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恒直看见旗子降落了，就无可奈何地拿起了镰刀。他打了不一会儿的草，又开始向“小上海”倾吐衷肠，把自己所受的委屈和痛苦全部倒出来让“小上海”知道。他多么强烈地渴望着能有一个人了解他呀！这个人就是“小上海”。如果“小上海”能安慰他几句，他的痛苦就可以减轻些，生活也就有了乐趣。他告诉“小上海”，在“鸣放”期间，他曾经和北大及本年级的右派分子作过很多斗争，他恨透了那些人，他和他们根本是势不两立的。他还用请求的口吻，叫“小上海”不要和二中队的马伟章接近，因为他是一个思想很反动的右派。“小上海”突然停止了工作，抬起了头望着张恒直，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多少带点撒娇地说：
“你会不会把我也当成敌人毙了，假如你现在手中有枪的话？”
张恒直开心地笑了。“小上海”此刻那副娇憨泼辣的神态，刹那间在他心中唤起了无限的柔情。他恨不得马上跳过沟去把“小上海”抱起来亲一亲。他如痴如醉地望着“小上海”，心里说道：
“这孩子多么傻啊！我怎么会把你也毙了呢？你不知道我是多么地喜爱你。如果有必要，我倒是愿意为你献出自己的生命。”
嚓！嚓！嚓！“小上海”不断地挥动镰刀，半人高的杂草纷纷倒在他的刀下。他现在对劳动倒是有些兴趣，因为两个多月的医院生活使他闲腻了。而且，他只要干半天活。医院里有一位年轻的住院女大夫，非常疼爱他，知道他是右派，正在劳动，所以虽然病已经好了，还给他开了半天休息的病假证明，并且嘱咐他今后每隔一星期去领一张同样的证明。
嚓！嚓！嚓！张恒直也在同样挥动镰刀。干不了多久，他就厌烦了。他眼睛看着“小上海”，觉得心中有许多话要向他倾吐，但又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
“那些姑娘们，”张恒直凝视自己手中的镰刀，忽然打破了沉默说道。“她们住在集体宿舍里，天天在一起，生活很平淡。如果有那么一天，突然有个小伙子跑去找她们中间的一个人，那个被找的就会感到自己非常幸福和光荣；周围的人也就会对她羡慕不已。”
这回轮到“小上海”笑了。他抬起头，仔细研究着张恒直那张绛紫色的脸，心里说道：
“这话莫非就是你自己心声的真实写照？”
张恒直不明白“小上海”为什么笑，只是觉得他笑起来特别可亲可爱，有一种美丽的魅力。其实，“小上海”笑得自有道理：他在这方面一向颇受命运的优待，纵然在当了右派以后也不例外。
“小上海”很快就看出了张恒直内心的悲哀和孤独，因此有些可怜他。第二天恰巧是星期天，“小上海”就主动邀请他一块儿上市里去玩。张恒直受宠若惊地接受了，不仅因为自己来农场已经半年多了，很想换换口味，再去领略一遍大都市的风光；还特别因为：发出这个友好邀请的不是别人，恰恰就是“小上海”！只要“小上海”有什么要求，只要他张开那张可爱的嘴巴吩咐一声，即使是上刀山下火海他也不愿推辞。
于是，他们两个人搭乘长途汽车来到了市区。
市里真是五光十色，一片繁华的景像，和空旷的农场简直是两个世界。每个人都穿戴得很漂亮，但最漂亮的，在张恒直看来，自然还要数“小上海”哪！你看他手上戴着一块在阳光下光芒四射的自动手表，脚上穿着一双镂空尖头皮鞋，上身是白色府绸短袖香港衫，下身是奶油色的凡立丁长裤，在繁忙的人行道上昂首阔步，风度翩翩，多么神气！多么潇洒！在张恒直此刻的心目中，他简直就是美的化身哩！他身上的一切，哪怕是掉下来的灰尘，也都是美好的。张恒直知道自己相形有愧，不敢和他并排走，怕损坏了这美的形像。张恒直的生命发生了变化，现在也开始懂得崇拜美了。他像一个仆人紧紧跟在“小上海”后面：“小上海”走一步，他也走一步；“小上海”停下来欣赏商店橱窗里的商品，他也就伫立奉陪。
“小上海”把他带到一家大饭馆，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又把他带到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这电影很古怪，是外国片子，描写一个白种人的雕刻家，他有一位年轻貌美的白种女人做妻子，却爱上了妻子的女仆，一个当地土着部族的少女。他疯狂地追求那少女，最后被少女的情人活活地打死了。张恒直看不懂它的主题，但既然是“小上海”亲自挑选的片子，里面想必有深刻的寓意。要知道，“小上海”是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哪！他还会说英语哩！
“这部电影好不好？”“小上海”好像是有意征求意见似地问道，回过头来看了同伴一眼。
“好电影！好电影！”张恒直不加思索地回答说，竖起了大拇指。
“坏片子我是不看的，白送也不看。”“小上海”说，脸上挂着满意的笑容。
