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确实是传说──口耳相传

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反观、反思，中国历史的前半叶二千多年有史无载的现象，可能就不感到奇怪了。如果文字是神传的，一开始就会像婴孩般五脏俱全，接着只是成长的过程。如果文字是神传的，文字本身充满神的讯息、神奇的力量，当然拿来通神、纪神，记载神的指示、一切神的讯息，又唯恐子孙遗忘这个生命最重要的事，会选择刻在龟甲、兽骨上，铸在钟鼎上当然期望能代代相传。

这是极其简单的自然演进过程，我们今天后世子孙难能理解，确实也显示我们的思维愈来愈复杂，愈来愈表象化了。离“道”更远了，代表着愈来愈不相信神了……

文字用来纪神，一来显现当时道行天下，人们循天理而行，人世间就无所谓的大事。二来这些“人事”，对我们敬神的祖先而言，从观念上当然认为，根本不配用这种神圣无比、带着神的讯息文字来记述，用口耳相传即可，很自然就以“传说”的形式流传下来。这不就很合理的解释：后世的子孙，现代人认为的传说，其实确实是“传说”，所以当然“有史无载”。

[注：文字内有神的讯息，这个观念在历史一直保存至近代，在民间有“敬字亭”设立，纸上一旦写上文字，不能任意弃置，不用字纸、书册就送到敬字亭内焚化，在台湾还有这类现代人认为的“民俗”遗迹。]

孔子在易经系辞里形容当时的社会是“垂衣裳而天下治”，真是太平社会，从黄帝到夏桀，超过十个世纪，再加上殷商近六个世纪，二千年间，中国社会乏善可陈，不够今天的一份报纸内容。如果现代社会能一天没新闻出不了报纸，那一天绝对是个太平盛日。

或许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宛如一个人的一生，古代的中国社会恰似人的童年，在父母（神）的呵护下，在纯真的喜怒哀乐中成长度过。如果简单以“原始野蛮”来认定当时的社会，这样的思维可能会显得非常粗糙偏颇。除了神奇文字以外，中国医学上的中药、经络理论，物理学上的阴阳五行理论，历法、舟车、房屋、服饰、兵器、井田、官制、音乐等样样具足，同时出现在中国古代社会了，甚至包括现代人还在研究的易经─天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宇宙变化之理、预知未来的能力。

我们再仔细想想没有父母看护的野蛮孩子能自然成长成为文明的成人吗？忽略这个事实，神州历史只有后半段，是一段段红尘中追寻，艰辛苦难、繁华混乱交织中的成长岁月。

纯真不再，迷失自我的过程其实更野蛮、贪婪，这已经展现在历史、展现在我们现代人的身上……

信史时代伴随预言流传

象形文字从三代后期的周朝出现演变，便于书写的篆体出现，显示人的自我意识渐增，这似乎是必然的过程，离“道”渐远了，敬畏之心已趋式微。

当年司马迁读《春秋·历谱》看到周厉王叹了一口气，佩服太师师挚的远见，已经预见乱象。确实这是个关键的年代，暴虐的厉王被放逐之后，由二位大臣执政的共和时代，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此后的中国历史才开始史事有年代可凭，正当此时人们开始以文字记人事、记史的时候，“预言”出现了！

中国最早的预言出现在厉王之后的周宣王，《史记·周本纪》记载：宣王都城镐京流传：“弧箕服，实亡周国”，宣王大惊，以为卖“弧箕服”(放箭的袋子)的人要造反，开始大捕杀。一对卖弧箕服的老夫妇在逃避追捕时，捡到一个被遗弃的女婴，她就是日后“烽火戏诸侯”的褒姒，预言应验了，西周灭亡。中国也进入孔子说“道之不行久矣”的春秋战国时代，王侯争权、人伦沦丧开启大战乱时代。

现代人应该感到奇怪，首先为什么信史时代开端不久中国即进入思想鼎盛颠峰时期呢？诸子百家学说同起并兴爆炸似地澎湃到极点，迄今我们仍然莫名究竟、百思不解，甚至还在研究学习，对当时人的智慧感到不可思议。

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这个说法只见人心（人的想法）不见道性，从人性的观点看确实愈多元愈丰富多姿，但是从另个角度看，这是思想乱度增加的情况，体现是整个社会能量下滑后愈二极化的现象，道理很简单：有所谓“好的现象”就相对出现“坏的作用”！这就是老子讲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这个现象2500年后的现今又再现一次！一个更混乱的社会却让人更迷惑……

第二疑惑是：为什么秦汉以后，中国舞台出现以儒道为主流思想，而非延续百花齐放？儒道二家的学说在当时社会并不具有很强的竞争条件，诸子百家的思想按理说应该能人才辈出，绵延不绝，甚至在往后的二千多年中争鸣齐放才合理。结果正好相反，百家只是象昙花一现般便后继乏人。儒道反而成为主流，即使如此，二家也只能说是有继承者，却没有超越开创者，二千多年来智慧如老子、孔子不曾再现，为什么呢？

