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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偏慢的速度 金士傑行走戲劇路

黃采文/攝影 丹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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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8月14改編美國作家Mitch Albom著作的舞臺劇《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Tuesdays with Morrie)正在臺灣巡迴演出,這是2月以來的第四次加演。劇中,金士傑扮演罹患漸凍症的大學教授莫利,面對死亡,用生命裡獨具的睿智與幽默,傾注僅剩的生命時光與能量,與學生米契爾(由卜學亮扮演)交織出笑與淚的雋永對話,溫馨而發人深省。全劇兩個人的演出,感動了全臺數萬人。

金士傑詮釋劇中角色,深刻而真實,讓人不禁敬佩他硬底子的戲劇功力與人生體悟的涵養。一位漸凍症病友觀賞該劇後如此說著:「為了一口水,手無力顫抖,搆不到杯子,打翻水杯……(金士傑)演得太經典了,真的就是這動作,一個健康之身能演得如此逼真,真是不容易啊!」中譯、執導該劇的國際知名舞臺導演楊世彭說:「這齣戲的第一人選就是金士傑,我是看準了以後,才去邀請他的。」

速度之好慢

提及金士傑,人們總會這麼形容他:「戲劇大腕」、「戲精」、「臺灣劇場界的核心創作分子」、「戲劇全方位創作者」;臺灣舞臺導演賴聲川則說他是「臺灣舞臺戲劇的火車頭」;或者更深刻的認識他,會發現一個從現實生活到舞臺戲劇上都不折不扣的藝術家;他也像是世俗間頑皮的孩童,多樣多變展現生命力。面對舞臺劇如潮的佳評,金士傑淺淺地笑了笑說,要演好一個角色,方式有二,一是讓角色走向自己,一是走向角色,「通常我比較喜歡一半一半,也就是說在演員本質上,展現出一部分個人的特質,讓那個特質交融在角色的設計感上。」

金士傑說話間偶有停頓,是他所謂「鬆」的生活哲學吧,沒有一種想說服他人、征服他人的企圖,是一種低聲訴說,誠懇而生動。「我沒有得過漸凍症,我沒有走近生命最後的幾個禮拜,這種經驗是非常巨大的,但是我們生命當中有個類似的感覺,就好像這個世界快要垮了,你的生命已經倒數計時了……我在演這個角色時,就把『它』拿出來運用。」

從1974年起歷經「基督教團契劇團」、「蘭陵劇坊」、「表演工作坊」及「果陀劇場」,金士傑一共參與、創作了約五十多個舞臺劇,相較電影、電視,金士傑更鍾情於舞臺劇,他認為舞臺劇演出更講究精緻,擁有更廣闊的創作與個性空間。像是曾在歷史上修煉過的苦行僧,也像久遠年代前追求真理、真道的詩人。生活中的金士傑便是個性十足,粗茶淡飯,衣著樸實,圈子裡以節儉聞名的他,像極了一介恬澹書生。

這天,諾大的攝影棚裡,攝影師將燈光投射在金士傑身上,燈光的熱度讓金士傑鼻子上微微冒著汗水,順著往下望,洗過多次的polo衫左邊胸前口袋上的「五十週年慶」引人好奇。「喔!這是我的母校以栗國小五十週年的紀念衫。」金士傑回答得自然,我也不禁意會而笑,心想終於見識傳說中金士傑那份獨特、自在的人生哲學。

金士傑從小不喜歡穿新衣,他說,「穿哥哥用過的衣服,有人的味道在裡頭,找不出原因,就好像……我心裡面會有窮人萬歲的那種聲音,我覺得有錢人無聊,沒有吃苦,不叫日子;沒有不方便,不叫日子。」長大後,他的衣服大都向朋友募集而來,「袖子太長,摺一摺;褲子太短,放一放,沒有不合穿的。」傢具、家電也是如此。

