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2日讯】(希望之声报导)今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90周年纪念日。据媒体报道，2005年11月20日，中国共产党将在北京召开大会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中国各地可能也将进行纪念活动。

胡耀邦，1981年6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主席兼总书记。由于邓指责胡耀邦应该对1986年学生运动的失控负责，1987年胡耀邦被迫辞职。

郭罗基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89年参加民主运动；“6．4”以后强烈谴责中国政府的暴行。郭被共产党清除出党，被取消博士导师和教授资格。现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权理事兼执行委员。

现在我将郭罗基1990年4月 写成，1992年发表《探索》杂志上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加以删节播出。为听众了解胡耀邦提供一些帮助。

有人，生命象一滴水，很快就被历史蒸发得无影无踪。有人，生命象流水，流入田野，滋润大地，激发和养育了更多的生命。胡耀邦就是流水。当他的生命之歌休止的一刻，田野里的小草、小花顿时感奋起来、挺拔起来、活跃起来。有限的生命变成无限的活力；一时的作为赢得永恒的价值。

去年4月15日，传出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好象一声号令，中国人民尤其知识分子更尤其青年学生，同声哀泣、同步深思、同时化悲痛为力量，高唱国际歌、高唱民主颂、高唱改革进行曲。

耀邦不畏艰险为别人平反冤、假、错案，他自己却在沉冤中离开了人间。他当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顶着两个”凡是”的风浪，提出两个”不管”：不管是什么时候定的案，不管是什么人定的案，定错了都可以翻。他公布过一个数字：各种冤、假、错案的总数约有4千多万人（包括”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按4口之家计算，株连所及就是1亿6、7千万人，相当于欧洲几个大国的人口总和。这也是中国的世界之最。这1亿6、7 千万曾为冤民国中人，怎能不感念耀邦！他为别人申冤，别人也必定为他申冤。冤从何来？不能不使人想到中国的民主问题；追求民主，又不能不使人想到反对民主的腐败势力。哀哉中华，折了民主旗手。

我第一次见到胡耀邦是1956年。那时，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作报告。再一次重逢，竟是22年之后的1979年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很多。涉及和”凡是”派的争论，叶剑英建议在会后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讨论。1979年1月18日，胡耀邦作《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报告。他讲到如下一段话，” 我们的理论宣传队伍，在这两年中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涌现了一大批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这两年的思想理论战线并不平静，有过那么几次风浪。”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理论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凡是”派纷纷检讨。《红旗》杂志是”凡是”派把持的阵地，一直抵制真理标准的讨论。严家其、张显扬等看了我的那篇文章后出主意，叫我把它交给《红旗》发表，试探一下，他们是真认错还是假检讨。《红旗》主编熊复收到了稿件既不
说”发表”也不说”不发表”，把球踢给了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根据以往的经验，文章交领导审查总是凶多吉少，大家都担心会被”枪毙”。

我这篇文章是批评毛泽东的。既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为彭德怀平反，那么就是证明反对彭德怀的毛泽东不正确。毛泽东说：”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一点是否适用于毛泽东本人？如果说不适用，那么毛泽东思想就不灵了。如果说适用，那么不能禁止谈论毛泽东的过失。

过了几天，传来耀邦的意见，他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同意发表。我们几个难兄难弟喜出望外。他看了三遍，亲自作了修改。在中国的领导人中，往往是自己的文章叫别人来动笔；象耀邦那样自己动笔修改别人的文章，确实不多见。耀邦的长子德平告诉我：”您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父亲说他考虑了很久才决定发表。

不久，耀邦又批评了我的这篇文章。这就怪了。《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是耿介直言之士，马上顶撞他：”郭罗基的文章你亲自作了修改，还说写得好。”耀邦笑呵呵，无话可说。只有象耀邦这样具有民主风度的上级才经得起顶撞；也只有象胡绩伟这样忠诚正直的下级才敢于顶撞。从这件事情开始，我注意观察耀邦，我认为有时他的嗓门里发出来的是别人的声音。从此，耀邦和我建立了一种颇为特殊的关系。他对我很赏识，甚至对人讲过”才华横溢”之类的话。在某种压力下，他又来批评我；批过之后就保护。当泰山压顶的时候，他又不保了。我倒了大楣，他则表达深情的关怀。

张志新事件的公开揭露，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

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因为在党的会议上批评林彪、江青，反对”文化大革命”，先是被判无期徒刑，后又处以死刑。在关押期间遭轮奸，临刑前还被割断了喉管。真是吓人听闻的暴行！辽宁的《共产党员》月刊报道了张志新的事迹，《人民日报》决定转载。当时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们都表示反对，理由无非是什么”给党抹黑”之类。

干了卑鄙龌龊的事情没有关系，但不能说、不能写；好象本来还不”黑”，一揭露就抹上了”黑”。耀邦在中央宣传部力排众议，支持《人民日报》转载，还说：”张志新是当之无愧的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共产党员刘胡兰是被国民党杀害的，而”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张志新却是死在共产党的屠刀之下。

《人民日报》转载以后，全国哗然。各报刊发了大量的文章，评论张志新事件。我应《光明日报》之约，1979年6月24日发表了《谁之罪？》一文，进行愤激的控诉：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刽子手更加害怕真正的共产党员所发出的真理的声音。这是超级专制主义、超级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铁证。”文章的最后，我写下了理性的沉思：”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要谴责、惩罚真正的历史罪人；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要改造把无罪的人搞成罪犯的社会环境；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不要再让无罪的人成为惨死的张志新。”

文章发表后，反响之强烈出乎我的意外。《光明日报》驻昆明记者站站长王茂修对我说：”洛阳纸贵，洛阳纸贵，边城都轰动了。《光明日报》为了表示对我的支持，从两千多封读者来信中选出若干，以《广大读者支持<谁之罪？>》为标题，登了两个半版。这在当时的中国可称弥天大罪。北京对付我们这些理论界的”自由化分子”，好象采用打篮球的”人盯人”战术。这个戴云就是专门盯住我和李洪林的，他十分注意我们两人的动态。他得了鼻咽癌，发现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死了。朋友们为我和李洪林庆幸，其实不值得高兴。戴云死了，又会有张云、李云，反正都是人云亦云。耀邦听完戴云的起诉，只说了一句：”有那么严重吗？”轻描淡写地把他给否定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