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為先天格局，決定一個人的富貴貧賤程度，是由一個人過去累世的德和業所決定。

所以，並不是每個人的格局都在同一個層次中，有的人格局配合得好，富貴之命；有的人格局配合得不好，一生貧苦，這在八字上都可以看得出來。歷代先賢們都勸人要積德行善，才有福報，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命之好壞，真的是由自己做成的，猶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之顯而易見的道理。而世人往往不願明白，只眼盯著自己的今生，不理會自己的前世和來生，便會覺得自己今生的命不好，很冤枉；或為了名利，為所欲為，無惡不作，殊不知又為來世不好的八字種下禍根。

「運」為命格的後天發展歷程，猶如「命」為一粒生命種子，運就是此種子發芽後，所經歷的開花、結果、落葉、歸根的過程。生命種子的性質不同，其後天經歷運程的承受力也不同。如松柏雖久經風霜，仍保持青翠；花草卉木稍經風雨，便飄落凋零，不同格局的命對運程好壞的承受力也不同。

上文分析自造為從金水的假從旺格，命中金水過強，行運則可順不可逆，順其金水旺氣的運則吉，逆其金水之旺氣的運則凶。現在大運又排出來了，是可以驗證的時候了。

先從大方位來看，從四至三十四歲，地支走的是巳午未南方火運，巳午屬火，未屬燥土；再配合天干來看，丁屬火，丙亦屬火，乙屬木，但坐在巳火上，木被火燒。整體看來，此三十年皆以火運和土運為主，最逆金水之旺氣，判為大凶之運也。

事實驗證又是如何呢？以前的文章也曾提到，自己四歲之年，為一九五O年，大陸淪陷共匪之手後一年，父親因在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當教師時曾集體加入過國民黨，其後又做過一個報社的總編，一九五O年就被共黨抓去交待問題。

在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四年，就因為上述問題被判為歷史反革命，勞改三年，家中經濟主力被抓，立即斷了米路，並成為歷史反革命家屬，嚇得眾叛親離，誰也不敢幫你，躲之還來不及，這還不是大凶之運嗎？

到現在我童年的唯一記憶，就是在一個陰風細雨的早晨，憂鬱的母親用背帶背著我去給父親探監，等著火車經過一條鐵路時的情景。其後家庭生活的不幸和破敗不喻而言。

到第二個大運，十四至二十四歲的丙火午火運，此為一九六O至一九七O年代，更是「屋漏更兼連夜雨，行船偏遇頂頭風」，因為一到一九六O年，中共說是天災人禍，現經揭發出來，其實那時並無大天災，完全是人禍，造成當時大陸人為饑荒，餓死幾千萬人。

父親當然也未能免，一夜之間又被趕到鄉下被迫耕田，得了水腫病幾乎喪命。我們在城裏靠賣以前的舊家具度日，那時母親在民辦小學當代課教師，一月工薪三十二元，要養五口人，而當時一元人民幣只能買一斤番薯，一個月工資只能買三十二斤番薯，如何養活五口人？

當時自己才十三歲，剛讀初中，班主任是一個畢業後留校任教的年輕女政治教師，天天講階級鬥爭，幾乎每星期班會都拿我當例子，說我父親被趕去農村，但黨和政府還照顧我，給我每月八元的助學金，要我對黨感恩戴德云云。

共產黨的邏輯就是這樣，先把你搞到家破人亡，使你懼怕它，然後再給你一點小恩小惠，要你永遠感激它。這就是為什麽當今許多中國人既怕共產黨，但又不敢公開反對它的一種「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反常現象的原因。其時自己才十三、四歲，正是自專心建立的時候，卻無端遭到如此羞辱，其內心滋味可想而知。

此時，非但外禍不斷，家事亦不和。父親完全沒有收入，母親難免婦人之見，一見面就百般埋怨，至終日爭吵。同住的外婆和姨也不想受牽連，希望我們搬出去住。那時自己才十幾歲，放學後簡直不想回家，不願聽到家中無休止的爭吵和受白眼。

所以一到星期天，便整天站在書店裏，免費翻閱書店裏的各類書籍（當然沒錢買了）。從唐詩宋詞，文心雕龍至名人傳記，從古希臘羅馬哲學到西方哲學史，所有能看的都看了，從書中尋找樂趣，避開人生的不幸和煩惱。

那時雖然心情極度沮喪，但自己的學習成績一直在中上水準，尤其是數理等方面理解力較強，最差的當然是靠死記硬背的馬列的政治課了。所以許多同班同學，都幾乎在書店裏看過我，於是便傳到班主任耳裏去。

到下一個星期的班會，我又被點名當例子︰「有的同學自以為學習成績不錯，所以星期天整天站在書店裏看課外書，產生驕傲自滿的情緒……。」真是令自己哭笑不得。

相信當時在全班五十位同學裏，我是第一個最早經歷家庭驟變和人生無常，因為我從其他同學平時的嬉笑玩耍中，就覺得只有自己內心感到鬱鬱不樂，無法與他們嬉笑起來。

其後到了一九六六年，所謂「文化大革命」時期，更是一夜之間紅衛兵上門抄家，勒令父親二十四小時內遷回鄉下。當時真是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母親也受牽連被抓去辦班，皆在此運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