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许多长征女红军一样，贺子珍起先拒绝跳舞。斯诺的观察是：“身体这样紧贴着，在这些老党员看来简直是不知羞耻。”其实，她们是怕自己在那些城市姑娘面前献丑。不少人心里悄悄为这一乐趣强烈吸引，子珍后来爱上了跳舞，是个优美的舞伴。

但是对毛搞女人，子珍难以容忍。六月的一个晚间，史沬特莱听到子珍叫骂：“龟儿子，你胆敢跑来跟这个资产阶级臭婆娘睡觉！”史沫特莱跑去隔壁，看见子珍正用手电筒朝毛头上乱打，毛的警卫员在旁边不知所措。毛说他只是来跟吴小姐聊天的，子珍当然不信，转身冲向吴，抓脸扯头发，毛站在一边。子珍接着对史沫特莱喊：“帝国主义臭婆娘！都是你招来的，滚出去！”高头大马的史沫特莱朝她打去，把子珍打倒在地。子珍朝毛叫着：“你算个什么男人？什么丈夫？什么共产党员？你就看着帝国主义婊子打我？”毛叫警卫员把子珍抱起来，子珍把他也绊倒，最后三个警卫员把她硬抬走了，毛一言不发地跟在后边。

不久史沫特莱离去，吴小姐不仅离开延安，而且从整个关于毛的中共著述中消失。

毛还跟作家丁玲调情。丁玲虽然长得圆墩墩地像个男孩子，谈不上什么姿色，但她有才气，有性格。毛写了首赞美她的词，有这样两句：“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她常去看毛，跟他说说笑笑。有一次，毛问她：“丁玲，你看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毛接着要她报名单，由他封文武百宫。丁玲后来回忆道：“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部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 ”

毛的艳事终于使子珍忍无可忍了。他们结婚快十年，十年里，她容忍了毛对她的漠不关心。使她尤其痛苦的是，毛不但不心疼她，让她在艰难的环境里不断怀孕生产，反倒开玩笑说她生孩子像母鸡下蛋一样容易。她也气愤毛对孩子早殇或送人都无所谓。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女儿娇娇，一九三六年在保安出生，生在蝎子、耗子乱爬的窑洞里。不到一年，她又怀孕了，这使她万分苦恼。反复怀孕生产损害了她的健康，却又没有带来家庭生活的乐趣。毛让她做出这些牺牲，自己却半公开地跟别的女人胡搞。子珍曾有过的离开毛的念头，此时在她心里再次萌发。

中共在延安安顿下来后，受伤的高级干部有机会去苏联治疗。子珍以取出体内弹片为名，一九三七年十月初前往苏联。她把一岁的女儿娇娇留在延安。

到莫斯科时正值严冬。子珍一行马上被警告不要跟从前认识的人来往，莫斯科正在大清洗的浪潮中，一批批中国人被捕。就在这样一个充满恐惧的寒冷世界里，子珍生下一个男孩，她给他取了个俄国名字叫柳瓦。六个月后，孩子得肺炎死了。子珍悲痛欲绝，经常坐在埋葬这个小生命的土丘前的长凳上，久久地流着眼泪，低低地喊着他的名字。

孩子出世时，她写信给毛，说她生了个男孩，长得就像他。毛没有回信。孩子死了，毛也没有反应。一九三九年夏天，他们分离快两年了，一天，子珍跟不会说俄文的同伴一起听每周例行的读报。有篇文章是苏联电影导演卡门（Roman Karmen）写的毛泽东访问记。忽然，子珍听见读报员读到毛和“他的夫人”踏着月光在窑洞外送行。“毛的夫人”，这短短几个字，宛如一声霹雳，使子珍心里翻江倒海。随后几天，同室人发现她整夜翻来覆去，她本来就有失眠的毛病，现在更是彻夜不寐。不久，她收到毛的一封短信，信里是几句大道理：“希望你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然后一句简单生硬的官话结束了他们十年的婚姻：“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毛已经再婚，不希望子珍回国。这年，当同子珍一块来苏联的朋友回国时，延安特别发电报命令把子珍留在苏联。这样一来，子珍走时留在延安的女儿娇娇依旧没有母亲，毛也不管她。娇娇在保育院里长大，其他孩子傍晚都有爸爸妈妈来接，但没有人来接她。娇娇记得还有个小男孩也没有人接，每次都大哭：“我要爸爸！我要妈妈！我要回家！”娇娇不懂这个男孩在叫什么，她没有爸爸妈妈和家的概念。长大以后，她一次对朋友平静但又不无哀伤地说：“那时，我是个不是孤儿的‘孤儿’！”
四岁那年娇娇被送到母亲身边。重逢时，子珍紧紧搂着女儿，眼泪在微笑里像泉水在阳光下一样闪亮。娇娇非常快乐，对妈妈的打扮她也感到新奇：子珍烫着一头卷发，穿着裙子和高跟皮鞋。娇娇在延安看见的阿姨们，穿的都是灰暗松垮的裤子，土气的布鞋。娇娇所不知的是，她的妈妈已经是身心交瘁。以后几年中，子珍精神逐渐崩溃，一腔怒气常常发泄在娇娇头上，院子里的孩子们经常听见娇娇挨打的哭喊声。子珍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把她从屋子里拖走塞进汽车时，子珍撕心裂肺地嚎叫，吓得七岁的娇娇逃出去躲进树林里藏起来。娇娇长成一个内向沉默的姑娘。

