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6月13日訊】（編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紀元特約作者從中共黨史機密檔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無法一一註明出處。大紀元將在適當時機公布信息來源。）

被中共稱為「最親切朋友」的中國農民，「跟著共產黨鬧革命」，當年以「打土豪」之名分得的土地，不久就被中共收回充公，中共倒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地主」。 當農民失去他們被許諾的土地時，他們還沒有意識到，他們的人身自由也隨之喪失。

 毛澤東認為實現農業合作化就會提前實現共產主義

毛澤東要學習蘇聯，走蘇聯集體農莊道路，成立合作社。他認為只要實現了農業合作化就會實現生產機械化，就會有高福利，就會提前實現共產主義。他一心想推廣蘇聯的集體農莊模式，要儘快實現合作化。

為了保證合作化順利執行，經毛提議，1952年11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和各省市委農村工作部，專門負責領導農業合作化問題，鄧子恢被任命為中央農村工作部長。

對合作化問題，毛抓得很緊很具體，每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他都參加。研究什麼問題、完成任務時間表都須經他批准。中國農村合作化的步子越來越快，由原定的兩年計劃變成了一年，一年又縮短成半年。

劉少奇認為 ：「合作化那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是實現不了的。」

所謂合作化，就是讓農民把剛剛分得的土地再交出來，農民由擁有田產者一下子又一無所有了，當然不願意。不少地方幹部強迫農戶入社，很多地方農戶被迫入社前殺牲畜，入社後消極出工，還有入了社的要求退社、逃跑到外地躲避入社等等，本來有序生產的農村亂象叢生、人心惶惶，很快農村大面積減產，困難戶越來越多。

了解到這些情況後，鄧子恢主張在入社農戶比例上放慢速度，鼓勵農民積極生產。這些情況也反映到毛澤東那裡，但毛澤東仍然認為應該通過提高農民積極性加大合作化步伐。

毛澤東派他的警衛員和祕書到農村去調查。這些毛身邊的人都清楚毛對合作化的決心和執著，他們不敢如實匯報調查的實情，結果，嚴重困難問題被說成一般問題，普遍問題被說成發展過程中的問題。於是毛認為總體情況還是好的。

早在合作化開始不久，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書記賴若愚，就寫了一個報告給華北局和中共中央，這個報告叫「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他說：「山西老區的互助組織發生了渙散情形。從實踐證明：隨著農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農民自發力量是發展了的，它不是向著我們所要求的現代化集體化方向發展，而是向著富農的方向發展。這是互助組發生渙散現象最基本原因。」他提出：第一，徵集公積金，增強公共積累。第二，農業生產合作社分工問題，應採取按勞力、土地兩個分配標準。[1]

以薄一波為書記、劉瀾濤為副書記的華北局於5月4日給山西省委寫了批覆並報中共中央。批覆稱：用積累公積金和按勞分配辦法來逐漸動搖、削弱私有基礎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是和黨的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政策及《共同綱領》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錯誤的。目前你省有相當數量地區的互助組需要提高和鞏固，但提高與鞏固互助組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充實互助組的生產內容，以滿足農民進一步發展生產的要求，而不是逐漸動搖私有制的問題。

5月7日，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劉少奇說：「這種合作社是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可是單用這一種農業合作社、互助組的辦法，使我們中國的農業直接走到社會主義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是實現不了的。」

7月3日，劉少奇代表中央對山西省委報告作正式批覆：在土地改革以後的農村中，在經濟發展中，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已開始表現出來了。黨內已經有一些同志對這種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表示害怕，並且企圖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們幻想用勞動互助組和供銷合作社的辦法去達到阻止或避免此種趨勢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應該逐步地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山西省委的這個文件，就是表現這種思想的一個例子。特印發給各負責同志一閱。[2]

毛澤東急於發展合作社

看了山西省委的報告、華北局的批語和劉少奇的批示之後，毛澤東找劉少奇、薄一波、劉瀾濤談話，明確表示：「我不能支持你們，我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

他的論點是：「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採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的新的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

