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篇>

*2.“改进”﹙把关内容﹚工作︰
关于“相声改进工作”，小组采取一方面改编旧的，一方面创作新的作法。小组成员每天上午讨论新旧相声段子，哪些段子能说，哪些段子不能说，以及哪些段子要修改等。他们停演了《反正话》、《六口人》，理由是拿父母、夫妻开玩笑，以及《怯拉车》、《怯洗澡》，因为内容挖苦了劳动人民，又停演了《学聋哑》等拿残疾人开玩笑的段子。

有些段子由演员自行修改，有些则由老舍等文艺工作者提供他们改编和新创作的段子，协助相声艺人演出。“相声改进小组”经过严谨的历程，先由作者提出创作、改编作品，再由小组做技术性的补充，经过集体研究增润后，进行试演，并听取群众意见，最后才印刷本子正式演出。

*3.“演出”﹙监听分配﹚工作︰
身处一个“集体分配”的时代，相声艺人谁能说、说什么，都要求正确，演员们已经无法像从前那样单个儿作艺、自由创作了。经北京市文艺处批准，“相声改进小组”从1950年3月2日起，在前门外大礼纱帽胡同路北新华游艺社演出“相声大会”。孙玉奎在《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始末》中提到相声改进小组“相声大会”的情况︰

“新华游艺社是三间二层楼的楼房，能容纳一百多的观众。我们采取不售票，观众听了走时收钱的办法。演出从上午十点到晚上十点，中间不休息，演员都是小组成员。…小组在后院有一间办公室兼休息室。”

“关于演出收入，新华游艺社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归小组。小组的收入除去很少的办公费以外，都分配给演员。演员的分配以分数计算，最高和最低的相差六倍，侯宝林拿最高的，是12分，常宝霆拿10分，其余都在8分以下，我也是8分。”

“新华游艺社开始演出相声大会以后，北京市各曲艺场所就没有相声了，观众听相声只能到新华游艺社来。这样，新华游艺社的观众日渐增多。演员收入除侯宝林、孙玉奎等比在西单游艺社演出时挣得少，其他演员都比别处挣得多，能够维持生活。”

后来由外埠回来的艺人也纷纷加入组织，阵容坚强加上每周加演，大家的生活基本上有了保障。

小组演出，并且设立了“监听制度”。演出时由刘德智等在后台监听。凡是说的不对或论及迷信、色情、谩骂等词句都记下来，告诉演员，有问题集体讨论修改。

*4.“出版”﹙普及影响﹚工作︰
经过这样的努力，“相声改进小组”的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许多机关、团体、工厂、学校邀请小组去演出，还索要相声本子。于是陆续出版了许多改编的相声段子；例如︰《改编文章会》、《改编菜单子》、《改编绕口令》、《两条路线》、《新西江月》、《思想改造》、《自找罪受》、《纸老虎》、《如此美国》、《拥护和平》、《新八扇屏》、《美的研究》、《一贯道》。

1951年1月，“相声改进小组”成立一周年，小组编了一本《北京相声小组一周年特刊》。

*工作小结︰
1951年之后小组成员大多参加了“抗美援朝后方宣传队”，等到回国之后因原来的演出团体、游艺社都停演了，于是在1952年1月成立了民营公助的“北京市曲艺工作团”，负责人为曹宝禄、侯宝林、孙玉奎。曲艺成立了三个月，又有了以鼓曲为主的曲艺一团，以曲剧为主的曲艺二团，以及以相声为主的曲艺三团；“相声改进小组”成员参加到其中后，小组便自动取消了。

“相声改进小组”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在中国社会面临重大转变的时候自立更生摸索前进，改编和创作了许多相声，培养了新的演员，重新站稳了相声演出的步伐。不过因为历史环境的约束，这样的过程给相声带来了“偏左”的思潮，以致后来的一些相声作品，都呈现了过于强调相声的“政治宣传作用”而忽略艺术、娱乐作用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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