从电影院出来后，“小上海”又把他领到附近一家豪华大厅，那里面摆了不少沙发，还有许多方桌子。每张方桌都铺上了雪白的台布，台布上再覆盖着一块明净的厚玻璃。他感到惶惑，眼睛也有些发花，便用手扯扯“小上海”柔软的凡立丁裤子，轻声问道：
“这是什么地方？”
“你以前没有来过吗？”“小上海”多少带点惊讶地反问道，随后便洋洋得意地说：“这儿叫起士林。咱们来杯咖啡吧，好不好？”
一位身穿洁白制服的女招待用盘子端上了两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他喝了一口，很苦。但这咖啡是“小上海”花钱买来的，而且“小上海”很喜欢喝，所以他也变得喜欢起咖啡来了。他模仿着“小上海”的动作，把一格格的方糖扔到咖啡里，用小银匙子轻轻地搅拌，然后再用小银匙子一下一下往嘴里送。
咖啡还没有喝完，他的耳边忽然响起了一个娇滴滴的声音：
“哟！瞧你这个小右派！”
他惊慌地抬起头，看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笑脸盈盈地向着他们的桌子款款走来。“小上海”马上大方地站起来介绍。原来这位少女是一个护士，她和“小上海”是在医院里认识的。
那护士显然并不把张恒直放在眼里。她不断地用眼睛向“小上海”示意，终于把他叫到了一边，两个人站在那儿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张恒直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望着还在冒热气的半杯咖啡，感到分外拘束和寂寞。这个时候，他的心里充满了嫉妒和愤恨。他很想跑过去向那位妖里妖气的女护士吐一口鄙视的唾沫，然后把“小上海”拉回到自己的身边。但他到底克制住了这愚蠢的冲动。
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小上海”兴冲冲地走到旁边，用一种大概是故意做作出来的抱歉语调对他说，那位护士要去参加音乐会，因为手头偶然有一张多余的票，非要自己陪着她不行。
他只好一个人回去了。刚走了几步，“小上海”又气喘喘地追上来了。
“你身边带零钱了吗？”“小上海”涨红着脸问道，右手插在裤袋里。
他懂得“小上海”的意思，便拍拍自己的上衣口袋说：
“我有！”
他的口袋里只有两枚五分钱的硬币。他不得不由市中心步行到郊区农场。太阳开始西沉。一个钟头以前，周围的景像还是那么五彩缤纷，斑驳陆离，现在却似乎黯然失色了。宾士的车辆，熙熙攘攘的人群，在他的眼里全都显得很无聊，不知道是在为什么忙碌。人们生活着，努力追寻自己的幸福；可是幸福，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呢？
走出了市区，天已墨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夜晚的荒野里踯躅，他的心头更加感到悲哀、沉重和黑暗……
张恒直今年三十二岁了。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他出生入死，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安危。全国平定后，他被分派到一个保密机关里当科长，一心一意想的是如何把工作做好，也没有闲情逸致考虑个人的幸福。而且，他那个机关女同志很少，又都是有所属的。上大学后，倒是见过不少的女学生。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全年级学生党支部的书记，生活作风必须正派，从来不敢在她们面前说一句笑话。其实，他的心也是有所动的。同班有一个女学生，是农村来的，虽然长得不算很漂亮，倒也朴实大方。他心里很喜欢她，常常暗暗地留心她的一言一行。每次她过来向自己请示工作，他的心就跳得特别快。但因为时刻记着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必须在群众面前作表率，不能让人家说闲话，所以他就故意板起面孔，公事公办，每次总是干巴巴地交代几句就完了，从不说一句多余的话。
“刘玉兰这人倒是很不错。”他对自己说，心里感到了一点温暖，步伐也不知不觉地加快了。“她是农民的女儿，生活艰苦朴素，还常常穿一件带补丁的蓝褂子。”
多么遗憾啊！他还没有来得及向刘玉兰表白，就已经离开了她；刘玉兰当然不会知道他那颗跳动的心，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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