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12月27日訊】按：王全璋，北京人權律師，代理過農村土地拆遷、異議人士及大量法輪功維權案件，屢遭當局暴力對待。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後「被失蹤」半年，遭非法拘禁至今。
王全璋太太李文足被嚴密監控、軟禁、跟蹤、恐嚇、騷擾、警告、逼遷、約談……一年多來，她和其他「709」家屬一起，積極呼籲國際社會幫助解決中國律師遭遇的人權危機。「離開梳妝打流氓」是「709」家屬維權的一個口號。
王全璋1976年2月出生在山東五蓮，2000年畢業於山東大學法學院，大學期間即開始幫助法輪功修煉者維權，為遭非法勞教者提供法律幫助，因此受到山東國保和國安威脅，甚至被限制自由、被查抄。
2012年，因代理黑龍江省法輪功學員苗福案，遭東寧縣法官王傳發毆打、謾罵；並遭到上海法官徐敏芳當庭驅逐，以及河北省唐山公安警察的汽車夾擊。
2013年4月他在江蘇靖江市法院為法輪功學員辯護時，遭法院當庭拘留十天，引發上百名中國律師連署要求公開現場錄像並釋放，引起大陸與國際媒體關注報導，三天後被釋放。
2014年3月28日，王全璋赴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建三江農墾局七星拘留所，為「建三江事件」中被迫害的律師維權，遭警察暴力虐待。
2015年7月10日，王全璋在709事件中「被失蹤」，之後半年生死不明。其代理律師多次受脅迫退出代理。目前王全璋被變相剝奪辯護權，不許會見，不讓通信。
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在「709」之後備受株連，被嚴密監控、軟禁、跟蹤、恐嚇、騷擾、警告、逼遷、約談，甚至24小時被監控日常行蹤，無法自由生活。兒子王廣微被禁止入讀北京一所幼兒園。
但李文足與李和平律師的妻子王峭嶺等「709」家屬一起，主動邀約聯合國、歐盟及歐美主要國家的人權和外交官員會面，積極接受國外媒體採訪，介紹709案的情況和影響，希望國際社會幫助解決中國律師遭遇的人權危機。
2016年5月，美國國會舉行關於中國的政治管控的聽證會，王峭嶺、李文足和原珊珊代表「709」家屬以視頻形式在聽證會上發言，指控當局對「709」家屬的管制和威脅。
下為李文足女士受訪全文。
記者：近兩年經常看到您在網上為王全璋律師維權奔走呼籲。
李文足：其實我是不願拋頭露面的，我所期望的日子，不過就是和丈夫各自有喜歡的工作，然後回家裡陪孩子，去公園散散步，假期帶孩子出去玩一玩，或者去看看爺爺奶奶姥姥姥爺。2011年我和全璋結婚，婚後雖然聚少離多，我還是過著平淡幸福的生活。
對我來說，幸福的指數還挺高的。我有一個品德特別好、特別優秀的丈夫，有個健康可愛聰明的兒子，家裡我的姐姐父母，包括爺爺奶奶都特別善良，對我特別好。嫁給全璋後，家裡甚麼事情都不用我操心，全璋特別有責任心，平時我只需要把家裡照顧好，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就行了。
我感到對我生活的威脅是在2013年，那個時候我兒子才三個月，全璋的電話又打不通了。失聯的情況以前也是有的，著急，害怕呀，後來才知道全璋在靖江開庭時被當庭拘留。那次在各種聲援下他關了三天就被釋放了，我對他的深入瞭解也是那個時候。
