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德一体
“德”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和“道”字组成一个整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中国五千年辉煌的传统文化只是追求一个德字，讲究一个德字，不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它们各自的文化都是建立在德字上。古代“得”与“德”相通，“得者，德也。”得什么？得的就是对宇宙真理──道的同化，凡是符合道的“得” 都是“德”，不然就是无德。
古人云：“道之在我之谓德。”古人把德与道直接相通，德是内在于人的道。德从道中来，德是道的体现，是道在不同层次的标准和要求，同化宇宙真理就是一个“得”者，就是一个大德之士，一个得道者。自古以来，道德一体，修道就是修德，修德就是修道，道德是一而不一，二而不二，不可分连。老子在《道德经》里也已经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老子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意思是最大的“德”，就是“道”的体现和作用。
中华文化一开始就把道与德紧紧结合在一起：《易经》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天行健，君子从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礼记》中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些中国文化的经典名句，每句都是道德一体的体现。可以说，中华文化是道德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着道德一体的精神，不管是本土的道家和儒家，还是外来的本土化的佛教，都是体现于这一精神。中华文化要求治国、治家、治身都要根据道的准则，“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道德经》54章）这样使社会“道普德溢”，天下仁爱太平。这是儒、释、道三家的理想，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千百年来要达到的社会境界。
（一）
中国古代的圣人们，从三皇五帝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体悟和遵循大道而行的人，历来被奉为有德的人，他们开创的社会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中最美好社会。而今，历史已经远去，远古的传说和文献早已湮灭难觅，现在的人已经很难体察和理解那些时代的美好，和那些时代人们所追求的高尚的道德理念和人生价值。如今，人们只能从周公和他所开创的周朝社会中看到一些端倪。
在古代的圣人中，周公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家。他提出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思想，成为周朝最重要的治国纲领。周公说：“不可不敬德”，一定要“自敬德”，并且必须“疾（急）敬德”，只有发挥“德之用”，才能永保天命。（《召诰》、《无逸》）
周公深切地认识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不讲亲情，只有发扬仁德的，才会得到天的庇佑），道德是立身立国的根本。因而，周朝把道德的完善看成是治国的第一要义。周人推崇先王的德行，他们编写的《诗经》中津津乐道地颂扬从后稷、公刘、古公、到文王、武王这些先祖们如何有高尚品德，如何进德修业，以德兴国的事迹。他们把文王的仁政视为榜样：“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的神灵在天，啊，神灵显赫在天上。《诗经．文王》）
周朝这些圣君贤臣的德行，也历来被后世的炎黄子孙堪称为人生的楷模。周公的以德立国的思想，是周朝的主流思想。在周朝社会中，人们所追求的道德功业和道德人格成为这个社会的人生理想，被各个阶级的大多数所认可，甚至成为下层社会成员共同追求的目标，人人追求道德，坚守道德，发扬道德，甚至把道德高于自己的生命，“杀身成仁”成为道德准则，整个社会处在道德的氛围和环境之中。
在西周的一些早期文献中，已经初步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治思想。周人对德的自觉和对德的认同，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周公在历史上另一个伟大功绩就是“制礼作乐”。周公在“损益”殷礼的基础上使传统的礼制、礼仪，严密化、系统化，从而在整体上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创设了适合当时社会的优秀文化制度，其具体内容包括一系列社会、政治等制度，还有一系列相应的道德伦理规范和文化教育的方式，形成一整套完备的典章制度，称之为“周礼”，或“周公之典”。
周朝的礼乐文明，一直被视为后世社会的典范，被认为是上古社会的鼎盛时代，孔子赞叹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于文哉！吾从周。”（周朝借鉴夏商二代的礼仪制度，多么丰富多彩啊！我赞成周朝的礼仪制度。《论语．八佾》）
礼是道德的表现形式，周公通过礼仪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使人保持德行，与天道合一。因此，王维国认为周朝制度的变化“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