1951年9月，毛澤東委託陳伯達主持召開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通過了陳伯達起草的《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決議》（草案）。9月會議後，又做過幾次修改，12月以決議草案的形式發到全國縣委和城市區委。決議基本精神是急於發展合作社。

1952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在省委以上領導機關建立農村工作部的決定，規定「中心任務是組織與領導廣大農民的互助合作運動，以配合國家工業化的發展。逐步引導農民走向集體化的道路。」[3]

毛澤東提議鄧子恢擔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1953年1月初，鄧子恢離開武漢到達北京。1月17日報到，晚上7時，毛澤東接見鄧子恢。

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決議草案，經毛澤東主持修改，12月16日經中共中央正式通過， 1954年1月9日公布。決議規定了中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具體道路。即：經過簡單的共同勞動的臨時互助組和在共同勞動基礎上實行某些分工分業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財產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到實行完全社會主義的集體農民的公有制的更高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所指的對農業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

決議規定了近年內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計劃：從1953年冬季到1954年秋收以前，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由現有的1萬4千多個發展到3萬5千8百多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內，即到1957年，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應爭取發展到80萬個左右，參加的農戶應爭取達到農村農戶總數的20%左右。

1954年10月10日至30日，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第四次互助合作會議，提出要在1955年春耕以前發展到60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把第二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提出的發展指標（第二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提出1955年發展到30萬或35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翻了一番。到1957年，全國要有半數以上的農戶入社。這個發展計劃，很快得到中共中央批准。

第四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精神傳達下去後，農業社發展很快，但入社或不入社的農民產生了懷疑或顧慮，許多地方發生大批出賣耕畜，殺牛砍樹現象，不少地方糧食不足，農民大量殺豬、宰牛，不熱心積肥，不積極準備春耕，生產情緒不高。這種情況，也反映到毛澤東那裡。

1955年3月5日，有一河北農民直接寫信給省委書記林鐵，反映河北平安縣一村在合作化運動中用「跟共產黨走，還是跟蔣介石走」的大帽子強迫群眾入社。3月14日，毛澤東又收到黃炎培11日的信，反映他的家鄉「農民生活苦，吃不飽」。農村幹部作風不好，總懷疑農民家有藏糧，致使民間有怨聲。[4]

3月中旬，毛澤東約鄧子恢、陳伯達、廖魯言、陳正人、杜潤生談話。說根據當前農民殺豬，宰羊，鬧糧荒等情況，農業生產合作社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問題，他提出華北，東北地區要停下來整頓，浙江、河北要收縮，新區要發展。「一日停，二日縮，三日發」。[5]

3月22日，中央農村工作部發出《關於鞏固現有合作社的通知》，說「現在春耕季節已到，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發展60萬，完成了預定計劃。不論何地均應停止發展新社，全力轉向春耕生產和鞏固已有社的工作。」[6] 全國經過一個多月的整社工作，共減少2萬個合作社，由67萬變為65萬個。

毛澤東：「合作化還可以快一些」

1955年4月6日至22日，毛澤東到南方視察。他沿途看見麥子長得半人高，認為不能說明農民生產消極，生產消極是小部分。在上海他聽柯慶施說，在縣、區、鄉三級幹部中，有30%的人反映農民要「自由」的情緒，不願搞社會主義。他認為，這種情況，上面也有，省裡有，中央機關也有。根據新近了解的情況，毛澤東重新思考，作出新的判斷。他對農業合作化形勢的估量開始發生變化。

4月下旬，毛澤東回到北京。5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他對譚震林表示，合作化還可以快一些。5月9日晚，毛澤東在頤年堂召見李先念、鄧子恢、廖魯言、陳正人開會。就農業合作化問題，他問鄧子恢：「到1957年化個40%，可不可以？」 鄧子恢說：「上次說三分之一，還是三分之一左右為好。」

毛澤東也不勉強，說：「三分之一也可以。」但他又說：「農民生產情緒消極，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路看見，麥子長得半人深，生產消極嗎？！」[7] 從談話中，流露出毛澤東對中央農村工作部有關農村形勢的分析不滿。毛澤東同鄧子恢等在對農村形勢的分析和農業合作方針上，發生了意見分歧。

