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文）

今天很多人都以为启蒙运动是好的。为什么？因为教科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学校里都这么教。但实际上启蒙运动是针对当时所有具备正常传统思想的人进行的一次大洗脑运动，为的是从思想上打掉人的正信，并为其后的杀人革命提供理论依据。启蒙运动的那帮人各行各业都有，但有一个很大的共性，就是在反对传统宗教信仰上是一致的。他们把对神还有着虔诚信仰的时代形容为黑暗的时代，自诩为“光明人”（Hommes des Lumières，现代中文里被转译为“启蒙主义者”），为的是消灭信仰，把魔鬼的“光明”带到人间，建立“光明的时代”。

在启蒙时代突出的人物，那些我们所熟知的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理论家等等，其实都是有选择地被写入教科书的。以中国的义务教育来举例，中共有目的有选择地在教科书里放入一些观点亲共的历史名人，让中国人从小就建立起一个被邪灵规划了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于信息相对开放的今天，光明会在历史上渗透共济会已经是一个公开的话题，早已不是什么不得了的秘密。而中国人所熟知的许多历史名人其实都是共济会成员，比如常年辱骂基督教的伏尔泰（Voltaire）、大肆宣传无神论的霍尔巴赫（Paul Thiry d’Holbach）、公开反对君权神授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等等。由于时代已久，有的人虽然还没有百分之百确凿的史料证据证明是共济会成员，但却与那个圈子密切相连，亲密合作，例如写书论证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狄德罗（Denis Diderot）。而许多在西方历史上有名的圣人及其事迹在中国却毫不知名，甚至被政府机构控制着不让传播。对于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各个时代中肆意亵渎神灵的人，比如十八世纪的伏尔泰、十九世纪的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之流却远比路易九世（Louis IX，被册封为圣徒的法国国王，以虔诚与仁政、德行闻名）要知名得多，这不得不说是某种蓄意控制的结果。读书人根本想不到他们一本正经地去学习、崇拜的名人好多都是些战天斗地的疯子，而对好人却知之甚少。

“理性崇拜”这种完全不能让人信服的无神论“国教”注定是短命的。埃贝尔那伙人在1794年春的权力斗争中失势被杀后，罗伯斯庇尔认为民众接受不了完全的无神论，开始鼓吹一种另类的有神论，发明了一种新的信仰——“至上崇拜”（Culte de l’Être suprême）作为新国教，崇拜某种定义不清的自然神，并于1794年6月8日推出了“至上节”（Fête de l’Être suprême）。巴黎地区自然是由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大卫来组织，在战神广场（Champ-de-Mars）当年的人造山周围举行。

这个新版本的国教很明显带有当时已故的伏尔泰观点的影响。伏尔泰是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自然神论”者，虽然承认存在一种人所不知的至高力量规范宇宙的运行，但否定各种违反自然规律的现象和神迹。他认为所有被称作上帝儿子的都是巫师行骗的故事，因此敌视天主教会，把基督教归结为盲目的迷信。他在给普鲁士腓特烈二世（Frédéric II）的信中甚至写道：“只要有骗子和白痴就会有宗教。”（“Tant qu’il y aura des fripons et des imbéciles, il y aura des religions.”）他之所以敢在那个时代如此胆大尖锐地攻击传统宗教，与其背后团体势力的宗旨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从狄德罗、伏尔泰、霍尔巴赫、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等启蒙运动者一起编撰《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就可以看出，这些行为的目的是借助实证科学知识和无神论观点在意识形态上取代宗教信仰，为破坏传统的社会秩序打下思想基础。

实际上人们都知道，那一个个奇奇怪怪的邪教自然是无法哄骗大众的，它们的昙花一现依靠的是流氓势力的武力强制与屠杀威慑。随着巴黎公社在1795年的垮台和武装力量的更替，没有几个人会真的去信那些人为制造出来的所谓“宗教”。几年后还出现过类似“有神博爱教”（Théophilanthropie）之类新兴的东西，但都没有掀起多大的风浪。不过，这种隔三差五就蹦出一个“某某教”的现实，却从直观上削弱了所有宗教在人心目中的威望。

