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建設部處長因信仰真善忍遭迫害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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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22日訊】

喜得大法

我是屬於老一輩人講的「趕上好機會」的人,中共的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制度,我是頭幾批靠著自己的能力考上大學的平民的孩子,我在大學畢業工作三年後,又到北京讀研究生,得到了碩士學位。一九八九年,國家人事部首次實施國家公務員聘用試點考試,我又以優異的成績被國家建設部錄用。

由於自己的經歷很順利,讓我覺得,人生就是這樣,只要你自己奮鬥,努力就應該有好的生活和社會地位。可是事情似乎並不像我想像的那樣。工作後,在單位裡,我的學歷,我的努力似乎都沒能得到我想像的回報。這讓我不平,鬱悶。同時也讓我更加期盼有一天自己能被領導認可,能出人頭地。

九十年代初趕上氣功熱,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一位中醫大夫,這位中醫大夫會氣功,經常用氣功幫別人治病。我開始跟這位中醫大夫學氣功,還專門參加了社會上的氣功學習班,兩三年下來覺得自己再怎麼練也沒有什麼變化和提高,漸漸的就不練了。但進了氣功的門後,發現氣功不僅僅是祛病健身,而是有更高層次的內涵,所以我對氣功的深層次內涵與中國傳統修煉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一九九五年六月,一位同事借給我一本《轉法輪》,從《轉法輪》中,我知道了氣功就是修煉,修煉是生命昇華的途徑,按修煉人的標準要求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同化宇宙真善忍的特性,你就能昇華。在《轉法輪》中,我瞭解到自己過去幾年煉功不能長進的根本原因,也開始明白我生命存在的意義!我深切地體會到一個生命在紅塵俗世中尋獲真理後逐漸甦醒的喜悅和幸福。

我開始在生活和工作中儘可能按照大法的標準要求自己,不求名不求利,對工作認真負責,對仕途的理想期盼也越來越淡,對生活的不如意的感覺也因此而變淡。名利心淡了,我卻體驗到了從未有過的心靈的安寧與平和。得法後感到自己思想開闊了許多,工作能力也明顯提高了。我修煉法輪大法後的變化得到了單位和同事的認可,得法的第二年我被提拔為建設部設計司建築設計處副處長,一九九八年我又被評為建設部優秀公務員。

抉擇

法輪功對社會道德的提升和祛病健身奇效讓越來越多的人走入了大法修煉,在1999年之前,全中國有一億人在修煉法輪功,按照「真、善、忍」的宇宙法理做好人,做更好的人。這對於國家,對於普通百姓都是一件大好事。誰都不會想到這樣的大好事會遭到中共當局的誹謗和鎮壓。

一九九九年的夏天,中共當局開始對不願放棄信奉「真、善、忍」的大法弟子進行全面殘酷的鎮壓,它們開動所有的宣傳機器,報紙電台電視台對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和法輪大法進行惡意的栽贓、誹謗。單位裡,在上級機關的安排和佈置下,召開了幾次專門會議,給我和其他幾位不願意放棄信仰的大法弟子施加壓力,逼迫我們放棄信仰。

面對壓力,我也曾困惑不解,法輪大法助人身心健康,對國家也百利而無一害,政府為什麼要取締呢?難道法輪功真的有什麼問題嗎?真的像政府所說的是X教嗎?見識過中共那麼多年的爾虞我詐,你死我活的政治運動,這次我難道又會受騙嗎?我自己寒窗苦讀近二十年,又努力工作,好不容易換來了領導和同事的認可,我要為此而放棄這一切嗎?