我註冊微博去瞭解他的工作，看微博我突然覺得自己好無知啊，原來生活是這樣！社會這麼黑暗，甚麼城管執法啊，暴力執法啊，拆遷啊等等，我以前過著自己的小日子，甚麼都不知道，我覺得我特別幼稚。看微博讓我特別難受，我覺得也做不了甚麼，全璋可以利用職業幫助他們，我只能可憐他們，甚麼都幫不了。
太黑暗了，我受不了，儘管我丈夫去幫人維權，去做那些事情，但我不願意面對那一切，於是我選擇了逃避，我不再看微博。那時我還抱著幻想，抱著僥倖，認為那些恐怖不會發生在我身上。我不去看，不去關心那些，它就會離我很遙遠。
但是沒想到，你選擇逃避沒有用，最後我自己就面臨了這樣的恐怖，我面臨迫害，我需要站出來，需要維權。「709」一下打破了我的小日子，你沒有選擇，你沒有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權利，「709」對我說是一個很大的考驗，它改變了我。
記者：有人勸過您要多為自己考慮，應該明哲保身嗎？
李文足：很多親朋好友，可以說大多數人都會跟我說：你要注意安全，你要帶好孩子，你為了孩子也好，為了自己的安全也好，你不應該做這些事情。有一次我跟一個出租車司機說「709」的事情，他說你看你丈夫自己遭受這樣的事情，然後進去了，留下這麼多苦難，讓你和孩子跟著受罪，結果你現在不顧孩子，這樣跑去為你丈夫呼籲，我覺得你是對孩子不負責。
當時我就問他，如果毒疫苗事件攤到你身上，如果是你的孩子你怎麼辦？你希不希望有我丈夫這樣的人站出來為你發聲？我說我現在所做的，為了孩子他爸爸做的這些，是對孩子一個最好的交代，是最負責的。因為等他長大，我可以很有底氣地告訴他，當初他爸爸遇到困難時，他媽媽帶著他，我們一家人是一起承受的！我覺得我現在所做的，是對孩子最負責、一個最好的交代。
最後他還是勸我，過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啊，他還是認為我這樣是不負責任，理由是：我們人不是神，沒有那麼偉大，我們只要過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我覺得這個邏輯是不對的，我們中國人是怎麼了，這是自己的丈夫啊，不能說因為危險我就不管他了啊。那如果這個事情落在你頭上，你希望你的另一半怎麼做？不管你嗎？我們確實不是神，但我們是人啊，正常人怎麼可以有這樣的邏輯、這樣的想法？
過好自己的日子？現在我有朋友也說，我都想不明白了，我就過自己的日子怎麼了，我不去說這個政治，我不去招惹你，我躲著你還不行嗎？可是，很多受害者都是想在家裡過好日子的啊，比如雷洋，招誰惹誰了？都是想過自己的日子啊，在這樣一個法制不健全的國家，災難隨時可能就到你頭上了，哪裡有我們自己的小日子？
記者：那您不害怕嗎？他處於那麼危險的一個境地，是甚麼支撐您這樣做的？如果您做的一切沒有結果您還繼續嗎？
李文足：人都會害怕呀，這一年多我被警察跟蹤，被他們從二樓拖下來，被抓進派出所，然後被故意當成吸毒賣淫的那種羞辱，脫衣服檢查等等，被警察粗暴地推搡，額頭被撞起包等等，這些我都害怕，害怕我還是得做呀，不能說因為我害怕，我就不去管我丈夫了。
其實你說那些律師不怕嗎，那些酷刑！誰不怕呀！只是在害怕的同時，他們還要堅守，堅守他的良知。全璋能夠堅持下去，其實也是做了一個最普通的人、一個正常律師最應該做的事情而已，他只是良知尚存的一個人，他看到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即使害怕他也得去幫啊，他必須走下去啊，就像我今天一樣。
