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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文】薇薇:我們為何成了「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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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9年03月18日訊】薊門煙樹的景觀,曾經離我很近,而我卻並不在意,正如我秋遊香山、泛舟昆明湖、徜徉於紫禁城,卻對於京城的古蹟和歷史不甚了了。

多年後,我穿過迷霧、試圖在精神上歸鄉時,才赫然發現,自己和傳統的距離是如此遙遠。面對浩如煙海的中華古籍、典故和人物,我和朋友不禁感嘆:原來,我們是那樣無知,仿佛迷失的孩子。在這個年紀,意識到身若「文盲」的現實,實在悲哀。

我出生在文革的後半段,是紅色宣傳洗腦的犧牲品。我在「階級鬥爭」的氛圍中長大,中共和蘇共的「革命」歌曲是固定的練唱樣本,祝願領袖「萬歲」的口號是最早的英語教材。我打開父母的書櫃,翻看詩選和名著時,前言裡必定寫著編者對古人的「批判」:封建迷信、鼓吹宿命,如何如何。我練習寫毛筆字,卻未能領略漢字的美麗和莊嚴。這就是我的「蒙學」,不知何為「國學」、但很確定要「跟黨走」的童年。

我不僅是多重意義上的國文「文盲」,還是歷史盲、真相盲。我聽從「黨」的「教導」,學習「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背誦「革命先輩」的文章,還有馬列等必修至博士(等同於「永遠」)的政治課。這些書本告訴我們:「黨」是「太陽」,社會主義是個大花園,一些「反華勢力」不安好心,伺機破壞。總之,我們要時刻準備著衝鋒。

學校老師有時組織我們去看「愛國主義」電影——戰士們在中越邊境上浴血,犧牲前還不忘最後一次黨費。可是,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港台和歐美影視湧入後,銀屏上的異域民居、街道和人物都令人耳目一新,為什麼,那邊的生活更像花園?那裡的空氣,縱使相隔千萬里,卻讓大陸觀眾感到格外清爽呢?

有一天,父母的同事告訴我:共產黨說什麼,你就反過來聽。乖乖,說這話的,可是老黨員啊,怎麼聽起來有點「反動」?後來很快的,媽媽宣布,她決定不再繳黨費,因為她要自動退黨。

幾乎與此同時,家裡出現了一本本「禁書」,那裡面都是黨官的荒淫錄,所以不能自由流通。大人抓緊時間傳看,我也跟著湊熱鬧,只是不明白,新聞聯播、教科書和這些書相比,到底哪個是真,哪個是假。

醒悟的起點,在1989年的6月4日凌晨。中共開槍鎮壓和平抗議的市民和學生,北京、全國和世界都震驚了。屠殺,就發生在歷史悠久的城市,令人難以相信。我的一位大學老師,就倒在子彈下,成為當夜的失蹤者之一。當他再度出現,跛腳而冷峻。而在那之前,我們這一班青年學子,經歷了「人人過關」、人人要說違心話的共產主義特色的嚴格審查。我初次感受了紅色「革命」的冷酷、親眼目睹了假話當作真理的荒謬現場會。

在那段日子裡,我感受到了肅殺和從未有過的壓抑。說真話意味著失去工作機會,被打入另冊,意味著跌入「文革」的隧道。另一方面,當我到隔壁阿姨家收聽「敵台」廣播時,我體會到了自由的感召力。漫漫長夜,總有人在追尋希望的電波。

出國後,開放的信息令我激動:網絡、書刊、各種資訊迎面而來。禁聞、禁書都可隨意瀏覽,歷史的不同版本由你辨別。在海外,我這個長在「紅旗」下的中國人,開始反思,並為真正的中國拼圖。

我的心靈已經蒙塵,並非白紙。點滴的真相,好似清洗劑,滴在心頭,慢慢地、一層層地洗去污垢。

我讀到了許多催人淚下的真相,因此走近了真實的恐怖: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裡,共產主義幽靈侵害地球,曾經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國家建立過政權,並且令這些地區生靈塗炭。共產黨以人間天堂說欺騙民眾,統治的結果是死亡、饑荒、虛偽和敗亂。

在中國,先賢聖人的訓誡、文化的遺蹟被踐踏和摧毀,純真的感情被褻瀆,自由的意志被阻撓,善良、勇敢者被迫害,數千萬人死於非命,血流成河。這些,不正是包裝成鮮花、強加於我、並且勒令我和我的上一輩、後一代要為此「鬥爭」和「感恩」的嗎?

於是,我退出了少先隊和共青團,我加入了傳播真相、書寫真相的行列。我也開始進一步向傳統回歸,從初始學習,猶未為晚。我無法改變過去,但可以把握現在。

於是,我漸漸地看到了那條文明的長河,綿延五千載——中華正統文化的厚重,寫滿了神傳奇蹟、英雄傳奇,以及仁、義、禮、智、信的美好故事。信仰為本,道德為尊,這是民族的根基,未來的方向,繁榮和幸福的保障。

我知道,傳統將帶我踏上正道,走向光明,也將引我返回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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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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