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義:個人在歷史偶然中的作用——薄熙來事件隨感(五)

鄭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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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05月14日訊】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不會有政治罪名,不會有集體罪名,更不會有集體的政治罪名。當年,共產黨以集體政治罪名「國民黨」、「反革命」處決了數百萬政治反對派,有朝一日,我們也會翻過來以集體政治罪名「共產黨」、「極權主義者」處決政治反對派嗎?或者,我們也來打他多少萬「左派份子」嗎?如果有幸活到那一天,我一定會說:「弟兄們,對不起,這不是我終生為之奮鬥的那個社會」(鄭義:曹長青《和劉賓雁分道揚鑣》嚴重失實2006年)

在從納吉到葉利欽這個偉大的改革者名單上,我們還可以添上胡耀邦、趙紫陽、萬里、鮑彤、李銳、劉賓雁、王若望、方勵之、于浩成、李慎之、胡績偉、許良英、李昌、田紀雲、謝韜、胡啟立、習仲勳、朱厚澤、溫家寶(我憑直覺相信他的淚水)……甚至還可以添上為民請命的田家英、彭德懷、張聞天、徐勤先……等等。我不過信筆寫來,掛一漏萬。其實這是一個很長的名單,熠熠生輝。這種人性的光輝,最黑暗殘暴的制度也掩蓋不住。將來在中國自由解放紀念碑上,同樣要鐫刻下他們的名字。他們雖然是(或曾是)共產黨員,但他們的奮鬥和犧牲,與那些死於中共屠刀的自由先驅們是等價的。至少,在上帝的天平上是完全等價的,不差一斤一兩一錢。

集一生之受難、反抗與思考,我堅定地認為:我們和極權主義最深刻的衝突,歸根結底,聚焦於人性。我們反抗共產暴政,不是為了報復,不是為了「大翻個兒」,而是要恢復正義與人性中的光明面。我們跟他們要不一樣。

雨果用英雄之死的悲劇來讚美人性所可能煥發的光輝。當歷史來到20世紀與新世紀之交,我們終於有了一個走出悲劇的現代版:曼德拉與南非政府。關心中國前途的人,都要認真讀一讀曼德拉傳記。這個人贏得了廣泛的尊敬和高度讚賞,甚至包括他過去的死敵和看守。圖圖大主教說;「假如納爾遜•曼德拉和所有這些人不願意寬恕的話,那我們甚至連第一步都做不到。」曼德拉原先是一個狂熱的暴力革命者,參加秘密軍事訓練,喜歡共產黨、共產主義,貪婪閱讀格瓦拉、毛澤東、卡斯特羅。兩次被捕,最後判處終身監禁。第一次入獄,每週五進城處理律師事務所工作,有一名固定的白人軍士押送,常常會停車進商店買水果巧克力。曼德拉本可輕鬆逃逸,消失在簇擁的人群中,但這種逃逸始終沒有發生。曼德拉說:「我們之間有一種君子協議,我不會逃跑給他帶來麻煩,而他讓我有一定自由。」曼德拉不斷在他的敵人身上發現人性的點滴閃現,雖然這不能去除他對白人政權的仇恨,「但卻使他相信,在冷酷無情的制度和捲入其中試圖管理它的有血有肉的人之間永遠存在著差異。曼德拉已在不知不覺中遠離了早先的反對白人的好戰性,而轉向一種人類行為的哲學,就是不按種族、階級、職業或任何其他範疇給人分類。」(美大衛•愛克敏:《20世紀五人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北京下同)

在長期監禁中,曼德拉有20年時間和一位白人看守和他的兒子布蘭特(也是看守)相處。他們都是基督徒,一起讀經,彼此尊敬。看守兒子不幸車禍逝世,曼德拉長時間握住父親看守的手說:「讓我們記住和布蘭特在一起的美好時光。」——沒有搞錯嗎,監獄,漫長的監禁,和看守在一起度過的「美好時光」?沒有搞錯。當曼德拉終於獲釋之後,他給這位老看守寫了一封憶舊的信,再次提及「在過去20年中我們共度美妙時光」。

