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道义帮助了他们
口述／高智晟 文／易帆、郭若
“邹伟毅案”是我律师生涯中一起刻骨铭心的案子，当时我的感情投入也是很深的，我们在给孩子打官司过程中的付出，今天讲起来我自己都感动，但社会给我的更多。
官司打了几年，我和孩子家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逢年过节我和老人家都互通电话。二○○二年我到丹东去看了一趟老人和孩子，他们拿出一样东西让我泪流满面。那是我这些年在节日、小伟毅生日时寄给孩子的“四张两百块钱的汇款单”，他们把汇款单复印下来，装裱在相册里面。
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对我的帮助最好的一种纪念。
在丹东我带着孩子在当地转的时候，因为当地媒体对这场官司进行了跟踪报导，出租车司机不要我们的车费，公园不要我们的门票，我在小商小贩的摊上给孩子买东西卖主不收我的钱……
我跟当地人开玩笑说，我应该考虑搬到丹东来生活，这样我一生就没有什么成本了。
但是，六年多的律师生涯我们也很痛苦，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国家法制丝毫进步。国内媒体在“邹伟毅案”后采访我，他们说该案是全国医疗事故赔偿额最高的，我应该感到高兴。
我说，就孩子的具体权益而言，他能获得赔偿我当然感到高兴。但是，在我介入此案之前，为什么没有一个部门想起要给这一老一少解决问题？
为什么司法部门要拖六七年才能还给孩子一个公道？
为什么当孩子需要法律帮助的时候，全中国站在他一边的律师寥寥无几？而当“像被告这样的角色”需要律师的时候，就使东北一流的律师迅速地参加到和残疾孩子斗争的行列中来？
关于医疗领域伤天理、灭人性的案例太多了。这种案例首先是由于医院的技术和财产规模方面的强势，以及他们属于国家机构，使得他们处处占有强者的地位，加上司法部门没有道义和对法律责任起码的尊重和敬畏，使得这一类型案件的处理极其不公正，甚至是伤天害理。
这几年为改变这种局面，我不遗余力地做了点事，由于我的每一起案件几乎都能在国内引起大规模的报导，也确实在全国范围改变了一些观念。
周成汉戴上瑞士捐赠的耳蜗
周成汉与邹伟毅有着一样的遭遇，同样是超剂量使用药物的医疗事故，同样是双耳失聪，同样是我为他打的官司，但，他没有小伟毅的幸运。
医院把孩子治残了，卫生局局长亲自作医院的代理人，法庭上的那种嚣张和无耻的程度，使任何文明世界都会发抖。他在法庭上公开讲，绝不能让我们赢得这场官司，万一我们赢了，只要他在位一天，我们休想拿到一分钱！
周成汉的祖母当场气得昏倒在地，从法庭出来，没半天就死了。
这场官司打了三四年，打得异常艰难。我在吉林省高院法庭上发言时眼泪都流出来了。
我说：“法官先生，一个社会，当道义没有了力量，真实没有了力量，良知没有了力量，这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力量的社会。今天在这法庭的国徽下真正演义的是什么？是道义、良知、人性和真实在你们手上全部丧失了力量，是公、检、法、医院、卫生局、党委、政府联手和一个手无寸铁的残疾孩子在斗争。”
这不是情绪化的语言，是真实的悲痛！
这场官司最后悲壮地胜诉了，判赔四十八万多，但尽管我们竭尽了所有的力量，到现在受害人一分钱都没拿到手。这是制定法令和执行法令者的耻辱。
这个孩子现在戴了一个耳蜗，这个耳蜗不是拥有十三亿人民的中国给他的，而是瑞士驻中国大使看到关于孩子的报导后，给孩子捐赠了这个耳蜗。
天桥挂横幅 寻找高智晟
一九九九年还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天一个朋友打来电话，说：“过街天桥有一个很奇特的景观，你必须去看。”我到那一看，繁华的过街天桥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寻找高智晟律师”，横幅下面是一对夫妇和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是九岁的脑瘫病孩。
