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下半年，自己從水路偷渡香港，功敗垂成，被香港當局遣返回來後，在單位裏自不免要寫所謂的自我檢討和受批判。這對在大陸長大的人已是司空見慣的事，歷次的政治運動都是這樣搞的。早期的偷渡香港，屬於敵我矛盾，叛國投敵，抓回來就會被判刑。

後來到了一九六八年的文革時期，那些在文革中被利用完了的中學生，連續三屆的高中、初中畢業生，幾乎全部一腳踢到各地的農村、農場和邊疆去當農民，美 其名曰︰「到農村鬧革命」，其實是下去當下等公民。

於是，許多覺悟了的青年不甘做下等公民，渴望資本主義的自由，掀起一波波偷渡香港的高潮。每天被抓回來的人數以百、千計，而且都是些十幾、二十幾歲的青年學生，何來這麽多的「叛國投敵」？可能中共覺得自己的面子也不好看，後來才被定為「非法探親」，以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抓到三次以上才判刑。

現三十多年過去了，回想當年這波偷渡潮，在今天看來，實在是一場無數熱血青年投奔自由世界的壯舉。無疑等同於當年的東德人民，冒著生命危險翻過柏林牆，去投奔西方自由一樣。唯現在的東、西德已經統一在自由世界的旗幟下了。

反觀香港，自九七年回歸中國後，民主和自由全面倒退，失去當年自由港的特色。想當年那些冒死偷渡到香港的熱血青年，現在又重回中共統治之下，真是不勝感慨！

在這波偷渡潮中，亦有不少青年失去生命，其中有自己熟悉的工友和朋友，後面的文章會寫到他們。時過三十年，不知現在是否有人寫過專題文章和小說來紀念他們，不要忘卻這段歷史。

回到工廠被整後，所謂「未得翻身先碰頭」，於是唯有「躲進小樓成一統了」。從一九七五年起，自己便成了中山圖書館的常客。我自十七歲因家中潦倒實在太 窮，便主動退學到一重工業工廠做工，要開三班制，十幾年下來，身體已經不行。

可見一個人逆運時，不但影響到家運、名利、事業，也同樣會影響到健康和身體。其間先是患過腎結石，發作時痛得死去活來，後來吃了百多副中草藥，才將它排出來。

後來又三次染肺炎，甚至懷疑是肺結核或癌症，嚴重到要立即住院。但當時住院床位已滿，只好每天到醫院打兩次針。以後又經常低燒，所以上夜班成為一大負擔。

偷渡回來後，我向工廠提出身體多病為由，要求調為日班工作，工廠當然不會同意去照顧一個偷渡回來的人。於是我便提出，寧可不要工資，輪到我開夜班時就請假，只開中班和日班。

我深知當時實行的是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多勞多得，少勞少得，我這樣做是少勞少得，並不違反社會主義的「原則」，自己不要錢還不行嗎？就這樣，從一九七五到一九八O年的五年內，我逢夜班就請假，幾乎全天泡在圖書館了。上中班時，上午也去圖書館，下午四時才上班。所以，可以騰出大量時間去搞自己愛好的東西。

當然了，這五年來，每月工資只得三十多元，僅夠自己伙食和買書的錢，工廠裏的月度獎、季度獎、年終獎和分房等福利都沒有，但我並不在乎。因為，我認為追求精神上的東西遠大於物資上的滿足，物質生活只要兩餐一宿有著落，不至於太難為自己就行了。

這期間，我在圖書館裏翻閱了大量各種類的書籍，從古希臘羅馬哲學、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到歐洲哲學史，叔本華、尼采、康得、費爾巴哈到黑格爾，什麽都看，給自己打開一個全新的世界。

看歐洲哲學史時，很多都提到黑格爾的「小邏輯」是本最晦澀、深奧、難懂的書，這引起我的好奇心，也借來一讀。誰知一看之下，竟一發不可收拾，放不下來了，發現自己找到真正要找的書，不但不覺得難讀，反而覺得書中那些思辯哲理很合自己的口味。

在閱讀期間，不斷的迸出精神火花，精神範疇被提高到一個嶄新的境界，從以往知性邏輯範疇上升到理性思辯邏輯範疇，再來重新審視一切，那時的興奮是不可言喻的，精神達到最高、最充實的狀態，並作了大量的讀書筆記和心得，用了半年的時間才精讀完這本「小邏輯」。

其後，更伸延到所有已翻譯的黑格爾其它著作，如「大邏輯」、「精神現象學」、「法哲學原理」、「哲學史講演錄」和「美學」等等，足足搞了四年多，讀書筆記和手稿疊起來有一尺多高。

後來搞算命時，認識不少大學生朋友，他們到我居住的斗室時，翻看那些寫滿字跡有一尺多高的筆記本時，不由得令他們咋舌。

一九七九年，自己將四年多研究黑格爾哲學的體會心得，寫成一篇長文，大膽地寄給賀麟先生，他是中國第一個將黑格爾的「小邏輯」翻譯後引進中國的人。後來，果真得到賀老先生的親筆回信給予肯定和鼓勵。

其後，又給當年的《哲學研究》編輯部，寄去一封關於當期一篇黑格爾文章的長信，很快就得到該文章作者的回信，信中肯定自己的研究，說很高興能看到工人中能有真正理解黑格爾哲學的人。

後來和他通了許多信，建立了朋友關係，直到今天，仍有訊息交往。他後來建議我去考「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我再三考慮，因為當時我剛搞完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我認為是馬克思理解錯了黑格爾哲學，才搞出一個所謂「唯物辯證法」和共產主義學說的理論，提出所謂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

我說這種學說完全是錯誤的，而「世界歷史」要為這種錯誤多走幾十年的彎路，才會認識到這種錯誤而糾正過來，但已整整犧牲一代人的代價。

當時，我寫這段話是在一九七九年底，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仍未解體，兩年後的一九九一年，「世界歷史」終於以其公正的步伐，徹底否定了馬克思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公有制，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全面解體了。

現在中國大陸，根本不再是什麽公有制的社會了，連當年被消滅的資本家都可以加入共產黨，但它仍固守著一黨專政。但深信「世界歷史」終將恢復歷史的公正面貌，而且這一天應為時不遠了。

由於我早有上述的思辯理念，我會被中共所辦的哲學研究所所容納嗎？反過來看，假如我真的考進哲學研究所，相信暫時可以帶來一些命運上的改變，但難保不會有一天又成為中共下一輪政治運動的冤大頭，這種經驗和教訓難道還少嗎？

於是，我坦白地以上述理由婉言謝絕他的好心幫助，也明白搞黑格爾哲學可以告一段落了。那時，已同時開始進行陰陽五行八字命理的初步研究，相信終有突破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