死亡艺术

1793年夏到1794年夏的一年内，雅各宾派主导巴黎公社在已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恐怖暴力写入正式的官方文书中，订为政府的国策。当时所记载的巴黎死刑人数为2639人，全法国被处决总数为16,594人。但事实上，还有更多的人未经法庭正式宣布判决就被杀害。从1794年6月10日开始，公共安全委员会还通过法律开创了一个后世称为“大恐怖”（Grande Terreur）的时期。从6月10日到同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倒台前，法律规定每个市民均有权逮捕反革命者及其同党，并要将被抓捕者交给治安官员，而该治安官员则必须马上正式指控被捕者。同时，恶名昭彰的“革命法庭”（Tribunal révolutionnaire）禁止被指控者雇律师或自我辩护，不得对判决结果上诉，并规定死刑是唯一的刑罚，死者的一切财产收归国有。

因此，这种变相鼓励随便杀人夺财的法律允许革命法庭在断头台当场宣判处决数千人。社会流氓也把不少人诬陷为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很多人仅仅由于单纯受到怀疑就被捕处决，当然还有不少是因其他一些私人恩怨而被借机灭口的。在动荡的时局下，一些暴徒任意攻击弱小致死的事件也不计其数。

我们早已知晓，这种嗜杀的疯狂和对血腥的渴望来自于邪灵。虽然在现实里体现出来的暴力与屠杀是在历史的演绎中一步步升级而来，但邪灵早已存在，并影响着人的心智。这一点可以从与人类思想紧密相联的艺术作品中反映出来。

仍然以当时的代表画家大卫来举例。大卫前期的作品在主题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画别人是怎么死的。他在1794年失势前画了至少10幅死亡主题的作品，甚至其中一半的题目直接就是“某某之死”，例如：

《塞内卡之死》（La Mort de Sénèque，1773年）

《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Les Funérailles de Patrocle，1778年）

《十字架上的基督》（Le Christ en croix，1782年）

《安德洛玛刻在丈夫尸体前的痛苦哀悼》（La Douleur et les Regrets d’Andromaque sur le corps d’Hector son mari，1783年）

《苏格拉底之死》（La Mort de Socrate，1787年）

《侍从给布鲁图斯带回他儿子们的尸体》（Les licteurs rapportent à Brutus les corps de ses fils，1789年）

《勒贝勒提耶之死》或《勒贝勒提耶的最后时刻》（La Mort de Lepeletier de Saint-Fargeau ou Les Derniers Moments de Michel Lepeletier，1793年）

《马拉之死》（La Mort de Marat，1793年）

《送往断头台的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 conduite à l’échafaud，1793年）

《年轻的巴拉之死》（La Mort du jeune Bara，1794年）

……

有的作品所表现的内容虽然不是死亡场景，但其背后的故事与立意也是可怕的，比如他那副著名的《荷拉斯兄弟之誓》（Le Serment des Horaces，1784年）。作品讲述的是这么一个故事：公元前七世纪的时候，罗马与相邻的阿尔巴朗格（Albalonga）之间发生战争，双方约定每边选出一组三兄弟，三对三一决胜负。罗马这边选出了荷拉斯（Horace）三兄弟，敌对方则派出了库里阿斯（Curiace）三兄弟。决斗的结局是库里阿斯三兄弟全部战死，荷拉斯三兄弟死了两个。当仅存的那个荷拉斯兄弟凯旋而归时，他的姐妹卡蜜儿（Camille）从他的战利品中认出一件外衣，那是她亲手为库里阿斯兄弟之一缝制的，原来她早就是此人的未婚妻。卡蜜儿的悲伤和痛哭引起了她兄弟的不满，于是将她杀死，并说：“所有胆敢为死去敌人哭泣的罗马女人都应被这样处死。”

这种摒弃人性的“大义灭亲”式题材在1789年为迎合大革命宣扬共和理念而创作的《侍从给布鲁图斯带回他儿子们的尸体》中体现得更为漏骨：公元前509年，布鲁图斯（Lucius Junius Brutus）发动兵变，驱逐了罗马王苏培布斯（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成为罗马共和制的建立者和执政官。但他的两个儿子却试图推翻共和制，并复辟君主制。在政权和儿子之间作出选择，布鲁图斯处决了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保卫了罗马的共和制，以及他的权力。@#（待续）

（点阅【第一次巴黎公社与新古典主义美术】系列文章。）

责任编辑：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