一直以來,他熱中創作,沒事喜歡在家裡寫劇本,不用電腦,不用手機,連BBCall也不曾用過,他也不開車,「導演陳國富有一天對我說:『我昨天在街上看到你騎腳踏車,我覺得你那個速度太驕傲了。』」金士傑笑得燦爛,頗得意的雙手握拳作騎車狀。現今都會裡騎腳踏車是休閒、健身、環保的象徵,而金士傑則以此保持他慣有的「速度」:「我並不那麼喜歡現今世界的速度,可是我又活在現今,本質上流著那種慢速度的血,農業社會走下來的一個人,我喜歡人生活要貧窮一點,貧窮代表著某些物質的缺乏,物質缺乏代表著『速度之好慢』……」

金士傑獨愛的「速度之好慢」養成與源頭,得從金士傑小時候講起。

胡思亂想的童年蓄積

1951年,金士傑出生在臺灣屏東鄉下,從有記憶以來,他總是躺在家裡的榻榻米上動也不動地——發呆,可以持續很長、很長的時間,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三個小時……一天、一天又一天,但腦子裡卻不停地蹦發故事情節,用金士傑自己的形容是:「胡思亂想。」

在那個獨有的時空裡,時間彷彿靜止。陷入回憶裡的金士傑嘴角揚起,望著遠方的眼神晶亮:「媽媽叫我吃飯了,我都覺得不高興了,因為我的故事畫面被打斷了。」

「胡思亂想」的重要來源,除了一些不可知的「基因」或「天賦」外,故事書、漫畫、教堂裡媽媽們講的神話故事、爸爸哼唱的京劇與說的故事,還有跟隨爸爸到電影院裡欣賞的電影情節,都是小小金士傑編、導、演的來源,「那些東西是非常快樂的,讓胡思亂想這四個字可以『飛揚』起來,『它』是我成長過程中一個愉快的圖畫、圖案,『它』也保留了我小時候的一些自我興趣、特性。我很慶幸可以擁有那一段時光,沒有立刻向大人的世界繳械投降。」

那段時光,為他今日的戲劇成就與才華蓄積創造力,「小孩子有許多創造力,他被社會化了之後,創造力就躲藏起來、被壓抑了,就沒有原創性了,就是在抄襲當中展現小小的創意。」不隨波逐流、講究原創性,金士傑戲劇世界裡有他獨特的詮釋與角度。

無盡的探求:我從哪裡來?

但教堂聽來的故事卻也慢慢發酵,那個小金士傑因此對這個世界產生疑惑,因為教會裡的媽媽們說,一個人做了一個方舟;一個人被釘在十字架上死了,又活了,「這些事情都是神呼神呼的!」於是,這時金士傑開始望著滿天星斗問:「我從哪裡來的?」「我要到哪裡去?」

「全世界這樣的對話,都是很孤單的,循著這一生他都會問這個問題……」始終沒有找到答案,又必須找到答案的少年金士傑,進了屏東農專畜牧科就讀,找尋「答案」的動力驅使,他開始不停地「翻書」。他用「吃」來形容對知識的飢渴,用「猛」來形容當時的瘋狂與熱切,幾乎如同「朝聞道,夕可死」的求道之人。哲學、神學、心理學、電影、小說、散文、論文等等,這個陷入迷惘的少年都不想放過,「因為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活著!」燈光下的金士傑語氣急促起來,當年疑惑、不解、甚至不安與煩躁情緒再現。

但,年輕的煩惱雖青澀卻也浪漫,趁著天色剛亮,拿著書到院子裡,「唸幾個齊克果的詩句,或者唸某幾個印度詩人的詩句等等等,啊……真是美啊,我自己與天與地合而為一……」

牧場裡的生死課程

帶著天真與浪漫,金士傑畢了業,也服完兵役。嚮往鄉間農夫腳踩著泥巴地,在樸素農業社會裡生活的他,於是到牧場養豬,學以致用。大男孩晚上彈著吉他唱歌給豬聽,舉凡小豬接生、吃飯、喝水,長大了談戀愛、養兒育女,甚至是生病,金士傑都參與其中,豬雖然沒有名字,但耳朵上的「耳號」,金士傑一眼就可以叫得出號碼。

