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4月，法国实验雕塑家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向一个艺术展提交了一件署名“R. Mutt,1917”的瓷制小便池，宣称其为艺术品。这一举动挑战了对雕塑、形式与美的传统认知。杜尚将小便池冠以艺术品之名，他主张，任何日常物件，只要藉由艺术家的选择获得艺术品的尊贵地位，就能跃升为艺术。他坚称艺术是完全主观的存在。

正是此人污损了一幅《蒙娜丽莎》印刷品：他在画像神秘的面庞上涂画卡通式胡须，还写上有伤风化的双关语作为标题。

这并不是艺术。这是对艺术成就的嘲讽。

反艺术

杜尚是纽约市一个“反理性、反艺术、反真理”文化运动的一员。他以小便池的创作噱头，促成了名为“达达”的艺术潮流在纽约形成分支，这股潮流是超现实主义的前序。达达及其相关前卫艺术运动，试图重新定义艺术的本质，因为达达主义者认为，传统的理性、美感、比例和意义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概念。他们炮制丑陋、无稽、混乱、荒诞且非理性的作品，以表达激进的极左政治立场和反资产阶级情绪。

用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迈克尔‧洛维（Michael Löwy）的话来说，“不敬、嘲笑、黑色幽默和荒诞，是这些年轻艺术家用来表达他们对既定秩序价值的愤怒与极度轻蔑的武器；小资产阶级的所有惯例、传统和期望必须清除殆尽”。1919年，柏林达达促进世界革命中央委员会（Berlin Central Council of Dada for the World Revolution）发表宣言，公开声明该运动信奉激进共产主义。这场政治性的艺术运动，将美和古典艺术与资本主义的“压迫”制度联系在一起。

达达的非理性主义，某种程度上就像个苍白的幽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烟尘和废墟中浮现。战争似乎彻底粉碎了人们的梦想——对于建立在理性统治之上的和平幸福的新时代，18世纪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和20世纪初的进步派（左翼）思想家都作出过承诺。达达主义艺术家见证了战争的荒谬混乱及其造成的巨大悲剧，而他们的回应，既是对战争屠杀和非理性的抗议，也是对这些不合理现象的屈从。

华府国家美术馆前策展人莉亚‧迪克曼（Leah Dickerman）在展览目录中提到：“对许多知识分子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他们对启蒙运动以来盛行于欧洲的理性文化修辞的信心——即便没有使他们对理性主义原则本身的信念崩溃。”

达达主义者并不是唯一表达战争幻灭感的前卫艺术流派。1937年4月西班牙内战期间，德国轰炸了格尔尼卡（Guernica），所造成的苦难和荒芜景象震惊了巴勃罗‧毕加索。他的同名画作充斥着扭曲的人体、混乱的线条、不成比例的残肢断臂，以及在痛苦中无声尖叫的粗陋扭曲的人脸。画面以鲜明的单色调呈现了痛苦的杂乱景象，许多人视其为反战的杰作。

《格尔尼卡》一画以其丑陋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对于我们身边惹人反感的现代艺术，一些艺评人以此作为解释和理由。诚然，正如达达主义者和毕加索所证明的那样，艺术往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艺术无法不受哲学、政治、历史和宗教的影响。假如我们的艺术是丑陋的，它实为更深层面文化病症的表征。

政治动荡和反战的焦虑，或许是现代艺术普遍给人丑陋之感的两个原因。然而，在激进政治的炽热表象之下，如达达主义等艺术运动还隐含着更为阴暗的深层意涵：它们视觉化地传达了后现代哲学，即虚无主义、非存在论（nonbeing）和生命无意义的观念。毕加索笔下的人物形象支离破碎，反映了现代人在抛弃传统真理观之后所体验的意义与秩序的崩解。

相较之下，古典艺术是有序的、明亮的、易懂的、美丽的，也是调谐的，因为人类过去就是这样看待世界。而现代艺术则源于对世界的幻灭和怀疑。

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标志着现代主义发端的诗作《多佛海滩》（Dover Beach）中阐明了这一点（节译）：“看这眼前的世界/处处如梦似幻/似乎美好、新奇、灿烂/可是既无欢乐、光明、爱恋/又无诚信、和平、慈善/我们身处漆黑的莽原/挣扎逃亡的警报纷乱/无知的军兵在夜幕下交战。”

