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固然没能挑起全面内战，但他赢得了一系列胜利。首先是他的宿敌项英死了。项英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逃了出来，三月十四日深夜，在一个山洞里睡觉时，被副官开枪打死。这名副官本来就对共产党不满，打死项英后，他拿走项英身上的金条财物，后来投向国民党。

还在项英刚刚摆脱国民党的包围圈时，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以中央名义发决议，给项英冠以种种罪名，把皖南事变说成是他“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甚至影射项英是内奸：“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直到今天，皖南事变的帐仍算在项英和蒋介石身上。

毛的第二个胜利是蒋介石因为害怕大打内战，无奈之下，允许新四军留在长江流域。崔可夫将军威胁蒋说，要想苏联继续提供军火，他就得这样办。潘友新大使注意到蒋愤怒得难以自制：蒋“非常神经质地接受了我的声明。他在书房里走来走去……我把问题重复了三遍他才听见。”

压力还来自美国。蒋要摆脱对苏联武器的依赖，只有靠美国。罗斯福总统也跟斯大林一样，想要中国牵制日本，把日本陷在这个大泥沼中，所以不希望中国内战。对中共，美国完全没有影响力，罗斯福便把压力都加在蒋介石头上，警告蒋要援助就不要打内战，不管是谁发动的都不行。皖南事变时，美国媒体报导，华盛顿打算把准备给中国的五千万美金贷款压下来，等中国不打内战了再说。一月二十五日，飞越喜马拉雅山的航线“驼峰”开航，美国军事援助由希望变成现实。美国人的态度对蒋至关紧要。

罗斯福总统关于中国的消息大多来自一批非官方人士，包括斯诺，主要人物是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Evans Carlson）。卡尔逊对中共充满天真的幻想，而罗斯福把他的报告囫圃吞下，并转发给相关人士过目。其中一位告诉总统，斯诺的书证实了卡尔逊的看法，也就是说报告是可靠的。皖南事变时卡尔逊正在重庆，他奔回华盛顿去亲口向罗斯福报告中共方面的说法。

英国没有援助可给，但是蒋介石崇尚英美，英国的压力对他也就不无份量。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讨厌蒋介石，认为他军事上无能，政治上对英国在华利益是个威胁。英国大使科尔（Clark Kerr）直言不讳地对蒋说，要是打起内战来英国不会支持蒋，管它是谁挑起的。皖南事变时他给伦敦的汇报强烈偏向中共。他也曾公开说，所有国民党人加起来也抵不过周恩来一个人。

皖南事变后，莫斯科在西方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宣传，称蒋介石屠杀了一万新四军。实际数字是死亡两千余人。三千新四军成功归队，原因是他们挣脱包围圈后，转身走皖东路，渡过长江。他们走的是蒋介石指定的路，一路安全，没人骚扰。

蒋介石并没有给新四军设陷阱，但他很不会做宣传。他的政府不明智地宣布解散新四军，给人的印象是他已经把新四军全都杀光了。对蒋更不利的是，他一向不肯公布中共军队围歼国民党军队的消息，也不准媒体报导，所以人们都不知道，其实他的损失比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大得多。蒋怕打内战的消息影响国内士气和国际援助。他的沉默正合中共的意。朱德说：“他们不做声，我们也不做声。他们打败了不做声，我们胜利了，何必那样来宣传呢！”由于这种种原因，人们部以为皖南事变是抗战中唯一的大规模内战，而且是国民党屠杀无辜的共产党人。

共产党宣传机器的效率是国民党难以望其项背的。在重庆，这架机器的合奏指挥是周恩来，毛设陷阱的唯一知情人。毛的这位配合者迷惑了无数西方人。美国记者马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是在这时认识周恩来的，她马上拜倒在周的魅力下。她对我们说，当年要是周召唤她，她会追随周到天涯海角。她的丈夫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倒是把周看得很准：“共产党的观点是什么他就卖什么，而且卖得不错。”
在周指导下，中共在香港对付外国人的情报人员给斯诺提供了大量中共方面的说法，斯诺都发表在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上，第一句话就是：“这是最近冲突的第一篇可靠的报导……”