一九三七年夏天，子珍还没有到苏联时，毛就跟江青搞上了。江青是从上海来的年轻女演员。在延安，她能把共产党单调灰暗的制服也穿出味道来，皮带箍在苗条的腰上，军帽略歪着，露出半额光滑浓密的黑发。她的体态柔软依人，声音娇滴滴的，有时不免让人觉得做作。她浑身上下都是女人味。
江青生于一九一四年，父亲是个客栈老板，母亲是他的妾。母亲由女儿任性长大，让她放了缠过的脚。江青从小性格倔强暴烈，爸爸经常酗酒打妈妈，她就帮妈妈去死命拉住爸爸的手脚，或者咬他的胳膊。就在一次这样的混战中，她失去了半颗门牙。她小时候的同学记得她喜欢无事生非捉弄人。十二岁时她把一口口水吐在老师脸上，被学校开除。十四岁时她从家里逃走，去参加京剧戏班子，辗转到了上海，在那里成为小有名气的演员。影剧是份不稳定的职业，一九三七年夏她被受雇的电影公司解聘。她又受不了同居男人有个七岁的儿子，于是到延安来碰运气了。当然，她也还有左倾的一面，来延安前就已是共产党员。

江青很懂得吸引男人的注意。毛泽东演讲时她坐在前排，眼睛睁得大大的，问些天真可爱的问题。一天，堪称戏迷的毛来看她主演的京剧，戏后他到后台把一件大衣披在她肩上。第二天她去还大衣，就在那里过了夜。

他们出双入对在人前露面了，闹得延安满城风雨。江青已经跟四个男人结过婚或同居过，上海小报上常有她的绯闻，尤其是她跟上海滩文人唐纳的浪漫史。唐纳为她喝带火柴头的酒精，企图自杀，议论沸沸扬扬，都是责怪她的。

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尚且难以容忍江青，清教徒式的延安就更是不知所措了。人们同情子珍。刘少奇那时的妻子谢飞，曾跟子珍一道长征，回忆说：“我们马列学院的学生全都不满意，气得跺脚，这么个女人！有的人公开写信〔给毛〕，有的人秘密写信，不敢落自己的名字。我写了三封。”“大意是这样的：毛主席，我们希望你不要和江青结婚。贺子珍身体又不好，你们又生过五、六个孩子，老夫老妻了，江青这个人在这里影响并不好，男女都骂她是妖精。”

对党组织来说，江青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她进过国民党的监狱，写了“认罪书”出狱。在共产党眼里这算叛党。人们还说她在监狱里为特务唱戏助酒，有的说她跟特务睡觉。上海等地区的地下党给延安发电报，正式提出“毛主席同她结婚很不合适”。张闻天综合意见给毛写了封信，说跟江青结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毛接到信后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他摆婚宴两席，张闻天不在宾客之列。

毛让康生出面为江青担保。康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从苏联回到延安，不久便成为毛的得力助手，中共克格勃头子。在延安的黄土地上，康生以他的一身黑装，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黑帽子、黑马皮靴，骑的马是黑的，还爱抱着一条黑拘。那时延安不兴养宠物，康生大约是唯一的例外。康生有凭据表明江青确实在国民党监狱里干了那些事，但他顺着毛的意思给了江一个“组织结论”，说她“历史上清白，政治无问题”。其实，毛八十一岁生日那天对周恩来讲，他早就知道江青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他毫不在乎，他要她，这就够了。

毛的第四任夫人江青后来以她的劣行举世闻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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