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4日訊】2003年，對中國意味著什么？

在未來的中國史書上，什么事件是2003年首選？國家主席換人，還是神五升空？……其實，依筆者眼光，上述种种，過眼煙云而已。而另一樁在中國官方傳媒上渺無蹤影的事件，我卻認為必將凝結在歷史上。這就是：民間維權浪潮。

有鑒于此，2003年，對中國意味著——權利。可以恰當地把它稱為中國的“民權年”，或用國內學者的語言叫“新民權運動”年。而杜導斌、劉荻、蔣彥永、鄭恩寵、孫志剛、孫大午……，這些名字勢將載入2003年史冊。

中國大陸的學人近水樓台，已經察覺到了民間的這一涌動，并訴諸筆墨。于是，我們看到了大陸內部此伏彼起的維權案例，看到了《新聞周刊》年終特刊“新民權行動”…..。海內海外，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此之謂也。

國內學人在論述這种“新民權行動”時，把它与1949年以來的中國的其他民間運動比較，敏銳地觀察到了它的几個嶄新特點：

1．個体型而非群体型。
2．自發性、案例型，意識形態淡化。
3．注重憲法權利，凸顯法治主義。
4．訴諸司法過程。
5．尋求一百多年以來的近代傳統資源。
6．与中國各類不同區域和族群的權利訴求相呼應、相激蕩：如香港、西藏的維權示范作用与內地的交相激勵。
7．維權活動的公開化透明化。
8．网絡的關鍵作用導致維權行動全球化，网絡成為無權者權力的具体象征。
9．公共知識分子的重新出現和參与，网絡簽名所激發的社會驅動力。
10．法學家逐步取代經濟學家的舞台中心位置。

以上种种，可以在《觀察》發表的“2003：“新民權運動”的發軔和操練（王怡）”和“‘新民權運動’元年（秋風）”兩文中發現其詳盡脈絡，也可以在國內外几封聯署公開信和宣言中發現其實踐蹤跡。筆者以為這些特征的描述大体上是精當的。

筆者在這里想補充的是，誠然，司法与政治是相對獨立的，而古典自由主義在邏輯上也有非政治的特征。然而訴諸歷史，從長程眼光看，司法与政治的互動關系仍是彰彰在目的。即使在普通法系的國家也照樣如此。因此，在當下中國，司法過程如何演化為政治過程，司法實踐如何轉化為政治后果，就是我們必須考量的核心問題之一。這里，通過個案的聲援達成的某种精神集結，通過网絡聯署達成的某种堂堂正正的公開群体效應，恐怕是達成上述轉化的關鍵渠道之一。在這一問題上，除了西方的歷史經驗之外，我們也并非沒有傳統資源可供后援精神支撐的。東林、复社、公車上書、蔡元培長北大時期……，都是鮮活的自家歷史脈絡。

像明末的東林書院，清名遠播，全國各地學人一致仰慕，聯翩來集，皆以東林為歸。其學風鼎盛之時，人才涌涌，致使書院宿舍容納不下。東林首領顧憲成強調“實學”，其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提倡關心國是、体閔民生疾苦、開放言路、實行改良。由于東林清流名聲卓著，朝野矚目，同時也導致權奸迫害。宦官魏忠賢專政時期，閹党對東林党人實行血腥鎮壓，東林党多人被殺害。直至魏死，東林党得以平反昭雪，并成為中國歷史上書生結社論政革故鼎新的典范。

复社，作為江南士大夫繼東林党之后發起的文人組織，主張改良政治。复社領袖張浦以“興复古學，務使為用”為宗旨，集郡中名士，并聯絡江、浙諸省文人，將全國16個文社合并而成复社，聲勢浩大，規模堪稱讀書人聚集之最。

開近代中國變法之端的是“公車上書”。1895年3月18日，康有為偕弟子梁啟超赴北京參加會試，時值中國甲午戰敗，与日本所訂的《馬關條約》的喪權辱國內容已傳到北京。當時云集京師的舉人義憤填膺。起初是各省舉人分別向都察院提出要求，但效果不顯。于是，康有為倡儀18省舉人聯名共上一書，向清廷提出強烈要求。眾人推舉康起草。于是他起草了一份長達1.8万余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亦為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此舉為戊戌變法拉開了序幕，從此，中國的現代改革与革命就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往后延伸，公車上書20多年后，蔡元培長北大，延攬人才，廣納賢士，致使古今中西的各類才俊，云集紅樓：胡适、陳獨秀、周氏（樹人、作人）兄弟、梁漱溟、李大釗、辜鴻銘、劉師培……濟濟一堂，互相辯難、切磋，天下響應，風起景從，興起新文化運動，開辟了中國是非糾結恩怨纏繞的歷史格局。

上述事件，雖然意識形態色彩較重，但其權利啟蒙之功，卻不宜抹殺。否則，當今的民權訴求，就成無根之木，無源之流了。因此，當今之世，如何使司法与政治聲气相求，互為援手，相互平衡，是當代中國人的重要課題。

──轉自《北京之春》2004年二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