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03月28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Roger Canfield撰文/原泉編譯)美國聯邦眾議院以352票對65票的壓倒性票數通過了禁止TikTok的法案,除非TikTok的所有者在六個月內撤資或出售該款視頻應用程序。TikTok目前由中共控制,其邪惡證明了必須採取強有力的行動。
問題是,隨之而來的政府限制TikTok的執法行為,可能開啟一道後門,使政府可以壓制反對暴政的人們的言論自由。許多人認為這就是當前的現實,而不是對未來的猜測。
首先,中國問題專家章家敦(Gordon Chang)和其他人對TikTok的邪惡性質的看法是絕對正確的。第二,《第一修正案》中規定的言論自由,(在此情況下)存在哪些危險?第三,參眾兩院可能會在討論中做出哪些改變,以回應對言論自由危險的合理關切?
眾議員湯姆‧麥克林托克(Tom McClintock,加州共和黨)是一位虔誠的憲法主義者,他說:「我們應該捍衛《第一修正案》所保護的自由和公開辯論……判斷真相和謊言的最好方法是把兩者放在一起,相信人們能分辨出其中的差異。我們最不應該做的就是把權力從人民的手中奪走,交給政府。……回應中共式宣傳的答案不是中共式的壓迫。讓我們在這個非常陡峭且滑溜的斜坡上放慢腳步,以免犯下錯誤。」
來自外國的虛假訊息不能靠類似克格勃、蓋世太保、史塔西(Stasi,東德國家安全部)、古巴情報總局的官僚機構來應對,這些官僚機構反對美國人民的言論自由,而不去回應外國宣傳。美國政府針對的應該是外國敵人,而不是可以自由表達的美國人民。
特別是,為什麼如此關注TikTok這個社交媒體平台?因為它無處不在,擁有1.7億美國用戶;它是Z世代最喜歡的玩具,Z世代幾乎只在TikTok上進行互聯網搜索。
那該怎麼辦?
中共控制著TikTok
中共控制著TikTok的雇員及其內容,開展政治影響力行動,並收集數百萬美國公民的海量數據。
TikTok及其母公司字節跳動直接從中共官方媒體僱用了約300名員工。TikTok的美國員工被要求在深夜向北京的主管匯報工作,而不是向美國主管匯報。
中共控制著字節跳動,該公司不僅直接控制著中國版的抖音,而且還直接控制著美國版的TikTok。TikTok傳播的有毒內容是中國青少年在抖音上無法接觸到的。
影響
川普(特朗普)政府期間的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能說流利的中文,他觀察到,TikTok是中共分裂美國人和「導致我們對政府形式失去信任」的最強大武器之一。
TikTok據稱傳播了一段鼓勵校園槍擊的視頻。TikTok上還有誘人的販毒視頻,招募年輕的美國人。
布魯克斯縣(Brooks County)警察局的豪爾赫‧埃斯帕薩(Jorge Esparza)說:「(他們)展示了大量的金錢、酗酒和聚會。」
TikTok在美國投放廣告,聲稱這是一家愛國的美國企業,而不是中共腐蝕美國青年的工具。
TikTok有自己的粉絲和說客。拜登政府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極力維護TikTok對民主黨的價值,說:「作為一名政客,我認為,你將永遠失去所有35歲以下的選民……無論我多麼討厭TikTok……它適合孩子們的胃口;你知道,這就是美國。」
喬‧拜登總統在TikTok上進行競選活動。
TikTok聘請了SKDK,利用(這家公關和公共事務公司擁有的)拜登政府的前高級官員遊說國會,她們是:政治顧問安妮塔‧鄧恩(Anita Dunn)以及拜登的新聞祕書凱特‧伯納(Kate Berner)、赫比‧齊斯肯德(Herbie Ziskend)、薩布麗娜‧辛格(Sabrina Singh)和泰勒‧切里(Tyler Cherry)。
數據
據Buzzfeed報導,洩露的八十多個內部會議音頻證明,中國員工多次訪問TikTok美國用戶數據。
TikTok獲取了美國人的面部特徵和聲紋給北京,並且封禁了中共的批評者。據Malwarebytes實驗室稱,TikTok收集IP地址,及用戶點擊、輸入和搜索信息。TikTok有能力監控和審查超過一億部美國智能手機和電腦。
