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12月05日訊】就在今年的「世界愛滋病日」到來之際，大陸有媒體揭示了多年來，愛滋病在中國被「汙名化」的怪像。然而，該媒體批判的焦點卻主要集中在媒體的宣傳、用詞以及醫療機構在描述愛滋病時所用的專業術語上。

比如，自1985年中國出現第一例HIV感染者後，《人民日報》在報導中反復使用「超級癌症」的名稱時起，不少媒體便開始大量使用「艾滋村」、「艾滋女結婚」、「艾滋殺手」等詞彙。儘管上述這些詞彙未必與「汙名」有關，有些詞甚至是對現實境況的客觀描述，比如「艾滋村」一詞，正是基於現實的精准描述；但需要指出的是，長久以來，大陸媒體在對中國愛滋病現狀或某個案例進行報導時，整個方向都是有失偏頗的。

然而如今，陸媒意圖順藤摸瓜、查找內因的時候，卻再次將矛頭指偏，認為媒體使用的不當術語不可避免的受醫療界影響。比如，醫護人員、醫療專家時而將愛滋病描繪成「生命殺手」、「人體免疫系統與防禦系統的侵犯者」；時而將HIV感染者形容為「目標人群」、「橋樑人群」；甚至將愛滋病防治工作描述為「抗擊艾滋」、「愛滋病戰役」。陸媒的意思是，愛滋病在中國被「汙名化」的罪魁禍首，應該直指醫療機構及其專業人士。

然而與此同時，在上述這些被質疑為「火藥味」十足的詞彙中，我們其實發現，大部份詞語並沒有過度渲染或將愛滋病妖魔化。如此肯定的原因就在於，若中國人有機會瞭解愛滋病在中國傳播的真實狀況，勢必就會喊出「現實比報導更慘烈」的肺腑之言。也就是說，媒體和醫療機構在中國愛滋病現狀的問題上的確有需要承擔的責任，但此番重責絕非只體現在遣詞造句上，更重要的是，能否對愛滋病在中國的傳播、感染情況進行如實報導。

顯然，從至今仍有大量的中國人因為不瞭解愛滋病而陷入莫名恐慌的狀態中就可看出，大陸媒體，尤其是黨媒、官媒並沒有盡職盡責的對實際情況和盤托出。正是因為「猶抱琵琶半遮面」，才更容易引起恐慌和猜疑。好在如今已有媒體坦誠的指出，「1990年代……，政府將HIV界定為性傳播疾病，從而深深勾勒了社會公眾關於HIV傳播特定途徑的想像」。可見，由於政府的刻意引導，而讓媒體更著意強調，愛滋病主要由非正常的性行為引起。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傳播途徑並不至於引起恐慌，但顯然會讓旁人表現出嫌惡和不恥。若反應過激，則容易引發大面積人群對愛滋病患者的歧視。

人們的表現其實只是一種呈現出來的結果，關鍵是，在中國導致這種結果出現的肇因並不是歧視者本身難以自控的情感。顯然，政府主導媒體「將HIV界定為性傳播疾病」才是愛滋病患者遭到歧視的根本原因。要說，愛滋病被「汙名化」，各類媒體眾口一詞的宣傳以及政府的幕後指揮都是功不可沒的。從過往的歲月中，一到開展愛滋病防控宣傳的日子，便會看到很多志願者到處發放避孕套的「盛景」，就可見一斑。至此，我們或能理解為何「歧視」，但仍有可能會對「恐慌」不解。

我們不妨引用大陸媒體的一段「自白」來解讀「恐慌」。根據報導，「『愛滋病高危人群』的汙名逐漸聚焦在農民身上，賣血的中原農民被發現感染了HIV病毒」；「那些通過賣血、輸血及母嬰途徑感染HIV的人則被視為『無辜的受害者』」。儘管媒體說這段話的目地，是為了強調「通過血液傳播」這種汙名加劇了對農民工及子女的不公，然而不經意間，卻又承認了這樣一個事實——在中國，大量農民因賣血、輸血而感染上了愛滋病。

因此，最有必要討論的關鍵點就在於，大量農民感染了HIV病毒為何會引起恐慌？難道真的是因為城市裡聚集著來自各地的農民工嗎？不得不說，這又是一個鑽了中國人不瞭解愛滋病空子的誤導。中國人如果都知道，跟愛滋病患者交談、握手、擁抱等近距離接觸並不會感染HIV病毒，就一定不會出現恐慌的局面。另一方面，那些幾乎家家戶戶都染上了HIV病毒的「艾滋村」，卻因為政府的封鎖而普遍被限制了自由、甚至得不到任何救助。因此，外界並不清楚，這樣被「藏起來」的患者在中國究竟有多少。

最新一篇揭露中國愛滋病真相的文章顯示，「河南商丘市柘城縣雙廟村，1990年代初響應政府‘以血致富’的號召，全村3,800口人，80%以上的成年人即1,227人加入賣血大軍，有的家庭15歲以上的人全部出動賣血，最後感染愛滋病毒的賣血者有887人，感染率為72.29%；死亡601人，死亡率高達68%，三分之一以上家庭都死過人，有33戶人家死絕，還有艾滋孤兒53人，單親兒童127人」；「在河南，導致至少30多萬賣血的農民感染愛滋病病毒，至少是10多萬感染者命喪黃泉」。可見，嚇人的是這些「感染率」和「死亡率」。

中國的農民當然不止河南一省，當人們依此資料展開想像時，內心的恐懼必定會陡然增加。而更令人恐慌的是，這些農民被禁錮在農村，但是他們的血液卻被非法血站賣到了城市裡的各家醫院。或許有人會說，有HIV病毒的血，城裡的大醫院還檢查不出來嗎？這有什麼恐慌的？問題是，城市裡還真出現了由於輸血而感染了愛滋病的實例。

「5歲女童毛毛因輸血而感染愛滋病」的真實故事，相信很多人仍記憶猶新。然而，這種不幸並非只發生在毛毛一人身上。此前已有海外媒體披露，「2006年，河南商丘的七名因輸血感染上愛滋病的婦女前往北京的衛生部上訪」，「在場的上訪人士，除了七名婦女之外，還包括一名感染了愛滋病的兒童和一位家屬」。儘管目前沒有驚悚的統計數字表明，有多少城裡人會因為在醫院輸血而感染愛滋病，但已出現的案例以及醫院疏於檢測、有關部門疏於監管，並對愛滋病在中國主要通過血液傳播這種現狀予以掩蓋的種種肇因，都讓人們充滿了極大的恐懼。

由此可見，愛滋病在中國一味被「汙名」為「性傳播」，一方面容易使人對愛滋病患者產生隔閡、甚至是歧視；另一方面更在於，從醫院、媒體到有關部門都想利用這種宣傳來掩蓋，大量農民在「血漿經濟」政策的引導下，在「地下血站」條件差、且無人監管的惡劣境況下，在無數的愛滋病患者得不到妥善救助的絕望現實中，通過血液傳播的感染途徑才是愛滋病在中國高發的最主要原因。若這一真相引起了恐慌，那也是全由政府的欺騙以及不作為所致，與報導、宣傳的修辭並無相關。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