷程，到地獄去見他的老祖宗馬教宗去了。
但是，共產黨的邪教本質並沒有因毛澤東下地獄而有所改變。鄧教宗鎮壓西單民主牆、取消“四大”、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口咬定“反右”是正確的，只犯了擴大化的錯誤、進行“六四”大屠殺。江教宗封殺《世界經濟導報》、鎮壓民間組黨、逮捕民運人士、血腥鎮壓法輪功、強調穩定壓倒一切。他們搞的仍然是反對自由思考、強調思想統一、只講黨性原則、不講普世價值的那一套。他們還在繼續對中國人民搞“自宮、脅迫自宮和宮刑”。看來，不推翻中國共產黨邪教的一黨專制，中國人民是不可能做完整的、有思想的、獨立自主的人的。
[參考文獻]
1。 東海一梟：《官場稱雄，揮刀自宮》，《議報》第60期，2002年9月
2。 丁抒：《陽謀》，《九十年代》出版社， 1993年
3。 文思：《弱者》，成家出版社， 2003年
《議報》第90期(//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