布倫丹‧卡爾(Brendan Carr)是川普任命的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委員,他發推文稱:「TikTok不僅僅是一個視頻應用,而是披著羊皮的狼。TikTok收集了大量美國用戶的敏感數據……並且使用嵌入式跟蹤程序『像素』(pixel)在北京訪問這些數據。」
政府侵犯言論自由的危險
政府對TikTok實施禁令所帶來的危險,在美國已經經歷過。記者馬特‧塔伊比(Matt Taibbi)和作家邁克爾‧謝倫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揭露了納稅人資助的政府機構為「審查行業綜合體」提供資金。
塔伊比說,政府機構與其私營部門代理之間的聯繫以及審查制度是「數字麥卡錫主義」。
2020年秋天,國土安全部成立了虛假信息治理委員會,該委員會很快被曝光為審查「虛假信息」的「真理部」。於是,虛假信息治理委員會被叫停,更名並重組為外國惡意影響應對中心(FMIC)。
FMIC的成員機構廣泛,匯集了軍事、執法、情報和外交機構。塔伊比還指認了準私人的、通常由納稅人資助的審查機構——斯坦福大學的「選舉誠信項目」(Election Integrity Project)、「新聞衛士」(Newsguard)和「全球虛假信息指數」(Global Disinformation Index,GDI)。
《紐約時報》也加入了中共的陣營,要求TikTok審查那些抱怨選舉誠信的美國人。作為一家由中共全資擁有的實體,TikTok對這一邀請表示歡迎,並在2022年選舉期間審查了所謂的陰謀論和錯誤信息。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艾薇兒‧海恩斯(Avril Haines)為FMIC及其國內議程進行了辯護,稱其不僅要處理外國干預選舉的問題,還要處理國內的虛假信息。
雖然FMIC的任務是打擊外國干涉選舉,但它轉向了美國國內的虛假信息。FMIC支持資金充足的國務院「全球參與中心」,致力於打擊國內的虛假信息。
同樣,2018年成立的網絡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CISA)擁有30億美元的巨額預算,其工作重點也從外國利益調整為國內選舉安全這一「關鍵的國家基礎設施」,關注的問題是不受歡迎的美國言論和集會。
CISA作為一個政府機構,與企業、大學和研究中心,包括斯坦福大學的選舉誠信夥伴關係(Election Integrity Partnership,EIP),不合理地結盟,審查言論。
美國政府資助了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和斯坦福大學的審查工作。斯坦福大學的EIP與其它政府機構——國土安全部、國務院以及國務院的全球參與中心——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針對特定的錯誤信息進行「標注」。據《紐約郵報》報導的電子郵件顯示,斯坦福大學EIP的「虛假信息」小組在2020年大選前與CISA合作,審查美國人。
CISA主任詹‧伊斯特利(Jen Easterly)聲稱,關注錯誤信息將保護美國的「認知基礎設施」。CISA在認知上受到了挑戰。來自斯坦福大學EIP的CISA顧問凱特‧斯塔伯德(Kate Starbird),以及前中央情報局法律顧問蘇珊娜‧斯伯丁(Suzanne Spaulding)建議針對「惡意信息」,即事實真實、但「具有誤導性」的信息進行打擊,真相並不重要。
然後是聯邦調查局。聯邦調查局出人意料地使用了代理機構——保障民主聯盟(Alliance Securing Democracy,ASD)、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阿斯彭研究所,最著名的是南方貧困法律中心(SPLC)。在SPLC的2022年的《仇恨與極端主義》年報中,SPLC給十幾個家長權利組織貼上了極端主義的標簽,如「自由母親」(Moms for Liberty)。在SPLC的指導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將家長們視為恐怖分子。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Merrick Garland)把矛頭指向了「自由母親」組織,因為該組織譴責政府推行的反白人、反異性戀課程。