經過艱難而理性的思考和選擇,我認為,我今天能在工作中有些成績,是我在法輪大法中修煉的結果,是大法給我的福分。現在法輪大法受到誹謗和誣蔑,我不能坐視不管,不能貪圖個人在修煉中得到的那一點點成績和個人安逸的生活。沒有對信仰的堅持,那一切都沒有意義。我明確告訴司領導,以我自己對法輪功的瞭解和我自己的經歷我認為法輪功沒有錯,法輪功教人做好人、煉功鍛練身體,沒有政治目地,中央取締鎮壓法輪功的理由是造謠和誣蔑。

我儘量利用我的工作條件,讓更多的人知道大法的真相。

我在部委領導機關工作。在中國大陸,能在部委工作,都是肥差,收禮、拿回扣是家常便飯。辦事送禮也成了不成文的規矩。我也經常遇到地方相關人員贈送錢物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我基本上都是在將錢物退還時明確告訴對方:我是法輪大法弟子,不能接受這樣的錢,同時告訴大法的真相, 並在工作中儘量給與他們幫助。因此在行業內我的大法弟子的身份也得到較為廣泛的好評,也讓很多人知道了大法的真相。

綁架

江澤民和中共當局對法輪功的迫害進行了一年多,不僅沒有像它們所期望的那樣「消滅」法輪功,反而讓更多的人更加深入地瞭解了大法真相。這讓江澤民和中共當局十分恐慌。在二零零一年新年,中共媒體製造了天安門自焚偽案。並以此為基礎向全世界作了大量的仇恨宣傳,為中共進一步迫害法輪功做鋪墊。

二零零一年春,司領導明確傳達了「上面的意思」,要求我「五一」前要有明確的態度,也就是必須聲明放棄修煉法輪大法,否則就必須參加「學習班」。這個所謂的「學習班」就是由中央國家機關工委組織的,強制在國務院及其各部委係統工作的法輪功學員放棄對法輪大法的信仰的洗腦班。司長和分管的副司長幾次找我談話,威脅我說:「要珍惜目前的工作、珍惜家庭。」其實就是告訴我,不放棄信仰即將面臨的後果。我告訴他們:我需要我的工作;我也很珍惜我的家庭;我珍惜我目前擁有的一切;我的工作表現已經證明這一點。但是你們一定要我在工作和法輪功之間做取捨的選擇,我只能選擇法輪功!

很多領導的家人或者朋友都煉法輪功,對法輪功多少有些瞭解,要不是江澤民一意孤行,誰也不願意參與迫害。看到我堅決的態度,最後通牒式的要求後來又變成「十一」前要有明確的態度。

在這期間,我工作照做,單位還派我出差。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我參加完由建設部和香港工務局聯合在昆明召開的「內地與香港建築業發展合作及開拓國際市場研討會」後回到北京,和幾個同是建設行業的同修約好了去北京西郊的妙峰山風景區遊覽,並進行交流切磋,分享各自修煉體會。在坐車返回的路上,我們一行九位同修以及當時搭車的另兩位遊客全部被北京門頭溝區妙峰山派出所的警察持槍綁架。


2001年9月23日下山時我們乘坐的中巴被劫持到妙峰山派出所。(《北京日報》圖片)

我們這些人被帶到妙峰山派出所,那裏的警察對我們每個人分別進行了詢問和調查。要不是上級的逼迫,中國的很多警察也都不願意參與迫害。我們大家善意的和警察們講真相,警察們也比較和氣,雙方沒有什麼衝突。警察已經讓我們部份同修回到了車上,準備放我們大家離開。可就在這個時候,門頭溝警察分局來了電話,說要派人來。

來的這個人姓劉,是門頭溝分局國保的一個副處長,他心狠手黑,在石景山區,是迫害法輪功的一個重要人物。從1999年至今,他一直十分賣命地迫害法輪功。快到十月一日了,他希望能抓個什麼「大案」給他的中共當局立個功什麼的。

這個劉處長趕到後,根本不看警察們已經做好的筆錄和調查結果,而是逼迫我們每個人按照他的要求從新做筆錄。對我進行筆錄時,因我沒按他的要求回答問題,他突然一腳將我踹倒在地,還扇我耳光,他下手很重,直到第二天,同監室的其他被關押的人還能看見我臉上被他扇的紅印。我後來得知,除我之外,遭到劉毆打的還有王慧、高以雯等同修。

