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8月17日訊】最近，據報導稱敘利亞已經宣佈開放多黨制，其中恐怕也不能排除審判穆巴拉克事件之因素。這裡需要的，是朝野雙方超越性的政治智慧和深邃的歷史眼光。
八月三號上午，一個戲劇性的場景呈現在全球電視畫面上：埃及前「法老」 、統治埃及達30年的鐵腕強人穆巴拉克——躺臥病床、身繫鐵籠——在埃及的法庭受審。 在電視機前目睹此情此景的袞袞諸公——當晚「浮想聯翩，夜不能寐」者，乃是如今仍身居高位的各國獨裁者，特別是手沾血腥的劊子手們。
原因無他，他們都是穆巴拉克，在未來的某一天。
對穆巴拉克的公審，帶給了埃及甚麼樣的願景？它給國際社會傳遞了甚麼信息？可能產生甚麼樣的歷史結果？對中國的影響何在？所有這些問題，牽一髮而動全身，無疑將導致全球廣泛的關注。
整個中東政治平衡的轉折點
現在的埃及過渡政府主要人員還是穆巴拉克當政時期的人員。但是在巨大的國內和國際的壓力下，他們同意了對前總統穆巴拉克進行審判。於是，阿拉伯的獨裁統治者終於出現在被告席上，接受本國人民（並非外國）的現代審判，這在中東歷史上還是第一次。無可置疑，這是反對派的一次重大的勝利，也是整個中東政治平衡的一個轉折點。這次審理向中東發出了清晰的信號：該地區政治和社會發展的拐點已經降臨。它是一個極其強有力的劃時代信號，意義非凡，勢將載入史冊。
公審穆巴拉克，在中東政治格局中，意味著甚麼？
顯然，首先是，過渡政府——軍政府希望向埃及人以及國際社會傳遞出的信息是：我們願意尊重埃及人民的普遍的基本意志，準備認真地面對過去的歷史，認真地面對過去穆巴拉克政府對埃及社會壓制的事實， 無意掩蓋穆巴拉克政府犯下的罪行。
這是過渡政府的重要姿態——爭取執政合法性的姿態。雖然過渡政府的很多人過去都是穆巴拉克政府裡面的高官，是穆巴拉克的同僚和下屬，但是，時勢異也！他們迫於形勢的巨大的壓力，必須做這個事情，以 贏得執政權力。
對於反對派，這次公審也是精神上的一次解放。如果沒有對穆巴拉克的審判，那麼穆巴拉克這一獅身人面的巨大而濃重的陰影就永遠籠罩著反對派。因為目前過渡政府中的很多人以前屬於穆巴拉克政府。如果沒有一個對穆巴拉克罪行的徹底的、清楚的審判的話，那麼，穆巴拉克很可能在政權中扮演某種潛在的，幕後的，「垂簾聽政」的角色。有了一場正式的、公開的審判，而且過渡政府迫於壓力，把穆巴拉克一個八十三歲的病人弄到審判台前來，而且把他裝在一個鐵籠子裡面，表示他是一個囚犯，而不是統治者，不再是一個政治強人了。這本身具有強大的象徵意義。同時，它還豁免了反對派對於「秋後算賬」的後顧之憂。
不得已的一種政治與司法的選擇
這次公審及其結果，對中國和對其他中東國家，對於有些處於膠著狀態的國家，例如利比亞，其影響恐怕會十分微妙。
不少人寄望這場審判的，是真正的司法獨立。希望能夠公正的把他過去犯下的諸種罪行，昭然天下，在陽光下清楚地呈現出來，然後予以公正的裁判。但是，如所周知，對穆巴拉克審判，特別是重刑或極刑的判決，將可能造成某些連鎖反應，引發某種代價巨大的政治效果。它可能對仍然困獸猶斗的如卡扎菲這一類暴君，會有破罐子破摔的心理暗示：「交權也是死，不交權、我完全抵抗最後也可能打敗是死，或者還不一定被很快打敗，為甚麼不繼續打？」。獨裁暴君抱持這種孤注一擲、不惜魚死網破的心態，將阻滯歷史的進程，對國家與民族造成難於想像的巨大犧牲和災難。有鑒於此，現實主義者很難抗拒滲入此案的政治因素，很難排除它走向某種政治審判的誘惑力。這是在中東目前的政治局勢下，不得已的一種政治與司法的選擇。