在聯邦調查局的一宗案件中,最高法院一致決定反對聯邦調查局祕密將200萬人列入審查名單。
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說,聯邦調查局「試圖說服一家中間媒介刪除第三方的私人言論……這在(諾伍德訴哈里森)一案中寫得很清楚」,此舉「侵犯了言論自由」。
「國家不得誘導、鼓勵或推動個人去做憲法禁止的事情。」巴雷特說。
推特、臉書、谷歌和其它公司接受了各政府機構的審核「請求」。拜登利用臉書和推特單方面解除了美國對中共的信息戰,反而對自己的美國政治對手發動了一場虛假信息宣傳戰。
在被埃隆‧馬斯克接掌之前,推特的內容「版主」經常與聯邦調查局和其它政府機構交換電子表格,上面有政府機構希望審查的成千上萬人的具體姓名。
馬斯克發現,政府機構可以訪問推特用戶的私人信息。美國憲法規定,對公民進行竊聽必須獲得授權。
至於阿斯彭,它主張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可以完全獲取社交媒體上的數據,以便對社交媒體平台進行監管。在「公共利益」名義下,FTC同意限制虛假信息,即使這是以言論自由為代價。
答案是什麼?
參議院的辯論圍繞著延長出售TikTok的時間,尋找買家,以及允許任何外國買家。
參議員馬克‧華納(Mark Warner,弗吉尼亞州民主黨)與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合作,建議給字節跳動更多時間出售TikTok。
參議員本‧卡丁(Ben Cardin,馬里蘭州民主黨)反對外資控股,他告訴保守派新聞網站《華盛頓觀察家》:「我覺得,如果沒有外資控股,我會感覺更舒服。」
參議員羅恩‧懷登(Ron Wyden,俄勒岡州民主黨)表示,「需要採取更多措施保護美國人免受外國政府的侵害。」
懷登憤怒地譴責前財政部長史蒂夫‧姆努欽(Steve Mnuchin)尋求外國(可能是沙特)投資者。
盧比奧認為,真正的問題是「我們在尋找不受中共《國家安全法》約束者」。他希望參議員們理解「字節跳動可能被武器化,用於信息戰,對抗美國」。
同樣,華納堅稱,「我們只是想確保最終控制權不在中共手中。」
遺憾的是,這場辯論普遍忽視了言論自由的問題。雖然要求中共撤資還沒有達到全面禁令,但美國政府及其審查代理人對言論自由的威脅仍然存在,與中共的威脅一樣。
答案既簡單又複雜。政府機構應該將槍口轉向打擊外國的虛假信息,而不是反對天賦的自由權利和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權利。
數十年來,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一直在對美國進行「超限戰」和不宣而戰的政治戰,卻沒有得到任何重大回擊。問題是,太多的政府機構不感興趣,甚至不願發動一場僅僅是回應虛假信息的防禦戰。
他們放棄了自己的憲法、法律和道德責任,轉而攻擊正在行使其自然權利和憲法權利的美國同胞。
作者簡介:
羅傑‧坎菲爾德(Roger Canfield)博士撰寫了四本關於中共在美國境內的政治影響和情報活動的書籍:《中國娃娃》[China Doll,與理查德‧德爾戈迪奧(Richard Delgaudio)合著,2000年]、《隱形入侵》(Stealth Invasion,2002年)、《中國商人》(China Traders,2000年)《中國的特洛伊木馬》(China’s Trojan Horses,2002年),發行量為100萬冊,《讓紅色中國付出代價》(Make Red China Pay,2021年)發行量為25萬冊。坎菲爾德是海軍退役老兵,航空電子技術員。他在克萊蒙特‧麥肯納大學(CMC)獲得政治學學士學位,並在克萊蒙特研究生院獲得政府學博士學位。
原文: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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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高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