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0月13日訊】前不久，中國大陸有倆個農民工因為所謂的「勞資糾紛」爬上40米高的吊塔，而且一呆68天。

一個人爬上40米高的吊塔已經夠吸引人的眼球了，而在40米高的塔上一呆68天那該引起多大的圍觀效應。究竟為甚麼要上吊塔？為甚麼在40米高的吊塔上非得要呆68天？

這類問題真是既簡單又複雜、既無聊又有趣。

當「農民工」與「爬上塔吊」、「一呆就是68天」等句子鏈接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很容易解開其中的謎團，甚至一定會產生深深的同情；但當我們瞭解到故事主角的農民工身份是不得不裝扮而成，倆個看起來並不十分符合「農民工特徵」的當事人，自用苦肉計，以「農民工」最無奈的表達方式——爬高塔來表達自己的訴求時，這背後的原因就值得探究了。

眾所周知，中國的農民工是典型的弱勢群體，是中國大陸特有的農業戶口身份的工人，他們從農村進入城市，以「打工」為謀生手段，不具備非農業戶口。由於中國大陸戶籍制度的存在，迄今這一群體基本上沒有工會組織、幾乎沒有任何權益保障，更不能享受因城市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福利，因此，他們成為城市被僱傭者中勞動條件最差、工作環境最苦、經濟收入最低的群體，同時也是中國產業工人中人數最多的人群，「農民工」也因此成為當今中國社會「弱勢群體」的代名詞。

於是，「爬上吊塔呆68天」的苦肉計只要與「農民工」身份聯繫在一起，就可以產生最強大的新聞效應，就可以引起最深的同情心和最廣泛的圍觀力量。

曾幾何時，被圍觀似乎是一種恥辱。因為「被圍觀」就是一種被看，被審視，就意味著一切都被暴露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但在今天的中國，不被圍觀就意味著被忽視，甚至被視為不存在；被圍觀就意味著被給予關注、受到重視，自己的權益就有機會得到保障。因此，在當下能被圍觀已經成為中國底層民眾非常「幸運」的一件事，這也就是為甚麼諸多的訴求表達者，都想方設法炮製「圍觀效應」的原因所在。

如果我們撇開公眾因被當事人裝扮成農民工受到欺騙等諸多旁枝末節，那麼，此一事件所折射出的是當今中國的一個普遍存在的事實：表達民意的渠道極不通暢。

據報導，中共在他們所認為的敏感日期，如所有節日、「六四」、「7.20」等都極盡搜捕、圍堵上訪人員之能事。有的被堵在家裏，有的被堵在火車站、地鐵站。火車站、地鐵口以及標誌性建築門口、主要路段總是布有大量的警察巡邏盤查，無數的上訪人員被抓、被拘留。就連剛剛過去的紀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際，一些維權人士僅僅是來到武昌起義廣場參觀，警方就將有關人員強行帶走。如此的「警察社會」不僅直接造成了中國的維穩經費高於本來就令人咂舌的軍費開支，而且使中國人表達訴求的渠道被擠壓得水洩不通。
上訪人員本身是因為有內心積鬱的不平和不滿，需要有舒緩、傾訴，謀求解決困難的渠道，對上訪者宜疏不宜堵，堵則潰，疏則通，亙古之理也，但中共的嚴防死堵對於當下無法表達訴求而又不得不表達訴求的中國人，製造「圍觀效應」也許是唯一的選擇。
即便是裝扮而成的農民工身份，但2個人通過呆在吊塔上68天來表達自己的訴求，同樣是中國人的悲哀。雖然公眾並不認為誰能爬上塔吊或誰在塔吊上呆的時間越長誰就應該理直氣壯，但對於任何一個渴望有點尊嚴的人來說，如果不是到了萬般無奈的地步，誰願意這樣苦「秀」68天呢？

原本應當是通過正當途徑，比如調解、上訪等來表達訴求，卻變成了在吊塔上68天苦秀，而且最後的結局是到第67天時都無人理會，到第68天時才有警察將當事人從吊塔上「請」下來帶走。當只有在吊塔上苦秀68天這類匪夷所思的事情才能煥起被警察帶走的「圍觀效應」的時候，中共口口聲聲標榜的「執政為民」就只能理解成為一種口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