答案对现代人其实不难！历史发展显然不是按我们人能认识的理路演进，“道”在其中。如果中国社会持续的多元化发展，很快的会出现社会价值观模糊，是非善恶难分，类似当今社会的现况会提前出现在神州舞台，这种情况恐怕维持不了中华文化往后的二千多年完整稳定的发展。所以老子才说：“民之难治，以其多智。

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根本不鼓励这种思想复杂的社会，直接会混乱人心，致使社会道德下滑。所以儒家思想对往后中国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提供了一套做人处世的标准，一种避免二极化的中庸哲学。这有效地稳定了在大乱世中的民间社会，也就是这股道德力量让博大精深的神州文化经历一朝一代地稳定、细致的发展到今天！

其实大乱世之中，老子和孔子各看见问题，孔子的“道德复原工程”企图想把当时思想混乱社会状态复原到周朝初期，工程从复原角度看是失败了，却成功地维系稳定道德的下滑。老子则认为：人的思想就像河水源头，一经污染整个混杂，要还原实在太难了，要将整个社会净化简直不可能！匆匆写了《道德经》就消失于神州舞台，五千字的对象只有二种，为政者与思想纯净的人。

思想个人还原还有可能，整体净化不在他的能力范围；至于为政者，真言在此敦请好自为之，遵循者玄德自积。“道”之理尽在五千言，不用推销，明白者心自有灵犀，一点就通，所谓“上士闻道，勤行之……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思想混杂的人，也就难能明白。

所以儒道二家在往后的神州舞台起到“宗教”的作用，真正的宗教有两个作用：一是使思维纯净的人能得道，走回神的世界；另一个就是能够维持社会的道德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我们不难看出现在的西方文化就是建立基督教的基础上，这两种作用让欧洲各民族能走过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从道德败坏罗马文明走出，开创出现代西方文明。其中这些清修道士扮演了中国“士”的角色，这些走回神世界的人，生命展现出超然的智慧与坚毅，给欧洲社会开创另一个神传的文化。

所以这些下世传道的觉者以偶然形式出现却不是偶然，他们讲出的高层次的理历久弥坚，让往后历史上众多的感悟者展现出生命的智慧、勇气。人类文明表面上看由原始进入文明，实质上是由高级生命的引领而开创出，这才是使人类有别于动物的真正因素！漠视、否定这个真实，人类会走向野蛮，成为一种更可怕的动物……

在论语中有一段悬案，孔子的学生颜回去世时，他哀逾丧子，流着泪说：天丧予（老天要亡我啊）！象天塌般似地恸悲，没人真正明白他的心思。孔子晚年，有次当众学生面前告诉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位“吾日三省吾身”以着孝经闻名的曾子回答：“是！我懂”。显然孔子有意考验他能否继承道统，问完，孔子就走了。

大家莫明夫子玄妙，纷纷围问曾参，于是曾参说：“夫子的道，忠恕而已”。这显示孔子之道后继乏人，曾参只能继承儒家仁学，明眼的人一看就明白，用忠、怒二个概念来认识“一以贯之”，已经离道甚远了。不要忘了孔子告诉学生：“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想想早上听到为人的忠、恕之道，晚上就让人甘心死而瞑目，这样的人恐怕找不到，根本没切中要点！如果是成神之道，早上听了“道”，晚上死也不后悔，这才算物超所值。

孔子在《易经·系辞传》说：“无思也，无为也，感而不动，遂通天下”，舍尽人的思维，不须任何做为就能直觉而全感全知，一览真貌而非盲人摸象，这才是道贯之学。所以孔子问礼于老子，表面问礼内藏高层次道学的承传，这就不难感受颜回过世时，他“天丧予”的感受，其实预知感叹后继乏人的发展。果然孔子之后，出世的道学隐没，入世的仁学却被发扬光大。后继者象孟子讲浩然正气、讲义、性善，这都缺少“道”的论述，无形中斩断道学，然而乱世中儒家以仁为本，修身处事的价值观深植社会民心。

儒道分家，道家思想同样广泽民间，无为的政治理念在往后的历史中，次次安抚历经动乱的社会，代代都有修道隐士，处处都有尝尽生命无奈苦汁，识破凡尘的觉悟者入道修练。大混乱的同时，在印度释迦牟尼讲的佛法，汉朝后逐渐消失于印度却光耀于神州舞台，让秦汉之后儒释道三家成为中国文化主流，再一次稳定住中国社会的架构，更重要的是孕育出的文化蕴藏着强大融合力量，像丹鼎般熔炼所有出现在这个舞台的各民族！(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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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正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