正如调谐、秩序和意义逐渐从20世纪的视觉艺术中消亡、退隐，让位给抽象、无法辨认的形态和爆炸性的色彩一样，诗歌也开始自我解构，退化成零散无章、缺乏意义的胡言乱语。达达主义者雨果‧波尔（Hugo Ball）就写过一首完全由无意义的杂乱音节组成的诗。这是阿诺德那种悲观主义的必然走向，反映了一种对客观意义丧失信心的世界观。

现代艺术确实映射出一种抛弃对美和意义客观标准的文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忠于现实的。我们可以说，它至少是真挚的，甚或是合乎逻辑的。艺术家的确应该揭示他们所处时代的真实面貌。然而，这就是艺术的唯一宗旨吗？

艺术的深层意义

艺术家是否仅应该揭露当下的真实？艺术是否只是对社会的评论，对流行观念、哲学思想和历史事件的反映？西方传统的观点并非如此。从亚里士多德起，许多思想家便认为艺术不仅能够、而且应该表达那些超越时空、不受特定时代或文化所限的永恒真理。

在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第四部分，他教导我们，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这种模仿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现实本身。我们透过特定事物的呈现，得以窥见普遍而永恒的真理。哲学家约瑟夫‧皮珀（Josef Pieper）在《唯有爱者歌唱：艺术与沉思》（Only the Lover Sings: Art and Contemplation）一书中，道出了这种古老的艺术观：

“每个人都能深思人类行为与事件，进而洞察命运与历史的深邃；我们也能在对玫瑰或人脸的凝视中，感受到创世之奥秘；如此，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自始至终激荡着伟大哲学家心灵的探索。在艺术家的作品里，我们可以见到这种探索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们的目标不在于复制现实，而是让他们感知的万物原型本质，在语言、音乐、色彩与雕塑中变得可见、可触。”

有些人可能会反对说，《格尔尼卡》确实描绘了一种普遍的现实——战争的丑恶。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可是，战争真的是现实世界最深刻、最恒久不变的面向吗？

回顾历史，战争自古不绝于世（与毕加索笔下那种非人化的后工业时代战争不同），然而古典艺术对战争的呈现，并不像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般令人不忍直视。这可能是因为，在过去，即便是在战争这样的重大灾难与苦难中，艺术家们也能察觉到某种深远的意义与目的。在《埃涅阿斯纪》中，埃涅阿斯逃离火海中的特洛伊城，失去爱妻，在战火中丧失一切，这一幕虽然悲惨，却绝非荒谬或一团混乱。诗人维吉尔透过这些黑暗而丑陋的表象，洞察到了更深层、更恒久的真理。

在《被放逐的鸢尾花》（Iris Exiled，暂译）一著中，堪萨斯大学英语系教授丹尼斯‧奎因（Dennis Quinn）这样谈及维吉尔的视角：“不过，这不是悲观；这里没有宿命论的阴影，相反，所谈的是一种善意的命运……也许最糟糕的事——失去最好的事物，甚至失去一切——终究是为了更好的结果。如果特洛伊没有陷落，罗马就不会诞生。”即使在苦难中也能发现意义，这样的世界观，会在艺术创作中体现为调谐、比例、秩序和对称，也就是美，无论其主题如何。

那么，哪个才是世界更真实的写照，《格尔尼卡》还是《埃涅阿斯纪》？这问题并不容易回答。或许二者都含有一部分真相，但它们对现实的最终看法几乎截然相反。世界究竟是“漆黑的莽原，挣扎逃亡的警报纷乱”，还是如中世纪诗人但丁所言，“宇宙本是散落的页面／万物由爱装订为一册书卷”（《神曲‧天国篇》）？在诗人阿诺德看来，我们生活在黑暗的梦魇中，偶尔才有流星般的幻光闪现；但丁则认为，天地间充满了光明，我们所见的阴影，不过是万物众生精致光华的自然产物。

原文：W刊登于英文《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时报》。

【作者简介】

沃克‧拉尔森（Walker Larson）在成为自由撰稿记者和文化评论家之前，曾于威斯康星州的私立学校教授文学与历史，他与妻子和女儿居住在该州。拉尔森拥有英国文学和语言学硕士学位，其文章见于《海明威评论》（The Hemingway Review）、“智识外带”（Intellectual Takeout）以及他自己的Substack（RSS订阅自媒体平台）“榛果”（The Hazelnut）。他亦是《全息图》（Hologram）与《球体之歌》（Song of Spheres）两部小说的作者。

责任编辑：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