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提出君子要「知天命」,「不知天命無以為君子」。知天命是儒家思想特點,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天命就是自覺有一種使命感,「知天命」,即領悟自己負有使命,必須設法去完成。這種使命的來源是天,所以稱為天命。
孔子的天命觀包括不斷修身以達到至善和使天下回歸正道等,他在《論語》中說:「吾十有五而有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他一生追求真理,弘揚道德,這種敢於擔當大任的精神鼓舞著後人。
志於學或志於道
古人說:「心之所之謂之志」,「志」這裏指的是一種「志向」、一種「追求」、一種「意志」、一種堅定不移的「精神」。孔子所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這個學是指學道,所要學習的就是要達到上達,達到通天的道理,學習天地大道的法則,使自己所做所為如何能夠合乎大道。
古代的道德準則和倫理綱常是接受而非討論的對像,是信仰而非研究的對像,學習所要做的不是探究知識本身,而是如何將聖賢之道落實到實踐。因此孔子強調重視修身,從「毋自欺」到「慎其獨」;從「切磋琢磨」到「有斐君子」;從「自明」到「日新」無不在揭示道德不斷昇華的境界。
他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論語.憲問》),認為君子為事的目的不在於事,而在於道,「志學」和求道的目的是要「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人心向善,是為了負載經世濟民之肩承。
立身於世
在戰亂紛爭的春秋年代,禮崩樂壞,孔子問《禮》於老子,欲行「仁」、「禮」於世。他說:「三十而立」。這個階段他創建了以「仁」、「禮」為核心的思想體系以救世解惑釋疑,重視道德教化,開始辦學傳授學生。倡導用禮來約束自己,「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信,非禮勿動」,不違背道德倫理。
他的學生樊遲問甚麼是仁,孔子說:「愛人。」顏回問「仁」的涵義,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路問政,孔子說:「先之,勞之。」「先之」的意思是要以身作則,事事做在前邊;「勞之」即要不知疲倦的為民勤勞。
孔子推崇先古聖王所行之王道,即「內聖外王」之道,如三皇五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實行過的道:為政者與天地同心,有「天」、「地」、「日月」對世間萬物的「無私」氣度和胸懷,並以無私之心關愛天下眾民。
明智不惑
在物慾橫流的社會中,一些人偏離了正道,生活在亂世和逆境中的人,更多的是怨聲載道,哪肯近道?如何引發每個人心中原有的道德力量,並非是簡單的說教,而是關係到每個個體生命的自覺。如何自覺?需要擔當大任,擔當起維護道義的使命和責任,以正心誠意,直面生命的本真,導人以正。
孔子認為君子必具生命的擔當,他說:「四十而不惑」,這個階段他力圖恢復周禮,欲興聖王之道,「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他道心堅定,不計個人得失,置個人貧富、窮達於不顧,說:「貧而安」;「富而知禮」;「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知順天命
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明確了在宇宙決定論的價值觀念中作出正確的人生選擇,即認識到「命由天作」的必然性,與「福自己求」的可能性,而對人生採取「擇善固執」、「依乎中庸」的態度,安於義命。他說君子「畏天命」,故「居易以俟命」,反之,「人不知而不畏」,故「行險以僥倖」,知命者不立於牆岩之下。君子尊重客觀規律,明辨是非,對未來發展有理性的判斷和預測,可以喚醒他人從善以避免災難的發生。於是孔子帶著學生周遊列國而弘道。
孔子在五十一歲至六十八歲的十八年間,或仕魯,由中都宰、司空至大司寇攝相事;或遊列國,輾轉於衛、曹、宋、鄭、陳、蔡、楚、葉之間,歷盡艱辛,但他始終堅持「寓意於行」,不放棄任何一個可以善化他人的機緣。在匡地被匡人圍攻時,他說:「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在宋國被司馬桓魋威脅時,他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針對當時的「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灶」的看法,孔子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這些都體現了孔子奉行天命的堅定信念。
從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返回魯國時,已經六十八歲了,又致力於整理詩書禮樂和教育。他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這時一切行為已無太過不及之偏弊,達到了中庸的「至德」,能夠從心所欲,又自然而然的不越「仁禮」、天命。
他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刪詩、序書、訂禮、正樂、讚易,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財富;明確教育的作用是教人「知天命」,並達到順應天命,他一生都是在孜孜不倦的教人,門下如顏回之好學、閔子騫之廉潔、曾子之弘道……。
孔子將維護和傳播道義作為其一生永恆的志向與追求,要完成上天所賦予的使命和責任。無論身在何處,都能夠以超然的態度面對一切挫折和困苦,始終剛毅沉著而屹立鮮明,為後世作出了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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