而一些生病、殘弱的小豬仔,牧場一向將牠們丟進焚化爐,這個工作也落到金士傑身上。不忍小豬活活被燒死,金士傑不得不動用各種殘暴的外力方法讓小豬在最快的時間裡死去,縮短死亡的痛苦……夕陽西下,牧場收了工,悲傷、沸騰、歇斯底里,氣喘吁吁的金士傑身上濺滿血跡,拖著疲憊的身軀,清洗了身體,面對大夥輕鬆的吃飯氣氛,金士傑也沒食慾了,「自己還以為是個菩薩,仁心仁術的,對生命更友好一點,但是所做的事情是這樣的……」

而那些順利、愉快長大的豬仔命運又如何呢?「當牠肉長得不錯的時候,我發現牠被趕上卡車送往屠宰場的時候,這裡(金士傑指著自己的心)突然被痛打!」豬隻們恐懼、慘叫、掙扎……面對殘酷的生死角力,生命的意義更令人疑惑,回憶三十多年前的畫面,金士傑的神情仍然失落。「我在那一下有一點夢碎了,我做了什麼啊!?突然有一點心灰意冷,就到臺北來了,心裡想,我跟豬玩夠了,我要找人說話了。」金士傑有些啞然失笑……

在年輕的金士傑心裡,一直有個夢想,他想做些什麼去改變世界。「小時候在『胡思亂想』,現在就是『思想』,我以為思想可以救什麼。因此我的想法就是,也許我會寫小說、寫散文,也許我可以去作電影導演,其他更具體的我就不知道啦。」

後來他看了一本書《黑澤明的電影藝術》,這才明白原來自始以來所追求的,包含哲學、美學、心理學、美術、文學等都可以呈現於電影。「讓我覺得有為者亦若是,也讓我確定原來『戲劇』是可以偉大的!」

但面對父母,他還是無法言表,只能很抽像的、勉為其難地說離家北上是為了奔赴「一個很重要的事情」。父母沒有多說什麼,父親將北部親戚的電話塞到金士傑手裡後,轉身到廁所裡哭泣。

下筆寫劇本,上臺是角色

就這樣金士傑離開了家鄉,到臺北找到一份搬貨員兼倉庫管理員的工作,晚上的他則窩在擁擠、昏暗、窒悶沒有書桌的男生宿舍角落裡,振筆疾書,沿襲兒時的習慣,浸淫在獨自的世界裡,時間再次停止,他的身子一動也不動。有一天,金士傑的室友外出回來,衝著他大叫:「金士傑!我出去三個鐘頭,你竟然連姿勢都沒動!」而這時的金士傑也沒有想到,他無師自通、花了十個月創作出來的劇本《演出》成為他走上舞臺戲劇的重要的轉折點。

下筆之際,金士傑發現,兒時蓄積的能量好似在全身的細胞裡蠢蠢欲動,「我在下筆的時候,我覺得我可以說故事,我會說故事,因為我很喜歡說故事,因為我很在乎故事。」但是對於夢想,儘管金士傑仍沒有具體的實踐方法,甚至生平的第一個作品,也未曾想公佈。

一回,金士傑與朋友加入讀書會,不小心說出自己的創作,於是,跟日記本鎖在一塊的劇本讓朋友們傳閱、討論,甚至「批鬥」,當金士傑感到信心頓失而迷惑時,一個朋友說:「我認識一個出版社的朋友,你給他看看。」金士傑的劇本開始被刊載。

