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1月30日訊】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曾於2012年12月「南巡」，引發了觀察人士認為「習宗鄧」的猜想。但最近人們才知道，中國官方公佈習的「南巡」講話時是不完全引證，近日據說是全文的版本在網上流傳，媒體稱讓期盼政改的人讀後深感失望。其中最有名的一段話是他談到當年蘇聯崩潰時所說：「最後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宣佈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按照黨員比例，蘇共超過我們，但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

其中「竟無一人是男兒」，典出五代後蜀國主孟昶妃子花蕊夫人《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國詩》。全文是：「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談蘇共亡黨「亡國」之教訓，竟引用失國君王之妃的名句，說明習總心頭的壓力很大很沉重。

這所謂全本南巡講話倒是沒有引起我半點失望，在「習近平：紅色政權的守護者」一文裡，我已經分析過，習總從來就不是一個立場模糊的人，他所說的就是他想做的，實際上能否做到則是另一回事。他一向就對自己的角色定位有著清楚的認識，在保「紅色江山」這一點上，中共幾代元老絕對不會挑錯人。

但問題是：中國早就陷於全面潰敗的潰而不崩之局，就算中共政治局七常委全是頂天立地的男兒，也難挽中共命運狂瀾於既倒。無論是蘇共的歷史命運，還是中共將來的命運，都不取決於領袖的個人意志，而取決於人心向背，只是中共始終不肯承認自己目前已經進入「名盡、親盡、信用盡」的「五盡之局」（參見拙文「『五盡』之下的政治衰變」）。

中共對蘇共垮台的認知，以新華社2011年12月25日發表的「蘇聯解體的原因和啟示」為代表。該文作者萬成才提出了八個問題，除了「蘇聯亡黨亡國的重要原因是什麼」比較中性之外，其餘七個問題主要是從中共一黨利益出發思考，如：蘇聯亡黨亡國對誰是喜事，對誰是悲劇甚至災難？蘇聯亡黨亡國對世界格局的主要影響是什麼？蘇聯亡黨亡國，中國應從中應吸取的主要教訓與警示是什麼？對發起蘇聯改革的戈爾巴喬夫應該怎樣評價。

上述問題，普京其實早已回答過了，他那段著名的話包含兩重意思，「不為蘇聯解體而惋惜，就是沒有良心」，是惋惜蘇聯由世界超級大國墜落為二等國家；「試圖恢復過去的蘇聯，就是沒有頭腦」，包含了結束蘇聯極權統治是順應時勢的明智之舉的意思。不過，中國媒體對此做含糊解釋，只強調前一句，並且讓讀者錯以為這是普京的全部意思。

事實上，外界早就非常詳盡地總結過蘇共滅亡的教訓，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被歸納為三點，第一，蘇聯特權階層腐敗加劇了社會分離和社會對立，導致蘇聯知識分子與民眾對蘇共政權離心離德，蘇共垮台前產業工人甚至組織了全國大罷工，反對黨國官僚侵吞公產；第二，蘇共為了維持超級大國的霸權地位，與美國開展「軍備競賽」，最後導致財政困難；第三，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順應時勢，開展了「新思維」改革，結束了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專制。

且來看看中共目前面臨的處境與20多年前蘇共有什麼異同。

先談國際環境。在這一點上，中共無疑遠比蘇共幸運，其面臨的國際環境已經與前蘇聯面臨的國際環境完全不同。20世紀80年代，蘇聯東歐國家的共產極權體制真可謂「神人共憤」，教宗保羅高舉十字架，與美國里根總統共同領導了一場結束共產邪惡、拯救人類、捍衛信仰的正義之戰。「推倒這堵牆」（Tear Down This Wall）這一世紀的召喚，隨著里根總統的柏林牆前演說傳遍了世界，我在電波裡聽到這句話時熱淚盈眶。時任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對此採取了順應民心、順應世界民主潮流的明智之舉，使蘇聯東歐用「天鵝絨革命」的方式開啟了民主化之門，並結束了「冷戰」。戈爾巴喬夫不僅是具有大智慧的20世紀的偉大英雄，還將名垂青史，為愛好和平與自由的人們永久景仰。

斗換星移，世事滄桑。本世紀前十年中國崛起之時，正值歐洲走向衰落之日，歐盟的成立只是落日餘暉，讓德法等國重溫了一把大國夢。另一個超級大國美國則因反恐、伊戰等耗資甚巨，加上2008年金融危機衝擊而債台高築，國民現在普遍厭戰。在中東北非茉莉花革命之時，美歐出手已經是勉盡其力，目前對敘利亞的亂局根本無力顧及。這種情況下，美歐堅持對中國人權狀態表示關心，只能說是盡國際義務，再也沒有餘力像當年那樣，在第三波民主化進程中充當幕後強有力的推手。

然而，國際環境有利於中共，並無法減輕助習總的國內壓力。他除了「不做戈爾巴喬夫」這一決心之外，面臨的局勢真是非常艱困：

首先，中共特權階層與官僚集團的腐敗遠遠超過當年蘇共政治集團，追比蒙博托、卡扎菲等獨裁者。且不說彭博社與《紐約時報》2012年曝光的紅色家族，只要看看中國媒體的報導，就會清楚，凡屬肥水衙門的高官，動輒可以聚斂幾億、幾十億美元的財富，小小村官貪污上億的都已出現若干起。這種腐敗狀態遠遠超過當年的蘇共的特權腐敗程度。國內騰訊歷史頻道發表一篇《蘇聯70年腐敗史》，將以前諱言的蘇共腐敗翻了個底朝天，但從其列舉的事實來看，與中國近十餘年相比，實在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所謂蘇共高層的「特供」，不過是花錢買點專供特權階層的緊俏商品如歐美進口的酒、衣物、相機、香水等高級消費品之類，而中共各級官員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就已經進入「煙酒奢侈品基本靠送，收入基本不動」的境界。讓蘇共官僚階層望塵莫及的是中共官員的國際化生存，數百萬「裸官」家屬移民海外，他們唯一需要的「特供」，是中國生態環境瀕臨崩潰的產物，即保障其食品、飲水、空氣安全的種種「特供」。

其次，蘇聯當時國內經濟體系完整，國內資源充足，少有失業現象。而中國目前是資源耗盡，民不聊生，失地農民逾一億，城市失業者至少有數千萬。經濟改革的紅利基本在胡溫十年消耗殆盡。如同我2004年在「中國威權統治的現狀及其前景」一文中分析的那樣，一個社會賴以生存的四個基本要素包括：作為社會生存基座的生態環境；調節社會成員之間關係的道德倫理（文化親和力）；社會成員的生存底線，具體指標是以就業為標誌的生存權；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政治整合力量。目前，作為中國社會長期生存要素的生態環境、倫理道德與生存底線都已陷入坍塌與半坍塌狀態，只剩下以政治暴力為主的政治整合力量在起作用。

這種情況下，只有中共政治集團才頑固拒絕政治體制改革，即使是最懼怕暴力革命的知識階層，也非常希望中共改革，放棄一黨專制，以規避暴力革命的風險。

當此時，做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才是令世界景仰的中國「好男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