5月17日，毛澤東在北京召開華東區、中南區和河北、天津、北京等15個省市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著重談了農業合作化問題。他說：「合作社問題，也是亂子不少，大體上是好的。」「在合作化問題上，有種消極情緒，我看必須改變，再不改變，就會犯大錯誤。」

7月11日，毛澤東在頤年堂召見鄧子恢、廖魯言、劉建勛、杜潤生、陳伯達、陳正人、譚震林七人談話，毛澤東嚴厲批評了鄧子恢，說他自以為了解農民，又很固執。鄧子恢作了檢討。7月15日，鄧子恢又找劉少奇，堅持1956年合作社只能發展到100萬個而不能發展到130萬個

7月18日，毛澤東給中央農村工作部祕書長杜潤生寫了一便條：「請將上次農村工作會議材料包括報告、個人發言和結論，送我一閱為盼。」毛澤東要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文件，找出其中有針對性的問題，著手準備撰寫《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重炮猛轟鄧子恢。在毛澤東看來，總體是好的，目前農村合作化高潮就要到來，主要障礙是有些領導幹部動搖，有消極情緒，他決定批判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錯誤」。

批評「小腳女人」的反右傾鬥爭

1955年7月30日到8月1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7月30日，毛澤東作題為「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他說：「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即將到來。這是五億多農村人口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

接著，各省、市、自治區很快跟風，開展了批評「小腳女人」的反右傾鬥爭。

1955年10月4日到11日，中共中央舉行七屆六中（擴大）全會。陳伯達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要有全面的規劃，還要加強領導。」「總而言之，要主動，不要被動；要加強領導，不要放棄領導。」[8]

毛澤東以「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為主題作總結，他說：「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使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在六億人口的中國絕種，這是一個很好的事，很有意義的事。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使資本主義絕種，要使他在地球上絕種，變成歷史的東西。」

在總結中，毛澤東自問自答：「會不會有人翻案？想翻案的人不少。他們認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們搞的這一套將來統統要翻，說我們並非馬克思主義，而是機會主義。但是，據我看，大勢所趨，這個案是翻不了的。」

他要求：「在今後五個月之內省一級、地區一級、縣一級、區一級、鄉一級，這五級的主要幹部，首先是書記、副書記，務必鑽到合作社問題裡去，熟悉合作社的各種問題。」「如果他們不鑽，搞起許多合作社，自己又不懂，那很危險。如果老是鑽不進去，那怎麼辦呢？就應當該換工作。」[9] 就是撤職罷官。

七屆六中全會以後，各級幹部承受了巨大的壓力。當時的實際情況是：你要考慮廣大群眾利益，實事求是組織群眾加入農業合作社，就要準備當「小腳女人」，被扣上「右傾」的帽子，準備撤職丟官；你要緊跟毛澤東路線，就意昧著必須不擇手段地強迫農民，違逆良心編瞎話，虛報成績。

各級匯報文章層層編造，層層修改、拔高

大多數領導幹部想通了：反正毛主席說了，不講仁慈，不講良心，決心跟毛澤東路線，就會受到表揚；少數堅持實事求是，講良心，對群眾下不了狠手的幹部，就當了「小腳女人」，被免官。

1955年10月，山西、浙江、廣西、四川、廣東五個省、自治區黨委向中共中央呈送報告，謊稱本地區的所謂「社會主義積極性的空前高漲」，證明毛澤東預言的「中國農村的社會高潮」確實已經到來了。

1955年12月，毛澤東著手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序言中說：「1955下半年，中國的情況起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中國1億1000多萬農戶中到現在——1955年12月下旬，已有60%以上農戶，即7千萬戶，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加入了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這件事告訴我們，只需要1956年一個年頭，就可以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再有3年到4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會主義到全社會主義的轉變。」這樣，奇蹟就出現了，原計劃用3個5年計劃、15年時間才能完成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由個體所有制向集體所有制的轉變，」[10] 在短短4年時間就宣告完成了。

毛澤東後來在談到《高潮》書編輯時愉快地說：「我用11天功夫，看了120幾篇報告，包括改文章、寫按語在內，我就『周遊列國』比孔夫子走得遠，雲南、新疆一概『走』到了。」