一次,金士傑與朋友拜訪基督教團契,認識了導演黃以功,於是他加入了舞臺劇演出,首先他演了「路人戊」,因為表現不俗,同時再兼演「官員乙」。接下來,一年又一年,他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又是寫劇本,又是演戲,金士傑似乎摸索到夢想的泉源,但白天的他還是揮著汗水、搬著貨物,仍是窮小子一個。不過,金士傑認識了許多與戲劇相關興趣的朋友,他們組詩社、俱樂部,一起看電影、討論,「我們看的電影都是經典大師的作品,講穿了那等於叫上課啊,而且都是高級班的課啊,所以我已經不是吳下阿蒙,我覺得自己可以出手了。」認識了吳靜吉,金士傑接掌耕薪劇團的召集人,兩年後,再將劇團更名為蘭陵劇坊,而這時金士傑的戲劇人生正式啟幕,臺灣的劇場舞臺也正式揭幕。

1980年蘭陵劇坊的第一齣舞臺劇《何珠新配》由金士傑編、導,幽默、風趣甚至嘲諷的對白,為當時抑鬱的社會氣氛裡投入了生命與活力,「當時臺北的劇院,很少看到觀眾笑聲可以笑得這麼翻天腹地,觀眾的身體都已經離開了座椅,笑歪了,踢腳、拍肚子……怎麼可以玩耍到那種程度。」

爆滿的劇院,外加媒體封面報導與外界的肯定,讓鄉下來的金士傑著實嚇了一跳。窩心的掌聲鼓勵著金士傑徜徉在舞臺戲劇的世界裡,儘管這個工作不一定能讓他溫飽,至少抽屜裡僅餘的現金還可供明天的午餐,他甘之如飴。縱使稍有名氣,金士傑白天還是做粗工,偶爾打雜接演電影、電視的臨時演員。

金士傑陸續發表的劇本展現他導演、演戲的天分,其中《暗戀桃花源》裡「江濱柳」一角被外界視為已被下了「金士傑魔咒」,沒有其他人可以接演這個角色了。今年的代表作《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演員鄧安寧看完後說:「金士傑不應叫金寶,他叫國寶。」導演楊世彭說:「他雖然沒有受過學院的訓練,但是天分很高,又肯用功,而三十年來也曾出國深造,看過不少國內外的好戲,因此我對他印象很好,覺得他是目前臺灣最好的舞臺劇演員之一,我們合作非常愉快。」


《蘭陵劇坊》成員大合照(攝影:新紀元)

2009年金士傑獲國家文藝獎,儘管在臺灣戲劇界裡成就非凡,生活裡有五光十色的演藝圈,但他依然保有三十年前農村男孩的特質,「蘭陵劇坊奠定了一個臺灣舞臺劇的濫觴,一個啟動,時間這麼久遠下來,我的位置也被人家形容為什麼什麼火車頭,我唯一比較感覺快慰的是,也許某些人還滿尊重歷史的,他們願意記得那一段時間。但是事實上這個年頭流行『忘記』,流行干我什麼事啊。」金士傑幽默地揶揄自己。

「假如我現在滿六十歲,如果生命以學校的分級制度,從一年級讀到十年級,我現在可能讀到六年級了,那麼就表示:不錯囉,讀過一二三四五囉。」隨著生命的消逝,生命的功課依然前進著,但他仍然在戲劇的殿堂裡不斷地追索與探求。

「其實,我心中雪亮地清楚,一路走來在某些方面自己的累積,一個角色的成績要優良,他在外在上、形體上、語言上、節奏上、線條上,他的每一件事情上都是一門功課,這麼多年之間,一步一步修練、學習,學分在累積。」金士傑說得誠摯,接而他那始終跟隨的幽默感又作用了,「外界給你的成績不是太有意義,偶爾我當作一個照相簿,可堪回味,有一天告訴我的小孩:『來!爸爸以前也上過報紙咧……』呵呵。」

名利有礙藝術學習

他不置可否地說臺北的媒體是全世界最怪的,會讓人不小心衝上雲端,也會讓人快速墜入谷底,「因為那個東西(名、利)不小心的話,會妨礙你對藝術的學習,而你還有很多要學。」