我把他们带到我的办公室。这家人姓王，家在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区。孩子三岁时患了当地牧区很流行的包虫病，部队医院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手术，导致脑瘫。之后他们多次到医院和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每一次都被赶出来。于是举家来到一千四百公里外的乌鲁木齐找我。
听着他们的故事，看着孩子，我眼泪哗哗的。病童长得非常漂亮，可脖子却像面条一样，人要扶着，头能支起来，人要不扶，马上就耷拉下去了。如果这是我的孩子，我的生活不全部乱套了吗？我给孩子塞了两百块钱，并决定给他打这场官司。
新疆贫穷落后，新疆法官的保守在全国也是榜上有名的。我为此案四次往返于阿勒泰和乌鲁木齐，最终给孩子争取了十六万元赔偿。
杨伟国等不及胜利的判决
那几年像这样的案我处理过不少。还有一个民工的孩子叫杨伟国，三岁，到市场玩的时候，看到卖海鲜的摊上放着矿泉水，拿起来就喝了。原来那是黑心的商贩为了使海鲜看上去新鲜、有光泽而使用的烧碱水。孩子不懂，以为是饮料，当时就把整个食管烧得全部黏连在一起了。医院拿出一个方案说要做二十二次手术，要把整个食管全部切除，然后把小肠还是把哪一部分一点一点往上拉，一次手术拉一点。
孩子的父母在出事后紧急跟小贩交涉，小贩拿出了一万块，还要孩子的父母打了个借条。给孩子做了两三次手术以后这个家已经倾家荡产了，医院里有个医生建议他们到新疆去找一个叫高智晟的律师。这家人就拽着一个名字，没有电话，没有地址，到新疆找到了我。
这场官司对方的阵容是十名被告、十二名律师，非常庞大，因为他们各个是个体户，都有钱，我们这一方只有我和孩子又瘦又小的父亲。庭还没开呢，对方就故意放出风声，说他们跟当地的政法委、人大和法官关系如何如何，“姓高的想赢本案，如履蜀道！”
一开庭我就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理智，你们将给孩子赔钱，你们输的是钱；如果你们不理智，迷信那两个钱的力量，那你们将输掉道义和失掉钱。
我当时正在给新疆检察系统讲课，他们一听我是免费给孩子打官司，给我派了车。新疆电视台对这场官司一直跟踪报导，强力地支持了我，法院最终判决给孩子赔偿三十二万。
非常不幸的是，官司打赢了，杨伟国这孩子却因为耽误治疗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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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场官司都打赢了。正因为打赢了，我更有条件去评说它们。
从这几场官司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民众对道义和良知的支持。
我也经常在各种场合谈到，这大概是中国仅存的一点希望。
至于法律，至少它没有自觉地发挥作用。那些最终对受害儿童有利的判决，往往不是为了维护孩子的权益，而是慑于来自社会主流、非主流道义支持的能量，在新闻媒体反复跟踪、报导的压力下，不得不作出的。即使法律在这期间产生了作用，也是偶然力量的介入和偶然因素的刺激，最终迫使它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我这几年如果有一些成就感，那就是我支持了很多孩子，使他们因为我的代理获得了一些赔偿。某些持相反价值观的同行称我是“一条在全国各地拚命免费为人打官司的疯狗”，我觉得这话值得商榷。
作为一个律师，打免费官司绝对不是我的追求，而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接受”。它不是一个自觉选择的结果，而是接受的结果。当那些受害人、那些父母背着孩子万里迢迢找到了你，你了解了他们的痛苦之后，他们流泪的过程就是你流泪的过程，你还能有什么选择？你觉得你没有力量保护他们，但至少可以参与他们所谓“维权”的过程。仅此而已。
当然，那些案子也给我带来很大的困扰，尤其是前几年，全国各地这类型的案件来找我的很多很多。毫无疑问，不管我疯到什么程度，我不能全部接下来。◇ @
选自《神与我们并肩作战》／博大出版
责任编辑：李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