當天深夜,除了一位同修的孩子被放回家,劉將我們九位同修全部綁架到北京市門頭溝分局看守所。

即便按照中共自己的憲法和法律,我們九個人沒有任何違法行為。中共的憲法堂而皇之的要保護公民信仰和言論的自由。我們幾個有共同信仰和共同專業的同修在一起交流,並以平和、文明的方式傳播我們信仰的真相,理應得到法律的保護。為表達對非法綁架的抗議,在看守所我開始絕食抗議這種非法的綁架。

我的絕食行為很快由監室的人報告給看守所警察。警察通過監室牢頭和監室的其他人威脅我,如果我繼續絕食,整個監室的人都會牽連受罰,為避免因我而使同監室的其他人遭受可能的麻煩,絕食兩天後我開始進食。三十天後,在一次放風時,我看到和我一起被抓的建築師李昕正在被看守所獄醫和刑事犯人們逼著在看守所的門廳裡打吊針,才知道李昕等女同修已經絕食很久了。

在看守所期間的頭一個月,警察每隔兩三天就對我進行筆錄,每次筆錄時都將我用手銬固定在審訊椅上,動不動就對我拳打腳踢。警察多次明示或暗示我,如果我放棄修煉法輪功,並出賣同修,就可以回家。我堅決拒絕。在看守所的監室裡,其他被關押的人告訴我,「現在被警察打的或被警察指使被別人毆打的最厲害的基本都是你們法輪功,去年年底(二零零年年底)就有一位法輪功在這兒(看守所)被弄死了,警察不讓說。」

非法勞教

在看守所被關押近兩個月後,我被非法勞動教養一年半,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我與幾位同修被劫持到位於北京大興團河的北京市勞教人員調遣處。北京市勞教人員調遣處是個臭名昭著的地方,十年來,因對法輪大法弟子殘酷迫害而聲名狼藉。一般情況下,被非法勞教的大法弟子由各看守所首先送往調遣處進行為期數月的過渡性迫害。


北京勞教人員調遣處大門

中共的暴力體系有一整套的強制和迫害手段,包括上早操、軍訓、勞役、早點名、晚點評、寫思想匯報等等。調遣處為了對法輪功學員保持持續的高壓狀態,一方面不允許法輪功弟子之間有任何未經許可的溝通交流,一方面強迫法輪功弟子從事長時間高強度的勞動與隊列訓練,同時採取最低限度維持人的生理極限的生活管制措施,企圖以此瓦解法輪功弟子的意志。

我到調遣處的第二天清晨,被要求出操列隊。面對初升的朝霞,看著數百名僅僅因為信仰「真、善、忍」而做好人的法輪大法弟子被非法囚禁在這裡承受迫害,突然間為中華大地上所發生的這一切感到極度的悲哀,淚水禁不住地流。帶隊警察看到我流淚,就把我叫出隊列,問我為什麼?我告訴他:「看到這麼多僅僅為了自己的信仰,為了做一個好人的人被監禁在這裡,我為我們的國家、為我們的民族感到悲哀而流淚」,年輕的警察聽後默默無語。

十二月份的北京寒風刺骨,我們多數同修都是被綁架來的,沒有御寒的冬裝。調遣處的警察每天都強制我們身穿單薄的衣服在室外進行長時間的「拔軍姿」(練習長時間立正)。有一次正遇寒流,室外氣溫很低,刮著大風,一位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警察把二十多名都未穿棉衣的法輪功學員帶到操場「拔軍姿」,警察們因抗不住寒冷回到樓裡暖和去了。四、五十分鐘後,那個小警察出來看了看,突然問我:「陸方,你還能堅持嗎?」我回答:「能堅持,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就是善待自己的生命。」這位警察聽到後沒說什麼。不久我們都被允許回樓裡,回樓後,不少人被凍的連話都說不出來。

