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6月28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Ryan Moffatt撰文／原泉編譯）在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後，歷史紀念碑成為抗議活動的焦點。拆除公共場所雕像的呼聲甚囂塵上，特別是在美國，克里斯托弗‧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甚至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 ）的雕像都被拆除了。在英國，紀念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紀念碑遭到破壞，而在加拿大，要求搬走第一任總理約翰‧麥克唐納(John A. Macdonald)雕像的呼聲再次高漲。
但是，通過對歷史人物進行絕對價值的評判，企圖抹黑歷史人物的重要性，從而破壞國家遺產，這是一種危險的、不準確的評估過去的方式。
以象徵性的姿態任意拆除紀念碑來解決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複雜歷史，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破壞性後果，如果做得過了頭，後果是不可逆轉的。從移除南方聯盟將軍的雕像開始，最終將吞噬整個文化，留下的空白很容易由不那麼高尚的傳統所填補。
馬克思主義策略
摧毀民族遺產是共產主義的一個基本策略，用來向社會灌輸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作為革命的前奏。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切斷一個民族與過去的聯系。歷史越悠久、越豐富，一個民族就越能抵禦外國意識形態的影響。
在中國，共產黨人很早就意識到，政治、文化和哲學傳統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衡量標准，以評估共產黨人所倡導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事實證明，這對共產黨人來說是一個重要的絆腳石，他們發現在文化完整的情況下，民眾更難控制。為了消除這一問題，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清除社會傳統，並將毛澤東思想作為主要意識形態強加於人。
文化大革命10年的特點是暴力的階級斗爭、清洗、流放、迫害任何與中國過去有關的人或事。馬克思主義者將古老的習俗貶低為落後的、無關緊要的，只不過是他們「新世界秩序」的障礙。 在毛澤東個人崇拜所引發的無政府主義狂熱中，中國絕大部分歷史遺跡、文物和檔案被摧毀。
經過10年的殘暴和破壞，中國與五千年的歷史完全脫節。目的達到了：充滿恐懼的民眾被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所同化。
因此，現在的中國人無法理解他們過去的價值、文化的豐富性，也無法清楚地表達出一個從專制主義中解脫出來的未來願景。取替孔子、老子等先賢及其古老的智慧，中國到處可見的都是頌揚毛主席的紀念碑，他是造成8,000萬中國公民死亡的罪魁禍首。
暴民規則
在當今的激進分子隊伍中，有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急於利用混亂達到自己的目的，侵蝕西方社會的基礎。他們的破壞方法在世界各地一個世紀的革命斗爭中得到了很好的實踐。
目前，民主國家越來越容易受到它們的影響，它們對社會主義理想已經有了相當的熱情，同時未能防止像安提法（Antifa）這樣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團體的壯大。這些團體是暴力和暴民心態的製造者，經常在大規模抗議活動中表現出來。
社會很少均一化，但我們必須警惕以破壞為主要動機的文化和政治運動。作為全國對話的一部分，變革的支持者需要在認真考慮他們的想法之前，闡明對未來的深思熟慮的願景。光是破壞就會造成真空，而這種真空似乎越來越有可能被憤怒和仇恨所填充。
正如我們在美國看到的出於仇恨和憤怒而褻瀆紀念碑和推倒雕像的行為，此舉對促進種族平等沒有什麼幫助，相反，只會在已經兩極化的氣氛中激起更多的分裂。善意的人應該與那些以破壞為主要目的的人區分開來，否則他們的信息就會被淹沒。
物質文化的重要性
調和過去與事實真相，而不是粉飾我們祖先的罪惡。他們的成就因為他們的罪行而被玷污，對他們的行為進行全面評估成為歷史記錄的一部分，這是正確和必要的。然而，目前的趨勢是完全詆毀這些人，而不考慮他們的功績和貢獻，這是一種篡改和改寫歷史的企圖。
在重新命名街道或拆除已存在數百年的雕像之前，需要進行辯論和公眾咨詢。如果有足夠的理由改變一個歷史性的地標，那麼就應該根據它的功績而不是因為暴徒提出要求。公開辯論將澄清爭論雙方的觀點，並導致必要的自由思想交流。如果不能保護民主討論這一基石，其後果是非常嚴重的，不能因為政治壓力而隨意拋棄。
象徵性地抹去這些歷史代表人物，作為對他們罪行的清算，無助於對他們歷史地位的必要辯論。人們很容易得出這樣的論點，即對這些古蹟的分歧看法是保持它們完好無損的最有說服力的原因，這可以提醒我們，人類不完美的本質——既不完美無缺，也不十惡不赦，但是卻能夠成就非凡。
所有的歷史都沾滿了鮮血和罪惡，我們在衡量自己思想的美德時應該牢記這一點。
道德和物質的發展並不是線性發展的，發達國家不是不可能倒退到暴政的地步。如果沒有我們歷史根源的物質文化來保持道德指南針的完好無損，我們不僅未能尊重人類的思想進步，而且還拋棄了我們共同的人類傳統。
原文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瑞安‧ 莫法特（Ryan Moffatt）是一名溫哥華的記者。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