毛澤東不知道給他送去的很多不是實情，那是各省委第一書記摸清毛澤東的思想動向後囑咐下面寫的。寫好後經各級層層編造，層層修改、拔高，最後送到中南海毛澤東手裡。毛澤東據此判斷：目前中國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高潮已經到來或即將到來。

「合作化」退潮：社員退社、「鬧社」

正當毛澤東躊躇滿志，合作化退潮的壞消息不斷地傳到毛澤東耳邊。

1956年12月6日，鄧子恢在一份中央農村工作部簡報上披露：「最近在電話中與遼寧、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陝西、河南、河北8個省委農村工作部進行聯繫，」「今年秋收分配前後，在一部分農業合作社內，出現了社員退社的情況。退社戶，一般占社員戶數的1%，多的達5%；思想動盪想退社的戶，所占的比例更大一點。浙江寧波專區，已退社的占5%，想退社的占20%左右。廣東全省已退社的七萬餘戶，占社員戶數7%，並有102個社垮了台。各省10%到20的社員減少收入。其中較多的是富裕中農，小商販、技術手工工人等，都想出去單幹。

12月20日，河南省委報告：「臨汝縣汝河南原十區一帶，曾經一度發生所謂『鬧社』問題。其規模涉及到13個鄉、67個自然村、35個合作社、84個生產隊，共包括3萬人口的地區。」「嚴重地區，發生打罵幹部，甚至私自改選幹部和人民代表，個別社搶分公糧，最後鬧分社退社。」

12月24日，中共中央又接到廣東省委的報告：「據最近到省人民委員會請求退社較嚴重的中山縣南頭區調查統計，全區增收的戶5164戶，占54%；保產保收的2431戶，占百分之25.5%；減收戶1767戶，占20.4%。在減收的農戶中，多數是上中農。如中山永寧洪水村一戶老中農鄧炳業，入社前每年純收入1750元，入社後只得600元，九州基老中農劉旺興，入社前純收入650元，入社後只得180元。上中農認為，『合作社富養窮、強養弱是大賠本。』」

了解這些情況後，毛澤東認為這是農村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他要打退農村資本主義勢力的猖狂進攻。在《誰說雞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語中，毛澤東說：「在中國農村中，兩條道路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通過貧農和下中農同富裕中農實行和平竟賽表現出來的。」「在合作社這面站著共產黨」，「在富裕中農後面站著地主和富農」。毛澤東沒有辦法把合作社生產率提高上去，讓社員增加收入；卻有辦法把富裕中農的生產率打下來，讓富裕中農減少收入。用階級鬥爭手段，使富裕中農變成貧下中農。

走農業合作化之路，完全是中共照搬蘇聯模式強行在中國推廣的，為以後餓死幾千萬農民埋下了禍根。

評：正如美國經濟學家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所述，法西斯和共產主義這樣的極權制度，必然導致社會的整體被奴役，以及經濟破產和社會崩潰。

「農業合作社」不僅剝奪了農民對土地的占有權，也更是對農民的一種人身管制。

經過二十八年後，由「生產承包責任制」代替「農業合作社」，農民似乎獲得了一點實惠，但這依然是中共想繼續霸占農民土地、愚弄農民的策略。現在中國的農村，如果不到城裡打工掙血汗錢，大部分農民光靠種地根本無法養活一家老小。不管城市如何現代化，中國農村經濟情況依然沒有改善。

中共執政這麼多年，中國農民沒有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日子反而更加艱難，因為中共的農村政策從來不是為了農民的利益。沒有中共，中國農民的日子就會更好過。

注釋：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劉少奇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82-283頁。
[2] 同 [1] 第282頁。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10頁。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52頁。
[5] 杜潤生：《憶五十年代初期我與毛澤東主席的幾次見面》，見《緬懷毛澤東》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頁。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07頁。
[7] 《毛澤東同鄧子恢等談話記錄》1955年5月9日
[8] 同 [4] 第234-259頁。
[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78頁。
[10] 同 [8] 第485頁 ＃

責任編輯：張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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