為了讓具體執行迫害的人員和警察們心甘情願的迫害法輪功,中共當局將他們個人的提拔、陞遷與物質獎勵與具體執行鎮壓掛鉤,從而讓他們不顧良知與事實而表現出非人性的瘋狂。

調遣處的警察在正常領取每月的工資的同時,還通過強制勞教人員每天高強度的勞動為警察們創造額外豐厚的收入。我們到調遣處時,最初幾天強迫我們每人每天至少要分包七千雙一次性使用的筷子,一週後每天至少要包一萬雙以上,每天早上七點左右開始緊張的幹活,只有中午吃飯時有半小時的吃飯、洗碗、打掃衛生的時間,吃完飯接著幹活,絕大多數人每天都要干到晚上八、九點鐘以後才能完成一天的定量,不少人還必須在別人的幫助下才能完成。

一天晚飯後,警察要求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把已經分包好的一次性筷子裝車,裝卸在勞教所俗稱「扛大包」。為了搶時間,我們每個人不得不扛著幾十公斤的大包來回奔跑。由於勞累過度,裝完車後,我突然感到頭暈噁心,並持續嘔吐,當晚吃下去的東西全都吐出來,還嘔吐出大量的黑色液體。第二天清晨,持續性嘔吐依然不止,生命體征也出現明顯衰減,伴有抽筋現象並摔倒在地,有個姓趙的大隊長上來就踢了我幾腳,說我是裝的。後來調遣處為避免出現不測,將我送往醫院。檢查結果沒有告訴我,只是連續三天每天都送我去醫院輸液。在調遣處,除非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出現生命危險,否則是不會被送到醫院救治的。


北京團河勞教所大門

經過幾天的治療,在身體還非常虛弱的情況下,調遣處突然將我們大約二十幾名同修送往北京大興團河勞教所。在團河勞教所最初十幾天,我感到大腦裡一團液體來回晃動,動作也不協調。可是當天,我就與其他同修被分別限制在專門的樓裡的特定的房間,每個同修都由一名警察和至少兩名所謂幫教人員負責強制洗腦,不讓休息,甚至連閉眼都不允許,強制讓我們背叛大法。由於體力不支,我連坐都坐不住,每天晚上九、十時點鐘我就感覺到嚴重的頭暈、頭痛,睜不開眼,可是我一閉上眼就有警察拿書或尺子敲打我的頭部或臉部,直到第二天凌晨兩點多鐘才允許我們回宿舍睡覺,早上五點多鐘就被叫起床,繼續到專門樓里特定的房間接受強制洗腦,幾乎每天如此。當有人承受不住或被誤導明確表態轉化時,才有可能早點讓大家回去休息。幾乎每個經歷過勞教的法輪功學員都會對勞教所的各種稀奇古怪的非人道迫害的方式有刻骨銘心的記憶。

對我家庭的迫害

在二零零一年我被非法綁架後,我的妻子也被要求離開了她的工作單位,失去了工作。此前我所在的單位要求職工購買自己居住的住房,交付房款後我們已經基本沒有存款。這時我的家庭又失去了收入來源,我的妻子和年僅八歲的孩子在遭受突如其來的精神打擊的同時又面臨極度的生活困難。為了能維持最基本的生活,減少支出,她們連水電費都要精打細算,有時白天上廁所都到外面上免費的公共廁所,度日艱難可見一斑。

在我被非法勞教結束後離開勞教所的當天,原先我工作的建設部派人和我戶口所在地派出所警察直接將我接回原來的工作單位。到單位後,建設部人事司的一位處長、我所在司的司長、機關保衛處的處長以及派出所的警察一起向我宣佈了今後要注意的事項並明確告訴我必須離開機關。所有這些只有口頭傳達而且沒有任何的書面告知,儘管我的一些同事和上司對這個決定非常不滿,但還是無濟於事,就這樣我失去了我原先的工作和國家公務員身份。

當時中共人事部、司法部、公安部等部委有明文規定,因為法輪功而被勞教的在勞教期結束後原單位都應該允許這些人員回原單位上班。而事實上這些中共冠冕堂皇的文件和規定只是欺騙世人耳目的遮羞布。

