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3日訊】經過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中國高等教育中斷，科學研究停頓，許多昔日的著名教授和學術權威，在經歷十年的批判鬥爭和下放喂牛之後，連外國期刊雜誌上發表的本專業論文都再看不懂。以這樣的整體學術水平，去搞四個現代化建設,去趕超世界先進水平，這無異於癡人說夢!於是，在1977年7月中共中央十屆三中全會復出後僅一個月，鄧小平就迫不及待地於8月份召開了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他說：“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於是，黨的喉舌就陸續提出了一系列的貌似有理卻又很值得商榷的論斷作為他搞四個現代化的理論依據。例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等等。在這批論斷中，最令人目瞪口呆的是：“中國知識份子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由於不願意接受黨的喉舌的欺騙宣傳，所以筆者在國內不太關心報紙、雜誌、電臺、電視臺的新聞，對於大塊理論文章更加不屑一顧。黨的喉舌從哪一天開始奢談“中國知識份子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筆者已經記不住了。但是筆者記得，是在課堂上從一名學生口中，筆者第一次聽到了這一驚人論斷。學生的本意是恭喜筆者成了領導階級成員，但是筆者卻並沒有感到榮耀。筆者的第一反應是兩個字：荒謬！知識份子是腦力勞動者，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工人階級是體力勞動者,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這是兩個不同的集合。它們之間可以有交集（即工人知識份子）。但是，一個不可能成為另一個的子集。也就是說：把腦力勞動者說成體力勞動者的一部分；把精神財富的創造者說成物質財富的創造者的一部分，這是違反邏輯規律和數學規律的。

黨的喉舌對它的大膽斷言似乎也不是十分理直氣壯，所以在此斷言前面加上了定語限定詞：“中國”。仿佛這是中國的特殊國情。那麼，在此問題上，中國的特殊國情究竟如何呢？一言以蔽之，在自秦始皇以來的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社會（中國共產黨儘管自稱其党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在本質上卻仍然是一個封建專制社會）裏，中國知識份子與其他勞動人民一樣，一直處在受壓迫、被欺淩的地位。當然，其受壓迫、被欺淩的程度與其他勞動人民有所不同——有的時候較弱，有的時候更強。

西方有一位哲人說過：Educated people are easy to lead, but difficult to govern。（受過教育的人，易於領導，難於統治。）知識份子讀書知理、思想活躍、富有鑽研精神、講究科學態度。無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場合、對什麼事情，他們都喜歡刨根問底，不願意輕信盲從。因此，對他們易於以科學民主的方式來領導，卻難於以專制獨裁的手段來統治。而這正是專制獨裁的統治者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中國的歷代統治者一方面充分利用在朝（體制內）的知識份子，另一方面又把在野（體制外）的知識份子當成眼中釘、肉中刺。秦始皇焚書坑儒，開始了對知識份子的殘酷鎮壓。以後各個朝代的統治者爭相效尤。到了元朝，則更為變本加厲。元朝的蒙古族統治者仇視漢人知識份子，把漢人知識份子視為對他們的統治最大的威脅。他們把人分為十等，最後三等是八娼、九儒、十丐。也就是說，知識份子(儒生)的地位處於娼妓之下，僅僅高於乞丐。

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輕視知識、仇視知識份子的狀況進一步超過元蒙，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只有中等師範學校的文憑.1918年秋，他操著一口湘潭土音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許多文章說他當過北京大學圖書館館員。太抬舉他了，他沒有那個資格），受過傅斯年、周作人、羅家倫等名教授的冷眼.他的頂頭上司、名不見經傳的張申府也嚴厲批評他抄寫圖書卡片的字體太潦草，命令他重抄。心胸狹窄、有仇必報的毛澤東從那個時候起就對知識份子開始了他的怨恨和嫉妒。文化大革命時期，他權極一時，為所欲為，玩弄中國人民於股掌之間.只有知識份子多少還有一些頭腦，不象工農兵那樣俯首貼耳地任他玩弄。於是，他對知識份子的仇視更為變本加厲。在他的慫恿和認可下，元蒙統治者的老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上再次重彈。元蒙統治者把知識份子列為由上至下的第九等。

無獨有偶，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也把知識份子列為由下至上的第九等，即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等八種人之外的第九種人，被稱為臭老九。為什麼臭?因為他們覺得”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無法捉摸，難以理解，因而無法深信不疑。對”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沒有做到堅定不移、堅信不疑，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就是反動。越是有知識的人就越有頭腦。越有頭腦,對”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就越有疑慮，所以說”知識越多越反動”!