就筆者個人的理解，穆巴拉克犯下的罪行，他在三十年中間對本國人民嚴酷的壓制，他所剝奪了的眾多生命，他的貪腐實情，這一切，必須清清楚楚的、一是一、二是二，全面揭示出來。沒有這種公諸天下的正義，將不會有基礎牢靠的和平、自由和公義。
至於到最後法庭的量刑，恐怕還是必須顧及到他的身體狀況。他是八十三歲的老人，是個重病人，這也關乎天理正義。無論是採取現任總統大赦令也好，其他方式也好，要言之，在最後的結果上，應當有一個出於人道安排的結果。倘能如此，恐怕兩方面的要求都會獲得某種回應，從而達至一個平衡狀態。它很難說是完全地、徹底地執行了正義。然而卻是某種平衡的正義。從長遠的歷史眼光看，這對中東局勢，對其他國家，包括中國的統治者的心理，對歷史僵局的解決，可能提供一條正面的和解的康莊大道。
人性是複雜的。同一事件，對不同的人，可能引起不同的心理反應和行為反響。 對於這場公審，統治者們亦可能有另類反應。他們的考量不一定像我們剛才的單線式的心理反應。對穆巴拉克事件，在有些人中可能引發深度反省：倘若穆巴拉克不是頑固地的堅持，殫精竭慮地企圖保住自己的權力，最後卻落得四面楚歌，走投無路，在國內、國際的巨大壓力下迫不得已宣佈下台，而是（如台灣的蔣經國先生一樣），高瞻遠矚，洞悉潮流，主動安排，早早地就開始放棄自己的專制權力，放棄自己的那種獨裁高壓的統治方式，那麼，以後的歷史進程，將會更加平緩有序；而且前統治者個人和家庭的命運、自己的歷史聲譽以及人身財產的安全，都會有更合情合理的保障。
西方國家的尷尬及其反思
有人曾經注意到，美國及一些西方國家政府對埃及政局的發展前後猶疑不決，甚至模稜兩可，從而引起了不少批評的聲浪。
在歷史上，這種現象並非孤案，也不難理解。人們看到的是，在過去，穆巴拉克政府和美國政府以及西方各國政府，一般來說，在外交關係上是比較好的。無疑，某種意義上，穆巴拉克政府配合了西方國家對中東地區的基本政策，例如對以色列的政策、對巴勒斯坦的政策。這對西方國家極其重要。有鑒於此，在某種程度上，西方國家對於穆巴拉克三十年統治期間對本國人民自由的嚴厲壓制，常常也視而不見，有時甚至故意忽略。這是長時期以來，在國際政治中間比較常見的現象。譬如，在中國的毛澤東時代的文革後期，毛澤東周恩來當時和尼克松基辛格結成「准同盟」的時候，情況相當類似。當年西方國家基本上——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當時極其惡劣的人權狀況，不僅不鮮明地提出，甚至故意忽略它。因為當時中國在冷戰後期的國際格局中有巨大的戰略籌碼意義。自由世界還有威脅更大的敵人——蘇聯。 所以浮現出輕重緩急的安排，從而忽略了中國這一極權國家獨裁者對本國人民自由的殘酷壓制。這點在今日中東同樣反映了出來。
因而，這次審判，雖然是正義的一次勝利，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但是某種意義上，對於西方國家，包括美國政府的前期政策而言，還是有一點尷尬的。類似的尷尬，我想在將來還可能會發生。但是這一尷尬本身以及對它的反思，也會對這些國家的外交戰略政策，起某種潛在的修正和平衡作用：即使是你和某些專制國家有重大的政治、經濟利益，例如現在美國和中國，但是，在重要的關頭，該說的話還必須說，該做的事情還必須做。
畢竟，你根本的立國原則，是不能因為一時的國家利益而受到毀損的。因為，立國原則是長遠和根本的國家利益的基石和保障。
——原載《動向》雜誌2011年8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