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老病死”是每个人一生中必经的过程。我已“生”，也已“老 ”，还没 “死 ”，但是常常想到怎么“死”跟 “死”在哪儿。

至于“病” 就记忆所及，我有过 几次大病：小时候，尚在繈褓中，家母与家父在老家山西太原坐“洋车”去了当年山西太原最繁华的开化市照相馆，为我照了平生第一张相片，迄今摆在书房。那天回到家，我病了，大概是感冒。家父请来一位中医，老先生开的药方很奇怪，七只晒干的蝎子，在锅里炒焦，敷在头顶。临走他说：“过了半夜，如果有起色，第二天就没事了。过了半夜 ，没有起色，这孩子……”家父家母点着油灯，打着哈欠，看着重病的 “二小子” （我的乳名）。午夜一过，居然挣​​开了眼睛！

后来我上了山西五台县东儒村小学。好像二年级，快过年了，家母家姐在炸油糕。我大概很顽皮，从炕上走到油锅旁边，像跑“田竞赛”，一脚踏入滚烫油锅。家母家姐，紧张万分，把我抱在炕边，家姐立刻把袜子撕下，家母浇了一盆冷水。到现在，我的右脚上面没有皮。小指有点变形。那次意外，我休学半年，妈妈特别为我用玉蜀黍叶子编了一个垫子，我可以坐在垫子上面，拉着垫子，到处乱走动，很像目前的轮椅。

还有一次，我上初中了，在太原，右边耳朵下面，长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瘤”。问了校医， 他叫我去 山西桐旭医院开刀。那是西医了，先麻醉，再开刀。如今一点都不记得了。

在上初中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学会抽烟，老式长烟杆，家人好像都不同意。我忽然得了“眼”病，又流泪，又流脓，两眼都用布盖住。像瞎子。后来怎么好的，一点记忆都没有，只记得我哥哥，为我“装烟叶，点烟斗”，当时只觉得我哥哥很有“手足之情”！如今哥哥过世多年，思念之情常萦绕脑际！

1950 年代，我在台湾当翻译官任职台北大直指挥参谋学校，有过一次感冒，来的比别人早。气势汹汹，发烧，发冷，流鼻涕。我一向不喜欢“成药”，只觉想喝我妈妈给我煮的“拌汤”（事实上是“麺疙瘩”，外加一个鸡蛋。加葱码，加很多醋。（我是山西人）。当时我是单身汉，住公家宿舍，只记得借用指挥参谋学校的厨房。厨师个子很矮，迄今记忆犹新。他慷慨同意我使用他们的炉灶。煮熟以后，趁热喝在肚里，冒一身热汗。感冒去矣。

后来我到了美国，从 1970 年代开始，天天游泳，每天一小时，一周 七天，一直游到 1990，前后二十年，连感冒都不敢近我了。最近，去家庭医生处做三个月定期检查。在等医生驾到之前，护士叫我跟老妻填表签字，说要打针。这不是为了感冒，以前也打过，好像应该每十年打一次。不过我耳朵不灵，免得麻烦，填好表格，放在一旁。

医生来了，问我有没有问题，上次是三个月以前来的。医生又用听诊器，前胸背后听了几次，一切没问题。我有糖尿病，要吃“控制血糖”的特效药片，叫“GLIMEPIRIDE—2 MG”（以前吃了很久1 MG，从今年二月一号起该吃 2 MG，因为血糖略高了。 ）我问她这种药片可以不可以跟其他维他命一起吃，她说“可以”。她走了，护士过了大约十多分钟又进来，打完针，没事了。护士不错，左手把肩膀上一处“捏”起来，右手将针轻轻扎入。一点不痛。我还跟她开了个玩笑： “像蚊子咬了一口”！

走到外面窗口，又约好下次，三个月以后，什么时候再来。跟办事护士说了再见，走到楼下，柜台后面付了 美金 80 元 （每人 40 元）。外面阳光普照，不冷不热，佛州好天。看看车上的时钟，大约只过了一个钟头。回到家，一杯咖啡，一片甜食。这真是天堂啊！

进入书房，正要打开电脑，忽然觉得左手“不灵”，肩膀上打了针的地方，有点酸酸的感觉！心中奇怪，因为我是一个冥顽不灵的人，以前任何针打了以后毫无反应。看了看电脑上面时间，中午十一点。在电脑上工作半小时，老妻来叫吃中饭，伸手关机，打了针的肩膀，似乎开始“痛”了！

在饭桌上，问老妻打针以后的感觉，有没有酸痛，她说：“好像没有。” 饭后，我的 “痛”比较厉害了。睡午觉，在床上几乎不能翻身。举高当然很痛，放平也不会停止“痛”， 向左弯，不舒服，像右屈有点麻麻感觉，像扎针，折腾很久睡着了。

醒来以后，以为“好”了。不对，完全不对，试着下床，几乎不可能。但是需要上厕所，勉强起来，用两根拐杖 （我平常只用一根）寸步难移中，最后到了厕所，无法解开裤带，挣扎到最后，大概折腾太久了，忽然想吐。但是也吐不出来，流了一点口水！肩痛更厉害了。不能站，不能坐，一弯身倒在地上，而且“啊呀”一大声。老妻三步倂做两步，口里大喊：“怎么了？ ”她见我躺在地上，马上要扶我起来，她一碰我，我就哎呀，哎呀大叫。挣扎了大概半小时，谢天谢地，最后躺在床上。

喘了很久，领悟到：“病”了才知 “没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