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5月12日訊】（大紀元記者易凡新西蘭奧克蘭採訪報導）「一個癱瘓的人被送進來，幾秒鐘師父就能讓他走路了，全場一片掌聲。」欒元弘先生從1993年底修煉法輪功，曾四處追尋李洪志師父。他是中國哈爾濱第一個煉功點的組建者，而他的人生故事也許更具傳奇色彩。

苦苦尋覓

「在我14/15歲的時候，就對氣功特別有興趣，那時還在上中學呢。80年代在中國正是氣功熱，我那時候經常買一些氣功雜誌去看去研究，如《氣功與科學》、《氣功與體育》之類的，也參加過當時一些氣功大師的學習班。」

「我參加過很多功法，學一學呢，覺得這個功沒意思，就不學了。可你要說它不好在哪裡，我也說不出來，反正不是我要找的。但不學了之後又放不下，我還得去找，就又去買氣功雜誌。那種雜誌基本都是月刊，每個月出一期，這麼多年下來我買的那些雜誌，摞起來比我個子都高。」

「從83年開始，到93年這十年的過程中，我也沒找到我要找的東西。你如果問我：你到底在找什麼？我也不知道我在找什麼，但我就是在找。」

「直到93年年底的時候，我在雜誌上看到北京研究會的王治文先生寫的一篇文章，叫做《法輪旋轉新天地》。看完了之後我說，哎呀這個功好！法輪24小時旋轉，你不煉功功煉你啊。因為我以前接觸的氣功多，知道一些概念，覺得這個功太好了，就學這個。我就趕緊給王治文寫了封信，問他這個功在哪能學？在哪能買到書？」

「王治文先生隨後給我寄來一張單子，是94年上半年李洪志師父在國內傳法的一個時間表，同時還郵給我一本《中國法輪功》和一盤煉功磁帶。我又把錢給他郵去。」

「收到這張辦班計劃之後，我就計劃著去參加學習班。轉過年是一月份，到年根了火車票不好買，上哪去參加這個班呢？選來選去，我就選了一個離家（哈爾濱）近的小城市叫凌源（位於遼寧省）。」

「我有個親戚在錦州，我就想先上親戚家，然後再往那去。可到親戚家之後才知道，那個地方非常小，沒有快車，要坐十多個小時才能到。同時我大爺對我一通批，這年頭你還敢一個人出來，多亂呢！怎麼怎麼地，嚇了我一頓，硬把我給嚇唬回去了。這個班我就沒參加上。」

「回去後上朋友家喝了點酒，然後到家睡覺，睡到半夜三更我突然坐起來了——不行！把燈點上之後，我又把王治文給我郵來的那張單子找出來，我還得參加。一看，石家莊有一個，大城市有火車啊，坐到北京之後可以從北京轉車過去。我就又開始計劃買票，雖然買票也很困難，可是我的決心非常堅定，我就是要去參加，去學這個功，最後終於買到票了。」

終得大法

在石家莊的講法班上，李洪志師父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講述了博大精深的道理，解答了欒元弘許許多多的疑惑。

「以前練氣功都是祛病健身，並沒有修煉的概念，聽了李洪志師父講法之後我才知道，噢，原來當人並不是目的，最終的目的是返本歸真，儘管那時候認識的也很膚淺。」

「從石家莊聽完課以後，我又參加了師父在其它城市的講法班。因為我從事的是建築工作，那年正好是基建下馬（沒有活兒），所以有時間。在94年整個一年中，我陸陸續續地參加了師父在八個城市的九次講法班，按順序分別是石家莊、長春、鄭州、濟南、大連、哈爾濱、延吉和廣州。」

「既然在八個城市，為什麼聽了九次課呢？也很有意思。94年4月底，師父回家鄉在長春講法，長春當地的學員本來就特別多，外地又來了很多學員，而會場只能裝1000多人，吉林大學的禮堂不是很大。沒辦法，只好分成兩個班，師父上午給外地來的學員講一次課，晚上再給長春當地的學員講一次課，那次師父特別辛苦。」

「我是外地的學員，所以買的是上午的票，但是晚上沒什麼事就到會場去看看。我問研究會的人，他們說早就沒票了，所以我只好站在門口。我正站著呢，忽然騎車過來一個人，我也不認識，他上來就問我『你要不要票？』我一聽樂得趕緊說，要啊要啊，買還買不著呢！我趕緊掏錢買了票，就這樣上午聽了一次課，晚上又聽了一次課。就這樣，隨著不斷的聽師父講法，我對法的理解就不斷的在提高。」

「師父在初期講法的時候，一個班大概有1000多人，但聽課的人數不斷增多，到後來沒有4000人的會場根本就沒法辦了。94年12月在廣州是師父最後一次在國內傳法，我從哈爾濱坐火車過去，到那一看，人簡直多的沒有辦法。會場在一個體育館，後來經過多方協調，體育館上面的座位全坐滿了，下面是木地板也坐滿了，還裝不下，又把旁邊一個房間作為分會場。分會場看不到師父的面，但是可以通過電視觀看直播。」

