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29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广东珠三角一些城市的外来人口犯罪率偏高；有学者指出，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贫富差距过大、外来人口的社保等待遇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偏低是导致外来人口犯罪率偏高的主要原因。

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主办的报纸《西部时报》不久前有这么一则报导：“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珠三角地区某市公安局流动人口管理人士称，该市流动人口犯罪率占犯罪总数的97%。”即使是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有所了解的人来说，这也不能不说是一条怵目惊心的消息。

北京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说，外来人口犯罪率偏高是一些国家城市中相当普遍的现象—

茅于轼：“外地人进来，他们的收入比较低，生活上有困难，就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不光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外来人口多的地方犯罪率容易比较高，特别是有收入差距的情况下，这是不奇怪的。”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管理学教授苏展表示，在中国，在城市工作和生活而没有城市户口的约有2亿人，政府和社会应当善待这些对城市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人—

苏展：“中国的城镇人口大约是41.7，这是两个月前中国官方公布的材料。中国城市人口，现在狭义地讲就是指有城市户口的。实际上，现在有2亿的民工、农民进城了以后没有户口。这些人还不在统计数字里面。实际上，中国沿海城市的发展不能离开这些人，中国制造的主力军很多就是来到城里的农村的年轻人。”

苏教授表示，他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克服社会的不公正有助于降低外来工的犯罪率—

苏展：“基本上我非常同意。从根子上讲就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从2004年到中国共产党最近的十七大都讲‘和谐社会’、‘社会公平’、‘财产公平分配’，这个我觉得是最根本的问题。

实际上，从外地到一沿海大城市的这个人群里边出现问题的、或者是犯罪的相对来说是高一些，但问题是社会公平的原因，是怎么对待的问题。

这些年从中国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可以说‘中国制造’在某种意义上讲主要靠了大量使用这些外来民工，而且是在非常残酷的条件下，工资的问题、工作保障问题、工作条件的问题。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人们一直到现在还在忽视的，就是他们的生活质量问题，包括他们居住的条件、城市人对他们的态度。他们家人在城市里有没有落脚点的问题。这对于中国政府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茅于轼教授表示，城市外来工的工资收入有所上升，政府也在想法解决这些人的社会福利问题，但需要假以时日才能看到成效—

茅于轼：“今年以来外来打工的人的工资明显在上升。这是个好现象，因为现在招人很难招，农村能出来的人差不多都出来了，所以再要招人就特别困难。

所以，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到了一个转折点了，所谓的倒流曲线现在已经开始往回走。慢慢地农村低收入的打工者的工资要往上走，过去因为劳动力太多，所以市场供需关系使得供过于求，劳动力的价格上不去。现在情况慢慢会变。我感觉今年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记者：“如果光是收入好一些，住房、孩子的教育、看病等问题都没跟上的话，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

茅于轼：“政府在想办法。比如说北京的普通老百姓现在开始有医疗保险了。我太太本来没有，现在她也有医疗保险了。现在一年交300块钱，生了病就可以报销几万块钱。但这只是对北京市的人口，不过这也是一件好事，是针对北京市全民的医疗保险，有北京市户口的。我想慢慢也可以扩充到外来人口，一步步来。”

北京工业大学一位学者提出，珠三角城市可以效仿浙江城市的政策，让外来工在社保等方面享受市民待遇。对此，茅教授表示，浙江的经济搞得不错，有条件向外来工提供市民待遇—

茅于轼：“我知道浙江有些方面确实做的不错。比如说它首先推出农民的最低收入保障，这做的比较好，因为浙江政府比较有钱，浙江的经济搞得好。像西部地区的贫困省份是想做也做不成的，因为没有钱。”

茅于轼举几年前外来工孙志刚在广东被伤害致死案为例说，广东省公检法“有很大问题”。(//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