我的丈夫被抓，失蹤了，一個做妻子的就應該站出來找丈夫啊，不能說你嫁一個丈夫就是為了跟他有福同享，當他有難，你就逃之夭夭了。我覺得一個正常的人就應該跟你的丈夫患難與共，這是一個正常人最本能的表現，我想這是一個正常人該做的事情吧。我丈夫現在還被迫害、被冤枉，我就要為他去奔走、去呼籲啊，讓他早點回家呀。
而且對他所做的事情知道得越多，我就感到更應該為他做事情啊，全璋是為了別人，他為了別人都可以不顧安危，我為了自己的丈夫站出來救他，還不是做人、做妻子的本分嗎？！
我每天最大的願望，就是馬上見到全璋，或者我現在就能接到全璋打來的電話，我盼望著他立刻就能夠回家，能夠被釋放，但是結果怎麼樣，他甚麼時候能出來，不是我能判斷的。現在我能做的，就是竭盡全力，去做每一件事情，能為他做的我一件不落地都去做。
記者：作為妻子，最早您知道他做這些事的風險嗎？您勸過他嗎？
李文足：開始我不瞭解他的工作，2012年以後他特別忙，基本見不到人影，我問他為甚麼越來越忙，他不跟我說。後來從朋友那我知道，他代理了很多法輪功案件，他是律師圈裡代理法輪功案件最多、最早的之一，而且後來他接的幾乎全是這類。
朋友勸過他，因為這有風險，不太掙錢，建議他可以再接些別的案子，畢竟他有老婆孩子要養，有父母要盡責，他又常常因為代理這類案子被打、被拘留。
作為妻子，我當然擔心他的人身安全，希望他平安，我就和他說，咱們兒子才一歲多，你能不能為兒子，為家庭考慮一下？儘量避免一下風險？他當時沒說甚麼大道理，只是告訴我，現在敢代理法輪功案件、敢說話的律師本來就少，如果我再怕危險不去接這些案子，我也不做，大家都不做，這些需要幫助的人怎麼辦？
他真的是義無反顧啊，對法輪功案件的投入特別多。有律師告訴我，好像他是挨打最多的。通常就是因為特別堅持就惹怒了他們，法警打他，他不會因為打他、威脅他，他就有一點退縮。
好幾次我在家打掃衛生，偶然就在櫃子裡發現了他在醫院拍的片子，我問他怎麼回事，他不說。後來他被打之後，就有朋友在網上公布，我才知道他挨打了。
被抓前一個月，他在山東又被暴打，據說幾個法警打得他鼻青臉腫，後來是有其他律師拍了照片，我才看到他在醫院接受檢查、滿臉痛苦的照片。我心疼啊，我讓他發視頻給我看看，他不給我看，我發了視頻他就掛了，發了幾遍他都掛了，他不讓我看見他的傷。
據說還有幾次他被戴黑頭套，拉到一個房間裡面，也是抓著他的頭撞牆，然後用礦泉水瓶打他的頭，每次都打他的頭。如果他不是那麼執著維護當事人的權益，他們怎麼會打他，你不堅持，你就不會挨打嘛。但他退步之後，那些當事人的權益就得不到保障了。
他像對待家人那樣對待當事人。記得在2010年，他第一次和我回老家，我們家特別歡迎他，帶我們出去吃喝玩樂，玩的時候，他一個人坐旁邊拉個臉，皺著眉頭，很凝重、很難受的表情，我當時不理解他，我家人也有想法。
事後我問他，大家不是帶你玩嗎，其樂融融的，你怎麼這樣？大家還以為你有甚麼不滿意的地方呢，為甚麼？他說當時他接了個電話，說有個案子希望他代理，講出一些情況，他說，沒幾天了就過年了，你看那人在牢裡，沒有自由，也許還要遭受甚麼，我哪有心情吃喝玩樂！
前一段時間我還聽說一個事，說全璋有一次為法輪功學員辯護時，他說一句話，那個法警就打他一巴掌，問他還說不說，他還說，就又一巴掌，最後，我聽那個律師跟我講，他被扇了一百多個巴掌，一百多巴掌啊，是個甚麼樣的概念？（擦眼淚）
（待續）
採訪整理：鄭慧 責任編輯：蘇明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