「那是我在國內最後一次見到師父。」

慈悲的力量

在欒元弘的印象中，師父沒有常人的架子，非常非常的隨和，非常非常的慈善。「你站到師父跟前的時候就會想哭，有流淚的那種感覺。」在追隨大法將近一年的過程中，欒元弘有幸和師父多次近距離接觸。

「第一次是在石家莊學習班結束的時候，我從會場回招待所，大家都往外走，有一位老阿姨好像在問師父什麼事，師父回頭跟她說話的時候我就站在旁邊，離的非常近。老阿姨的問題我沒聽到，就記得師父當時跟她說（不是原話）：你什麼都能放下，我什麼都管，你什麼都放不下，我什麼都不管。儘管已經過去20多年了，我始終記得師父講的這句話。」

「師父在哈爾濱傳法的時候，我是工作人員，幫助維護秩序。師父講完課出來，主席台的椅子下面坐了很多學員，我就在前面做手勢，示意讓大家別都站起來跟師父握手，人那麼多不就亂了嗎。可我回頭看到師父的表情，好像告訴我不要那樣，我心裡頭感到撲通撲通的…」

「還有一次在會場，師父往裡走，入會場講課的口，那天我正站在那裡。一個像是居士的人，聽課之後走過來問師父，『我以後可不可以回家修？』師父回答了一句說：『你回家修更好。』就那麼幾個字，我在旁邊聽到之後，忍不住就要落淚。這對於常人來說可能不容易理解，那種感覺你形容不出來，你只有親自站在旁邊才能感受到。那種東西你想表現是表現不出來的，只有修到那種境界，才能體現那種慈悲啊！」

「我們講的話只是一句話，它沒有背後的力量。而師父說出的話，有法的內涵在裡面，不是字表面的含義了，所以聽了之後你內心會震動的，一句話你就要落淚的。」

見證神奇

在師父傳法的過程中，欒元弘也見證了不少神奇的景象，他略舉幾例。

「師父在鄭州講法的時候，由於有比賽占用會場，所以學習班臨時挪到另一個體育場。那裡沒有椅子，只有一層一層的、水泥的樓梯凳，因為沒有號碼，所以可以隨意坐。可能是大家都想離師父近一點，所以會場的下面、中間都坐滿了人。那是一個橢圓形的會場，如果師父進入會場，就得繞一圈才能走到講台。等師父進來的時候，只見大家「唰」的一下就讓出一條道來，等師父走過去之後，「唰」的一下又合上了。特別快，也沒人指揮，那感覺有點像去年香港反送中的時候救護車穿過人群的那一幕。」

「同樣在這個體育場，到第三天的時候出現了一些情況。當時我們什麼都不知道。師父正在給大家上課，就看到天陰下來了，又打雷又颳風。會場上面有個燈泡，忒——滅了，忒——亮了，忒——又滅了，忒——又亮了。這是一個廢棄很久的體育場，很多玻璃本來都是碎的。只聽窗玻璃被風吹的啪嗒啪嗒響，雨很大，雨水順著窗戶就流進來了，我們只好挪動挪動位置以免濕了衣服。」

「師父一看這種情形就暫停下來，先不講法了。講台上面不是鋪了一層白布嗎，師父雙盤坐了上去，然後打起了大手印。我也不懂什麼意思，但是坐在那裡不住地流淚，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等師父打完大手印之後，簡單說了幾句。我理解的大概意思是：另外空間有魔來干擾，師父已經把它們都給收拾了。處理完後，燈也亮了，天也晴了，雨也停了，師父又開始接著講法。前後也就幾分鐘吧。」

「當天結束後，我們出來看到沿街到處都是被雷劈下來的樹杈。當天的《河南日報》還報導了，說出現天災，造成多少億人民幣的損失，這個事很多當地人都知道。」

哈爾濱第一個煉功點

欒元弘儘管從93年底就開始學煉法輪功了，但他很低調，從來不擺什麼老資格，記者無意中發現，他竟然是哈爾濱第一個煉功點的組建者。

「在我得了法之後，我就想，應該去找一找過去練其它氣功的朋友們，跟他們弘傳弘傳大法。我找到當年練其它功的一位老阿姨，跟她一說她就想學。她還有兩個好朋友也是一說就想學，這樣我們四個人決定組建一個煉功點。」

「哈爾濱有一個很大的公園叫兒童公園，那裡有很多晨練的，有練氣功的，打太極拳的，跑步的，早晨起來的人特別多。大概是在1994年的4月份，我們就在那裡建立一個煉功點，這應該是哈爾濱的第一個煉功點。」