梁漱溟更以“周孔教化”为“以道德代替宗教”的文化，以历史上的中国社会为伦理本位的社会的思想，与王国维的看法相一致。近代王、梁两位著名学者的观点指明了周礼和周朝文化的实质。周公主张“明德慎罚”，提倡“德治”，“制礼作乐”，实行“礼治”。这正是孔子梦寐以求的“道（引导）之以德，齐（规范）之以礼”的治国理念（《论语．为政》）。
周朝社会所以能绵延八百年，正是贯彻周公的治国理念。在这样的社会中所产生的丰厚的道德土壤里，必然会造就出一大批社会道德精英和一大批社会的中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有深厚的知识和极高的道德素养，有判别是非的能力，有从事政治的才干和实践道德理想的勇气。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温文尔雅，是社会道德的表率。在社会和国家危难之际，他们力挽狂澜，正礼乐，定制度，锐意改革，在周王室，在各诸侯国中，显现他们的特殊才能。
例如周厉王、周宣王时的邵穆公、仲山父，周平王时的郑武公，周定王时的单襄公，在各诸侯国中有孔子、管仲、鲍叔牙、宁戚、曹刿、藏文仲、叔孙穆子、狐偃、赵衰、赵宣子、韩献子、范文子、魏绛、祁奚、叔向、赵襄子、申叔时、伍举、文种、范蠡——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所造就的大德之士，在那个时代创造过非凡的功业，留名后世。
在他们的周围，还有一大批同样具有道德情操的懿行之士的群体，同他们一样追求人生的价值，同样泛射着君子人格的光辉。正是这一大批社会精英和社会中坚，奠定了后来中华文化人格的始基，他们的高尚的道德人格在历史的过程中越来越突显出来，他们的道德精神永世长存。周朝道德盛世令人追怀。
周公作为那一时代的精英群体的杰出代表，他的人格魅力和品德更是举世仰望。孔子说，像“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样的境界，连尧、舜都恐怕达不到，但是，周公做到了。周公以自身的品格、道德、理念、才能和成就，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典范，这是他对中华文化的巨大贡献。
周公和他的那个时代充份演示了道德一体的文化精神，是孔子以前儒道的辉煌展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正是在继承这一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一文化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体现中华民族和文化的终极追求和理想的境界，它是一个民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出发点和归宿，它深远地影响着中华民族心理结构和文化结构，奠定中华文化的基础，它为中华文化的发展规定了方向。这个方向就是道德文化，它的特征就是对道和德的追求。
（二）
《易经》被视“群经之首”，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但是《易经》与道德紧紧相依，道德一体的文化精神是易之本。《周易．说卦传》认为：“圣人之作《易》也，——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至于命（天命）。”
这是说，圣人作《周易》，是为应和顺从道德，制定礼仪准则，深入研究事物的道理和性质，直至认识天命。同时，《周易．系辞下》指出，伏羲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是说，伏羲作八卦，用以传达神明的德性，用以归类反映万物的情状。以上两句指明了，作《周易》、八卦的目的，是为了揭示道和德。圣人在制作卦爻像数符号的过程中，隐藏着宇宙的秘密，“立像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内心想法），系辞焉以尽其言。”（《周易．系辞上》）这里的“尽意”、“尽情伪”和“尽其言”，都是为了揭示宇宙的秘密。
这秘密就是通过卦爻变化规则反映的“天命”和“通神明之德”。《易经》的宗旨是：“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易经》是圣人用来推崇道德，扩大事业的。）可见，古代圣人们的目的，是通过《易》规范人所必须遵循天道的道德行为，提高人的道德境界，达到安身立命。
因此，《周易》实质上是演德的，没有德的人是无法演易，古代对卜筮的人要求很高，必须是德高望重的人，而且卜卦前要焚香净心，契合神灵，不仁不义的人不能为巫师。《易经》告诉人如何分辨不同的境况，要求如何在不同的境况下修德合道，去面对所遭受的境遇，从而从困境和逆境中走出来，或者从顺境中继往开来。
《易经．系辞下传》指出：“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等都是卦名，它们与人的道德直接相对，处各种不同的境地状态，需要人以德相应对之，只有用德行对之，才能合易、合道，才能正确应对各种境遇，化解各种矛盾。天道和人事是一致的，《易经》深刻地体现出中华文化道德一体的内涵。
由于天象的变化和人类道德的堕落，《周易》对现代人来说必然是越来越不灵了，没有道德的人是根本无法理解《易经》，更谈不上对天道的认识，他们从《周易》中所获得至多是些皮毛或雕虫小技。只有大德才有大智，这个智是智慧，是对宇宙真理的认识和把握，是真正的大智大慧。没有大德，永远达不到大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所决定。
《易经．系辞上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也。”这是说，继承一阴一阳的天道，就是善良，使天道具体化的是天赋的人性。可见，中国文化的人文本质和道德本性早就同时植置于《易经》之中，《易经》的展现就是中国文化人文本质和道德本性的展示。
－－转载自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