沒有工作單位的法輪功學員,中共通常是通過「六一零」、警察、街道的途徑加以監控,對於有工作單位的法輪功學員,尤其是對在機關或國有企事業單位工作的法輪功學員,中共又附加要求工作單位對法輪功學員加以監控。

從勞教所回來被迫離開建設部機關後,我來到完全是自收自支的建設部住宅產業化促進中心工作,那裏專門成立了完全針對我個人的所謂「幫教防範小組」,每年的節假日,如中國新年、「五一」長假、「十一」長假、以及所謂的中共敏感日,如「四‧二五」、「七‧二零」等,都會有人找我談話,關注我是否外出、有什麼打算等等。

二零零四年七月,中央國家機關工委為強化對曾被勞教的法輪功學員控制,又在北郊一個培訓中心辦了個全封閉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所謂「崇尚科學、健康生活」的學習班,為期一週,每天晚上不能回家。其實這就是個專門針對那幾年從勞教所出來的法輪功學員的洗腦班,有八名零二、零三年從勞教所出來的國務院直屬系統的法輪功學員被強行送進了這個洗腦班,其中有的是以前就認識的同修。我們這些學員利用這次機會通過交流,決定理智地抵制這個洗腦班、並利用這個機會讓哪些勞教被轉化後至今還沒有明白過來的同修走回修煉。結果,學習班結束的時候,兩位被轉化過的同修又走回修煉中來。看到這樣的結果,連中央國家機關工委的人都說以後再也不辦這樣的班了。

根據我多年的觀察,國際社會不能對中共有任何改良的幻想,每一次國際社會對中共當局的善意對中國老百姓來講都是一場災難。國際社會希望通過中共舉辦奧運會來促使中共更接近自由民主的世界主流,可實際情況是舉辦奧運會恰恰成為中共迫害異己、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借口。

法輪功的真相在國內外都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瞭解,越來越多的外國政府和國際輿論對中共長期保持對法輪功的慘絕人寰的鎮壓表達關注和譴責,中共對法輪功的鎮壓與迫害不得不變得更加隱蔽,但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與監控並沒有改變與放鬆。中共舉辦奧運會之前和敏感的二零零九年,中共的迫害與監控直接公開的延伸到我的家人。

二零零七年底,派出所通過街道辦事處對我進行回訪,並讓我填寫對法輪功認識的表格,表格的內容都是一個大法弟子絕不能認同的內容,我在表上寫道:「我只想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不希望持續的被打攪。」街道的人說:「這樣不行,派出所還會找你」。我告訴她:「我並不想讓你為難, 我只能這樣回答,我認為派出所不會找我,如果他們認為不行,就讓他們直接找我。」後來派出所並沒找我。

我妻子被迫離開原單位後,經朋友幫忙找到現在的工作。零九年上半年,妻子現在單位的一位同事卻向上級機關舉報說這位朋友幫助法輪功,結果那個新單位對這位朋友以及我妻子的家人進行了數月的調查。有人告訴我,我妻子和別人聯繫一也直被監聽,監聽錄音被送到了單位的領導和同事那裏。調查結果發現,我妻子的這位朋友根本就不知道她是法輪功學員的妻子。調查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二零零九年對中共來講十分敏感。他們不僅怕法輪功,也怕二十年前天安門廣場上的冤魂和歷次運動中的纍纍血債。去年「四‧二五」前,我單位的主要領導因病住院期間還專門打電話讓我的處長找我談話,讓我務必在「四‧二五」期間不要出去以免給他們惹麻煩。去年五月下旬我因公在深圳出差,北京市公安局內保處專門給我的處長打電話瞭解、監控我的情況。「十一」之前,我單位的領導又定期找我談話,年底時我才得知當時單位領導找我談話後又瞞著我約我的妻子談,告訴我妻子說是上級要求不僅找我談話,而且一定還要和我的妻子面談,瞭解監控我的情況。