「因為我年輕，動作相對來講又做的標準一點兒，我就在那裡教她們三個煉功。那時既沒有橫幅，也沒有錄音機，只能聽我的口令。」

「在我教她們三個人煉功的過程中，就不斷的有新人進來。其實根本沒有人叫他們，他們只是看到我們的煉功動作就加入進來，我就教他們。當然煉完之後他們會問我，小伙子，這是什麼功啊？我說這是法輪功，然後講講這功動作怎麼樣，最關鍵是這功注重心性的修煉，把我從書中學的道理介紹給他們。」

「等學員逐漸增多之後，我們不得不轉移到一個更寬敞的地方，可是這附近還有另外一個功法。我們沒有錄音機，而他們的錄音機開到最大音量，聲音都失真了。但有趣的是，他們天天都有人過來學法輪功，所以他們的人越來越少，而我們這邊越來越多。」

「師父來哈爾濱傳法之後，哈爾濱成立了輔導站，我們這才買了錄音機，後來我又從長春請來法輪功的橫幅。到99年的時候，哈爾濱的煉功點幾乎隨處可見，整個哈爾濱有上萬人在學法輪功。」

走上天安門廣場

「從99年7.20後，中共開始了對法輪功的全面打壓。全國各地抓捕了很多輔導站的負責人、輔導員，電視24小時滾動播放，造假污衊法輪功，什麼污水都往你身上扣。你打開電視，所有頻道播的都是這個東西。突然面對這種壓力，大家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因為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

「我們最知道修煉法輪功的是什麼樣的人，電視裡那些東西都是假的，所以看了這種東西內心是很痛苦的，同時又感受到了強大的壓力，那種壓力是在精神層面的。」

「2000年12月份，我決定去北京上訪。在去北京之前，我心裡頭其實很矛盾，很煎熬。因為我知道大法好，而我卻不能站出來，不能為大法說句公道話，覺得心裡頭特別難受。在那種壓力下，周圍工作和生活的環境都令人恐慌，我知道我要是去了可能命都沒了。」

「那時候我經常半夜睡著睡著覺就突然坐起來——哎呀我得上北京，可是當我真要走的時候我又邁不出這一步。就在思想鬥爭中掙扎著，我要去，還是不敢去。到後來，我終於堅定下來了——就是死我也要去！我必須上北京，上天安門，為大法說句公道話。大法給了我這麼多好處，而如今大法遭受魔難，我連『大法好』都不敢說，我這成了什麼人了？我這還是人嗎？！當我這個心一穩下來，晚上就睡的踏實了，不會半夜再坐起來了。」

「12月下旬，我和幾個功友來到北京，來到天安門，因為信訪辦已經沒有意義了。我站到金水橋那兒，事先在袖子裡放好了橫幅，黃色的橫幅，上面寫著『真善忍』。我掏出來之後，高高舉了起來，我站在那高聲大喊『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還我師父清白』。話音剛落，周圍的警察跑過來一擁而上，就把橫幅搶走，把我塞到警車裡了。」

「把我拉到前門派出所吧，進去之後，就看外地來的同修哪人山人海，一波走了又是一波，一波走了又是一波……」

艱難歲月

欒元弘被遣返回去後經受了拘捕、毆打、關押，家庭被騷擾，隨後又經歷了抄家、通緝、流離失所，成了無法落戶的黑戶。

儘管家庭的擔子、經濟的來源全部壓在妻子一人身上，但是共同的信仰使他們相互扶持，不離不棄，共同走過艱難的歲月。

在多年的被通緝中，欒元弘的神經無時不刻地處於緊張狀態，但他仍然承擔著當地資料點的建設與維護工作。為什麼在這麼艱難的情況下從還不放棄呢？

「因為站在修煉者的角度來看生命，人不只是一生，人的生命也不僅僅是你這一塊肉，還有你精神方面的東西，你的靈魂，我們是追求那些東西。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他們當年也都遭受過權力者對他們打壓。基督徒被羅馬的王們迫害了300多年，你看基督教現在到處都是，可羅馬帝國哪兒去了？在大瘟疫中沒了。就是說，用暴力的方式鎮壓信仰者，這是一種非常愚蠢的行為。對於真正有信仰的人，他什麼都能放下，什麼都能放棄的了，捨棄生命都不足惜，那你對他鎮壓有什麼用呢？你還有什麼可以威脅他呢？因為我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麼，這就足矣了。」

感念師恩

2012年7月，被通緝了七年之後，欒元弘和一家人走出國門，邁向自由的土地。他那每天繃緊的神經終於在正常的人類社會中慢慢平復下來。

2017年，欒元弘到美國紐約，再次見到李洪志師父，心中百感交集，他使勁的看啊看啊……

回首前半生，欒元弘說：「從我93年開始接觸大法，到94年真正參加李洪志師父的學習班，一晃到今天已經過去26年了。我從一個20多歲的小伙子，到今天人到中年，走過了這麼多年。自己在修煉上，和修的好的同修相比，儘管還有很大差距，但是我非常的榮幸。我在自己有生之年能接觸到法輪功，能夠在大法中修煉，真是祖上積德，三生有幸。我真的非常想念師父，謝謝師父救度我。謝謝！」

責任編輯：劉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