「別人給你掌聲,你真的夠驕傲的話,你應該心領就好,不必當真;什麼時候你該那麼驕傲的時候,你自己會知道的,不必別人給你掌不掌聲。」金士傑自信而不迷失,對於自己的要求完美而苛刻,與他合作兩次的楊世彭對他極為讚賞:「他自己案頭工作做得很好、很周全,他是有備而來的,跟他排戲並不吃力,而且他也會幫助合作的演員。」

在大學研究所任教、演戲、導演,金士傑內心深處最喜歡的仍是寫劇本。他認為戲劇藝術最重要的是原創性,但現實社會卻快速地消滅原創。金士傑對劇本的挑剔是圈子裡有名的,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滿常推辭劇本的,江湖上有幾個好朋友都已經很害怕我這件事情,因為,推辭他們的時候,他們都心裡很難過。」難過的或許不是遭到拒絕,而是在乎金士傑對劇本的那份肯定。

楊世彭說:「(金士傑)選擇劇本跟角色非常仔細,一定是要他喜歡的,他才會接受。」劇本的品質、結構的呈現、角色的層次,金士傑都會細細推敲。有人說,金士傑演戲總能讓人感受一股生命的哲學意義,也許那是經過他洗滌自我、歷練自我,不斷的追求生命成長與昇華而來的。

演繹生與死,對生命更謙卑

入行多年,金士傑始終保持他喜歡的「中等偏慢的速度」。「我的慾望不大,沒期待那麼多事兒,生活裡面有一些簡單的事情,完成就可以了。」直到兩年前他「妥協」了,學了開車,也開始使用行動電話。但與其說是對生活的妥協,其實是對妻子關愛的表現。

兩年前,不婚主義的金士傑結婚了,一個聽自己說笑話會笑得眼淚鼻涕直流的女孩,讓他心動。今年5月當他正為第三次加演的舞臺劇《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綵排時,一對生命來報到,雖然照料這對龍鳳胎讓他與妻子每天都進行著「車輪戰」,但他說得開心、說得幸福,當劇院裡話主題是「死」,劇外的他迎接嶄新的「生」。「我來來回回跑著,並不形成矛盾,我認為『它』某個潛在的主題是共通的。那是對生命的一種歡欣鼓舞,對生命的一種勇氣,對生命的一種尊重,或者說,對生命的一種謙卑。」

戲劇可以煽情、可以浮誇、可以媚俗,但戲劇也可以深刻、雋永、發人深省,金士傑說他要給觀眾的就是「金士傑」!他形容自己身上有好人、有壞人、有貴賤、有美醜,當這些特質開始互相「打仗」,於是就形成了他的劇本,雖然呈現出來是張三、是李四的故事,「但是事實上對我的意義,他們通通加起來是我。所以我的世界只有我,我拯救了誰?我自己。可是對於看者來講,他們覺得拯救了這個社會嗎?拯救了某一個族群的議題嗎?如果有,我也但願是,但是我的目標鎖定的不是他們,是我自己,用抽像的句子來講就是……『生命』。」

原來金士傑的戲劇舞臺是他以生命交織出的藍圖,是他對生命的詮釋、體會、認知,表現的形式可以是幽默、詼諧、深沉、動人、溫馨、殘酷……多樣而多變,卻讓人感覺熟悉,原來每個「他」都生活在你我的生命裡。

攝影棚裡四周黑暗,僅有的燈光打在金士傑身上,偶爾劃過伴隨喀喳聲響的閃光燈,對應金士傑口裡道出的故事與人生觀,讓人有時光錯置之感。這位彷彿不屬於這個年代、楊世彭口中「在藝術上很執著的優秀舞臺演員」、當被別人稱「藝術家」會臉紅的人,胸前背起藍色舊書包、戴上安全帽,騎上舊的摩托車,略帶認真而嚴肅的神情,用他偏愛的、不疾不徐的「速度」溶進臺北市街頭,恰好構成一幅金士傑演譯的真實刻畫生命又具戲劇張力的畫面。


金士傑略帶認真而嚴肅的神情,用他偏愛的、不疾不徐的速度溶進臺北市街頭。(攝影:新紀元)

--轉載自《新紀元》周刊2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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