許多白人擔心,廢除種族隔離之後,黑人的多數會進行報復。1989年8月,新總統上任。這是一個堅決支持種族隔離政策的人,黑人並不信任他,更不相信國家會發生任何改變。連圖圖大主教都不信任他,輕蔑地說,換了總統「只是首字母從P.W.變成了E.W.」。但這回圖圖錯了。新總統開始了一系列改革,並對他的同僚們說:他認為曼德拉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可以信任的人」。上任半年後,新總統「通知被驚呆了的南非議會說,和南非黑人反對派『談判的時機』已經來臨。」他宣佈解除黨禁,釋放政治犯。這時,曼德拉已經在監獄裡度過了漫長的27年,沒有絲毫仇恨和報復之心。對於殘忍、壓迫和不義,寬恕似乎是一種軟弱和不能令人滿意的回應,做起來確實很難。但曼德拉在各種複雜境遇中仍然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地選擇了寬恕。曼德拉以自己的寬容感動並壓倒了野蠻。

還有一個人物,放射出比曼德拉還要明麗的光彩:教宗保羅二世。我曾在一篇散文裡寫過這樣一段:

1979年,教宗當選後第一次回到自己故鄉。所到之處萬人空巷,整個波蘭社會為之撼動。其時,社會主義波蘭正陷於迷茫與絕望,工人運動慘遭鎮壓的流血場面仍叫人心有餘悸。教宗在佈道及各種場合,直接向上千萬信眾發出「不要害怕」的呼召。他對飽受欺凌的同胞說:「你們是人,你們有尊嚴,你們不該卑躬屈膝。」他猶如一股自由的信風席捲波蘭,驅走恐懼,帶來信仰、希望和愛。

次年,民主運動狂飆再起,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工人的罷工震動世界。名不見經傳的電工瓦文薩登上歷史舞台,成為波蘭的勇氣與希望。

瓦文薩始終把教宗視為最可信託的精神領袖,在他政治生涯跌落低谷時期,曾與教宗在一片樹林中秘密會面,沒有政治密謀而唯有靈魂的傾訴。瓦文薩向教宗坦陳內心深處的隱秘,說最令人苦痛不堪的尚不是政治挫折,而是心中對權勢者揮之不去的仇恨。他備受熬煎,如被囚禁於心靈的地獄。教宗對瓦文薩推心置腹,用上帝之愛勸勉他,鼓舞他憑藉神的力量驅逐靈魂中的黑暗。他為他祈禱,祝願他像耶穌那樣「愛仇敵」,寬恕那些曾以不義、欺凌來對待自己的人。沒有採訪,沒有記錄,不知道說了哪些話。但我猜想,教宗一定會輕輕地念叨「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在愛裡沒有懼怕……」(鄭義:《素棺》2009年)

這篇文章寫得散漫,但還不算通篇胡話。其核心論點是:歷史轉折往往是通過偶然事件中的具體個人來實現的。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偏重於歷史的必然性,而忽視歷史的偶然性,尤其忽視個人的作用。這不符合事實,尤其不符合共產國家變革史。在羅馬尼亞,例行的表忠群眾集會上,偶然有人吹口哨;在東德萊比錫,偶然有教會點燃了祈禱的燭光;在莫斯科,偶然有人鼓勵因絕望而醉酒的葉利欽走出去發表演講;在1989年的中國,胡耀邦偶然死於心臟病……一瞬之間,這一個個偶然便釋放出巨大的壓抑已久的力量。哪一些人或者哪一個人勇敢而敏捷地抓住了這個偶然,歷史就會發生根本性的轉折。這不是押寶也不是幻想。這是漫長歲月裡人民無盡血淚的凝聚和希望的無法抑制的爆發。

1999年,曼德拉在他的就職演說中如此宣告:

我們已經成功地將希望植入千百萬人民心中。我們立約,即我們要建設一個社會,其中所有的南非人,無論黑人白人,都能昂首闊步,心中沒有任何畏懼,確信享有人類尊嚴不可剝奪的權利——一個國內和睦、與世界和平共處的彩虹國度。

真希望有一天我們中國人也能如此宣告:我們立約,建設一個再也沒有殺戮、壓迫、掠奪、仇恨、不義的「彩虹國度」!

2012年5月4日

於華盛頓DC

原載:《縱覽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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