自從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以來，在三十幾年裏，中國知識份子在歷次鎮壓運動、批判運動、改造運動和迫害運動中受盡歧視、批判、鬥爭和迫害，其苦楚實在是罄竹難書。現在，鄧小平要搞四個現代化，科學技術上不去是不行的。搞科學技術沒有知識是不行的。而掌握知識的正好是知識份子。於是調動知識份子的積極性就成了當務之急。如何調動？再讓他們挨打受壓是肯定不行了，必須提高知識份子的地位。提到多高？當然是越高越好！於是中國知識份子就成了中國工人階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階級）的一部分。昔日的“臭老九”，搖身一變就成了領導階級成員。共產黨煞費苦心地人為拔高知識份子地位，充分體現了這個虛偽的政黨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信口雌黃、指鹿為馬的實用主義作風。

把中國知識份子變成中國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固然把中國知識份子的地位提高了空前的高度，但同時卻又掩蓋和降低了知識份子的社會作用。什麼是知識份子的社會作用？前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著名作家哈威爾有過精闢的論述。他說:“知識份子應該不斷地使人不安，應該作為世界之痛苦的見證人，應該因獨立而引起異議，應該反抗一切隱藏著的和公開的壓力和操縱，應該是體制的權力及其妖術的主要懷疑者，應該是他們的謊言的見證人。因此，一個知識份子就不能去扮演分配給他的角色，也不能屈從于勝利者們所寫的歷史。”也就是說，知識份子應當是民族的良知。中國知識份子則應該為全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發出時代的呐喊。把中國知識份子涵蓋在中國工人階級之內，在某種程度上會讓他們忘卻他們的歷史使命，滿足於“扮演分配給他的角色”，“屈從于勝利者們所寫的歷史。”

知識份子不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而是勞動人民（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的統稱）的一部分。作為勞動人民的一部分，知識份子應該與其他勞動人民——工人、農民、士兵、學生和商人團結一致，與他們的共同剝削者、壓迫者——獨裁專制的共產黨政權以及它的貪官污吏進行機智勇敢的鬥爭。在這一鬥爭中，知識份子應該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他們的知識和智慧應當為鬥爭發動群眾、指明方向、制訂策略、爭取勝利。

但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多年來的挑撥離間,工農兵群眾與知識份子之間始終沒有建立起正常的關係。在共產黨的虛偽宣傳下，工農兵大眾誤以為他們是國家的主人,覺得他們的社會地位比知識份子高一等。他們輕視知識、藐視知識份子,把知識份子看作是應該在他們的監督下老老實實地進行自我改造的物件。他們不僅無視知識份子的真知灼見，反而協助中國共產黨對知識份子進行打擊和鎮壓.對敢想敢說敢幹，富有遠見卓識的知識份子精英，在英國，英國女王會代表國家授于他們爵士或騎士等貴族稱號。而在中國，中國共產黨卻以人民的名義給他們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份子帽子，以反革命罪或顛覆國家政權罪等罪名，把他們投入監獄，送進勞改營。

中國的工農兵群眾與中國知識份子的關係不融洽，知識份子也有責任。某些知識份子認為工農兵愚昧無知、不可救藥，看不起工農兵，不屑對他們進行幫助和教育，更談不上學習他們的實踐經驗和樸實品德。某些知識份子甚至以自己的知識優勢打壓人民群眾，向中國全體勞動人民的共同敵人——中國共產黨爭寵獻媚，與中國共產黨的貪官污吏同流合污、狼狽為奸，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從而加深了工農兵群眾對知識份子的敵視和誤解。

由於中國知識份子起不到應有的作用，由於報紙、雜誌、電臺、電視臺都是黨的喉舌,只替共產黨一黨的私利——實際上是少數黨魁的私利——進行宣傳和鼓動,所以中國人民就難免被虛偽、卑鄙、殘暴的中國共產黨肆意愚弄、分化和瓦解。他們像一盤散沙，不但不能形成力量與他們的奴役者進行鬥爭,反而各懷私心、爾虞我乍、互相欺淩、自相殘殺;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被個人獨裁者和個人野心家所玩弄、所利用。這是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劇，也是全中國人民的悲劇。

作為中國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在爭取祖國民主自由的征途中，中國知識份子的任重而道遠。作為有文化、有學識的人，中國的知識份子們，千萬不要忘記你們的社會職責和歷史使命啊！

《議報》第9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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