海明威皖南事变后在中国，对中共有一些深刻的观察：“为他们的党着想，中共当然要想法扩展，不管他们在纸面上接受什么领土限制。”由于中共“善于宣传，使美国对他们在抗战中起的作用，产生了名不副实的印象。中共是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中央政府军队的作用胜过他们一百倍。”海明威还说，“根据我在西班牙〔内战里〕的经验，共产党总是拚命给人假象只有他们在努力作战。”

海明威的名望使他的这些见解一旦曝光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可是，这些见解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九六五年才见天日。一九四一年，在罗斯福助理居里的劝说下，海明威没有把这些见解公之于世。居里的理由是：“我们的政策是不要他们打内战。”

居里是白宫主要经济助理，在皖南事变后访问中国。美国截获苏联情报的档案表明他总在帮苏联的忙，有人说他是苏联间谍。最近一份权威研究下结论，说他是个“容易受人利用的同情者”，不是间谍而是苏联在白宫的“朋友”。这位朋友的中国之行极尽为中共服务之能事。比方，他对蒋介石说他除了带来罗斯福的书面信件以外，还带来总统口信，口信是这样开头的：“在一万英里外的美国，我们看中国共产党其实就是我们那里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喜欢他们对农民的态度、对妇女的态度、对日本的态度。”居里叫蒋介石不要把口信告诉美国国务院的人，也不要告诉美国大使约翰逊（Nelson Trusler Johnson）。

在给罗斯福的报告里，居里大讲蒋介石的坏话，粉饰中共，说“中共是唯一受大众拥护的党”，说这是它扩展的原因。对皖南事变，他把中共的说法照本宣科。

由于居里从中作梗，蒋介石未能建立一条直达罗斯福的通路。蒋介石请居里转告罗斯福，给他派个能够在他与总统之间“毫无隔阂地传达意见”的政治顾问，使他能“与总统直接联系”。蒋中意的人选是美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一个对共产主义没有幻想的人。居里当场一口否决这个人选，以后也没有向罗斯福汇报。他回美国后给蒋介石找了个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此人连罗斯福的面部没见过，更不用说符合蒋的要求了。结果，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的联络掌握在居里手中。

迫于一系列国际上的压力，皖南事变后，蒋在一月二十九日叫他的驻苏联大使请克里姆林宫调停，也就是说让苏联人出价，问他们到底要什么。苏联人要蒋介石让新四军留在长江流域，中共夺取的别的地盘也都照样不动，蒋介石一一答应。毛不无得意地对中共将领说：“蒋介石无论他怎样造反，但闹来闹去，只会把他自己闹垮台的。”毛已经使用“造反”，这样的字眼儿了，好像蒋介石已经在野，他已经坐拥江山了。

英美政府在束缚蒋介石手脚上起的作用，毛泽东相当迟缓地才意识到。虽然他老早就看出斯诺这样的记者对他的用处，但对英美政府他向来是极端敌视。一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他给周恩来的电报说：“最黑暗的情况是日本对新加坡久攻不下，美海军控制新加坡，德攻英伦不下……美国海军集中力量，打败日本海军，日本投降美国，日本陆军退出中国，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最黑暗莫过如此。”

英、美影响中国，在毛看来远比日本占领糟糕得多。但突然，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十一月六日写信给周恩来说：“江〔三日〕电所示重要情报今晨才阅悉。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
周恩来显然给了毛什么情报使毛豁然开朗，原来英、美政府对他很有用处。从这时起，周花巨大精力在西方官员中做工作，特别是在美国官员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周恩来的魅力攻势也越来越炉火纯青。

一九四一年四月，苏联同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条约使日本得以放手进攻东南亚，袭击珍珠港，但用毛的话说：“对中国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苏、日没有瓜分中国，中国没有当上波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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