這些事情給我妻子造成的的精神壓力可想而知。她原本身體健康,可現在剛四十歲出頭就出現了失眠、持續性頭疼、高血壓等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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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歲的陸雁活潑可愛,富有愛心(右:陸雁)

在迫害中,最讓人心痛的是年幼的孩子們,他們天真無邪,卻不得不面對他們這個年齡不應當面對的壓力,心靈受到的創傷更是無法描述。我女兒生於一九九三年五月,一九九九年得大法,成為一名大法小弟子。她活潑可愛,是我們家的小天使。零一年我被非法綁架勞教時,她才八歲。一位朋友到我家來看望我的妻子和孩子,為了不讓孩子知道太多,他們等孩子睡下後,到另一間臥室悄悄的談論我被抓和以後可能面臨的一些後果。可當他們開門的時候,看到我的孩子站在門外,一直在悄悄地聽!她也在為父親擔心,如何能睡得著?媽媽和客人的談話讓她的心中充滿了恐懼,她從此變得內向、不願與人交往。我從勞教所回家後,孩子總是擔心我哪天又被警察抓走,隨時可能失去父親的陰影一直在她心頭揮之不去。

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不僅僅在勞教所,它們還在社會上製造對法輪功學員和他們家屬的歧視氣氛。在學校的教學內容中也經常出現誹謗、誣蔑法輪功的內容,從小學到中學,我女兒經常聽見有被這樣洗腦的同學在學校議論她,有些同學更是當著她的面指指點點說「她的父親是法輪功」,這無異於在文革時代說一個人的父親是地主、反革命,說她是狗崽子一樣,使她感覺自己是被歧視的對象。所有這些給我女兒造成持續、嚴重的精神的壓力。

孩子高二學期剛開學,又有人威脅她:「你是法輪功家庭,教委來人了,要開除你」。女兒總是持續不斷地聽見一些聲音,說「我們要把你爸爸抓走」、「你是小弟子、小反革命、思想有問題,要學校開除你」之類的話。這些話在她腦海裡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無論是在家裏、學校、親戚家,那個聲音總是揮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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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承受巨大精神壓力和社會歧視的陸雁,隨父親旅遊時也難有笑容

由於這種現象的持續出現造成的心理壓力,終於使她精神崩潰,不能正常的上學,體力和精力也明顯下降,醫院診斷為「焦慮狀態、幻覺妄想」,不得不從去年十一月初開始休學在家。後來她告訴我,在告訴父母之前,她和那些個聲音抗爭已經很長時間了。但是醫生的藥物治療不但沒有使孩子的狀況有明顯的好轉,精神類藥物的副作用反而使孩子越來越遠離正常人,這樣下去,原本聰明可愛的孩子前途實在令人堪憂。

來到加拿大

為避開中共持續對我及其家人的騷擾、監控與迫害,為避免我女兒的身心出現更為嚴重的後果,今年二月九日我陪同身心受到嚴重創傷的女兒來到加拿大。來到自由、民主、包容多元文化的加拿大後,我們不僅看到眾多的在法輪大法中修煉的同修能在加拿大不受鎮壓的輕鬆的學法煉功和表達自己的信仰,而且尤其讓我感到欣慰的是,沒有外界環境的壓力下,停止藥物治療後,孩子恢復正常學法煉功,身體也奇蹟般地在恢復健康。

由於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政策已持續超過十年,在中國大陸凡是不放棄信仰的法輪功學員都幾乎受到程度不同的持續的各種迫害,這場迫害在給大法弟子造成極端深重的災難的同時也給無數大法弟子的家人帶來常人難以想像的牽連和壓力、也使他(她)們承受巨大的精神傷痛;更讓良知尚存的人不敢相信的並已被國際獨立人士證實的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的器官的事大量發生!這場迫害也造成中國大陸社會的道德和良知急劇走向毀滅。在此再一次呼籲國際社會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儘快制止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殺戮與迫害!儘快結束這場自人類有史以來在和平時期發生的最嚴重的人道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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