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协助了几家公司处理了经营管理上的问题，虽然产业不同，但却有着共通的需要；那便是管理决策者如何听声辨位？明辨何种意见才是能走上长远的经营之道？明辨何种人才能衷心为着公司的愿景而努力？这些问题看似复杂，却非困难，很重要的关键之一是当决策者不愿接受批评与不同声音的时候，也同步地让企业走上了危险之路。

《忠经 观风章第九》上提及为臣（人才）之道，“惟臣以天子之命出于四方、以观风。听不可以不聪、视不可以不明。”朝廷的臣子等于是现代企业中的管理层，必须忠于天子，得以知道各地和百姓的真实情况，为治理国家献策出力；企业中的主管也需知道顾客和下属的真实反馈与态度，并为公司献策出力。两者都关乎着大局安危与万民（顾客）的幸福（权益），所以得耳聪目明。因为“聪则审于事、明则辨于理。理辨则忠、事审则分。”

如何能做到耳聪目明呢？《忠经》上说：“君子去其私、正其色、不害理以伤物、不惮势以举任。惟善是与、惟恶是除。”去私公正方能不害理、不伤物并存善去恶，依循着这样的原则就能有成而无怨，因此“天下敬职万邦以宁”。尽忠臣之德而天下太平，乃百姓之福也。

人生在世难免有些天灾之难、人祸之困，为官者要能体察民情，就能耳聪目明地知道人民真正的需要，北宋苏轼就是这样的一位父母官。苏东坡在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写下《南歌子 杭州端午》来表达水患与大疫过后的心情，“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菰忝连昌歜，琼彝倒玉舟。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苏轼第二次到杭州，任职知州，虽然只从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到六年（公元1091年）短短两年任期，却做出了许多大实绩。苏轼刚到杭州就遇到了水灾，农田无法插秧，当然也就无法收获。等到五六月份晚稻刚刚种下，却又遇上了旱灾，导致米价高涨。他积极地争取到了赈粮，也向朝廷请求免去秋税。不仅如此，他也发挥了存粮备荒远胜救济的精神，让百姓不再受饥荒之苦。

水灾过后瘟疫爆发，乐善好施的苏东坡也成立了“安乐坊”，这可称为是第一家的官办民助医院，杭州贫病民众因苏轼的良政而得救无数。他责成多备济粥和药剂，在多处设点为病人医治。 但在缓不济急的情况下，苏轼筹集公款二千，又捐出自己的五十两黄金，以供病坊运作。这座为百姓免费医疗的安乐坊为中国医史立下了新的里程碑。两年后苏轼离任回京时，也将挚友赠送的五两黄金和一百五十两的白银转赠给安乐坊。到了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开始于各地设置安济坊，专为穷人治病。随后安乐坊也改赐名为安济，收为官办。

苏轼任上又解决了久无整治的西湖，他写道：“近岁废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积二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矣。运河失湖水之利……”这关乎万民的生存问题，睿智的苏轼发动数万民工除葑草，把挖起的泥土堆筑成“苏堤”，让“苏堤春晓”成为西湖十景之首，又使西湖能发挥蓄水灌田的水利之益。

百姓为了感谢这位父母官，送了如山的猪肉到苏府，苏轼嘱咐家厨切成小方块，再用老家四川眉山的方法，文火慢焖出香嫩酥烂的红烧肉后，再分享给疏浚西湖的民工，也留下了这道东坡肉的中华美食。这苏堤也好，东坡肉也罢，为一名心悬百姓的父母官做了世世代代的见证。

虽然苏轼的仕途不顺，受到新旧两派的排挤，但他坚持公正无私，观民风、听疾苦，为为臣之道立下了“忠”的千古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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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