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8月31日訊】前言：
舊金山的兩條街牌像是我人生路上的標誌。一塊指向Davis街，一塊指向Pine街道。海軍辦公室位於Davis街上，在我參加海軍之前，我的辦公室就在Pine街上。兩條街成九十度，恰如我的人生道路的轉折：從一個中文環境，融入到美國社會中。在這個紀實系列中，筆者願意把這一年的海軍生活與各位讀者分享。

「可是，我就是為這個申請的政治庇護！」在舊金山的海軍招募辦公室裡，我對西班牙裔的招聘主管解釋說。可是他一臉驚恐的看著我，又一次對我說不。在決定告訴他自己的經歷之前，我已經考慮了一個晚上。

前一天在辦公室填寫背景調查時，有一欄是「無論是在美國境內還是境外，你是否被警察監禁過」。看到這一條，我開始為難。我如何向這個西班牙裔的主管解釋，我沒有犯過罪，卻被警察非法監禁過。在中共的獨裁政權下，僅僅一種行政手段就可以剝奪一個人，一個沒有犯罪的人的自由，長達兩年。這種民主制度與獨裁制度的衝突引起的思維方式的差異似乎難以溝通。不說，海軍不知道，說了，很可能被拒絕。我合上文件夾，對招募官朱先生說，讓我回去想想明天再來吧。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說還是不說，簡直成了「to be or not to be」的問題，說了，就意味著我將失去這份穩定的工作；不說，違背自己的良心和信仰。我不就是為了尋求信仰自由而來到美國的嗎？「要讓人知道這場迫害的殘酷」，在合上文件夾的那一刻我已經做出了選擇。

西班牙裔招募官的反應，不出意外。

一個熟人有一天對我說，舊金山的主管換人了，你再去試試。我說我英語不夠用，解釋不清。她說，新主管也是個中國人。我按照名片打了一個電話過去，關先生說，你來辦公室談談。我說我已經考過試了，大概還沒過有效期。簡單說了一下我的情況。關先生說，帶上你申請政治庇護的材料來辦公室吧。

我在外間的沙發上等了一會兒，關先生拿著我的無犯罪記錄公證從裡間走了出來，說你犯甚麼罪？你從來就沒有犯罪。談到國內的狀況，關先生說，六四前他也在天安門廣場靜坐。我說，那你很幸運現在還活著。我的表哥六四前一天也在天安門，他說當時聽到子彈呼嘯的聲音，大家都以為是橡皮子彈，誰也沒害怕，結果他身後的一個女生就倒下了，白色的裙子上都是血。看來對真正瞭解中國的人，中文解釋也不用了。於是雲開霧散，被冷凍了七個月的入伍程序繼續啟動，進入正常運行。關先生問我，為何一再堅持要講出那兩年的勞教經歷？我說，這是我通過政治庇護的理由，非法關押是中共的罪，而不是我的錯。我通過政治庇護的理由怎麼卻成了被海軍拒絕的理由？邏輯上不通。那張勞教票是我向美國政府申請政治庇護的依據；將來還會是我向中國政府要求國家賠償的依據。在取消勞教制度那天開始，就注定將來有一天國家要向曾被政府非法關押過的公民做出賠償。

當初我對海軍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覺，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但是我看到招募官辦公桌上的船型帽，心中驀地動了一下，想起小時候學校安排的國共戰爭電影，看過後和爸爸說，爸，國民黨女兵的帽子真好看啊。老爸說是，那叫船型帽，他們的衣服都很好看。我就開始幻想自己也有一頂那樣的女兵帽子。看到桌上的船型帽，當年那個小女生藏在心裏的秘密蹦了出來，不由得問朱先生，這是男兵的帽子嗎？朱先生說，男女都是一樣的，我心中暗喜，就是這份工作了。

哪知後來節外生枝，生出上面一段曲折故事來。不過讓人知道這場迫害的殘酷是合天理良心的選擇，結局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待續）

責任編輯：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