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成祖得天下后，选拔了一批亲信大臣“并直文渊阁，预机务”。对待功臣和追随自己的，他采取与明太祖不同的做法，即善待他们，并且只要是自己选中的就用人不疑。他曾对群臣说：“君臣不能保全者，常始于不相信。苟不相信，即父子将为秦越，况君臣乎！吾于诸功臣，报之厚而待之诚，常见其善，不见其不善，惟其才而任之，保功用人，可以两得。”如御史曾弹劾西宁侯宋晟专权，不经报告就处理事情，成祖就对御史说：“任人不专能办成事情吗？况且一个大将远在边关，怎么能要求他事事都根据朝廷的旨意呢？”为此，成祖还特意下了一道敕令，让宋晟便宜行事。

对于一起出生入死的将士和辅佐自己的功臣，成祖也是论功封赏。如其藩邸旧属丘福，在战争中都冲在最前面，履立战功，但却从不争功。朱棣即位后，丘福列功臣第一，封淇国公；朱棣手下的另一员猛将朱能，封为成国公，等等。除了封官加爵外，还赏赐银两等。

功劳非常大的道衍，成祖授之以僧录司左善世之职，永乐二年，又授资善大夫、太子少师，成祖和他谈话时，不直接叫他的名字，而是称呼“少师”。不过，道衍最终没有还俗，而是在永乐五年（1407年）时选择隐退，永乐十六年圆寂。

重用建文旧臣

当时朝廷中还有一些建文帝时的旧臣，他们虽然归顺了成祖，但做事战战兢兢，顾虑重重。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成祖下令让解缙等整理建文帝时诸臣的奏章时，只留下有关国计民生的，其余的全部销毁，并说：“……我不是讨厌那些尽心于建文的人，只是讨厌那些诱导建文变坏祖宗规法的人。以前你们是他的大臣，就应该忠于他；今天事我，就应该忠于我，不必曲自隐蔽。”

一些能干的建文帝旧臣还受到了重用，除了解缙，还有蹇义和夏原吉等人。蹇义因大胆直言，被官升左侍郎，后进尚书。永乐七年（1409）明成祖巡狩北京时，让他辅皇太子监国。当时，因他谙熟朝廷典章制度，通达礼仪，故国家军政大事均倚办于他。因为很得成祖的信任，成祖数度命他兼理其它部事，虽职务众多，亦能应付自如。夏原吉也是一位为政事尽心尽力，大公无私之人，也受到了重用。

曾有人说黄福乃是建文时旧臣，不宜重用，成祖却说：“君臣相处，在于以诚相待，不可存疑。帝王能以诚相待则臣者乐于尽力，如果存疑则为臣者力图免责，谁肯尽心？”

人尽其才

成祖还三令五申地告诫吏部（任免官吏的机构）官员，要把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并指示吏部官员对人才要做到“人尽其才”，即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特有才能。不能大材小用，也不能小材大用。此外，还要重视人的德行。成祖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君子敢直言，不怕丢官丢命，因为他是为国家着想；小人阿谀奉承，只想升官发财，因为他是为一己私利着想。”

为了把各地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朱棣诏令对全国各州县的官吏进行考核，以9年期限为满考核，对那些在满考核中政绩卓著的官吏除嘉奖之外，都留在京城六部中任职。

礼遇大臣

成祖还时常礼遇大臣。一次翰林院侍读学士武周文外放做官前来辞行，成祖赐坐与他交谈很长时间，还赐予酒馔和行资。侍读胡广说：“陛下对待儒臣，进退之际恩礼都兼备，儒道感到非常光荣。”成祖笑着说：“朕用儒道治天下，怎么能不礼遇儒者？致远必重良马，粒食必重良农，亦各资其用耳。”

此外，北方冬天严寒，为了不让北京行宫内的群臣受冻，永乐七年，成祖巡视北京时，决定早朝完毕，大臣们可以待在右顺门内的便殿，有事奏报的官员可以依次入奏，无事者可以自去处理政务。

宽严相济

而对于一些官员的错误和罪行，成祖也非常宽宏大量。如对官吏文书中出现的文字错误，成祖认为人的精力有限，案牍烦劳，有过错是难免的，只要不是欺瞒，就可以不追究。再如都督程达犯了罪，成祖让其随西平侯沐晟立功自赎。他对侍臣说：“君子的处理之道是对于罪大恶极的绝不宽恕，对于小善也绝不忽视。作为人，谁能无过呢？重视小过而忽视大善，那会使善良的人懈怠。重视小的才能而免除大的罪恶，那会使恶人更加放纵。因此对于恶之难容者，要不考虑其才能；有可使用的，可以忽略其过错。这样做的话，善恶都不会偏离。”

成祖还曾经与侍臣谈论刑赏，侍臣说：“古人认为赏人以官，不如赏人以财。”成祖却认为，这两种作法都没有尽善。如果君王一心爱民，则二者都要重视。要知道财物来自老百姓的辛劳，一定不肯轻易给予；知道官吏是老百姓所养，一定不肯轻易授予。

在明成祖成功的吏治下，各级官员基本都能各司其职，勤于政事，行政效率也比较高，并且出现了一批治国能臣和廉洁的官吏，而这也是明成祖实现其文治武功，带来太平盛世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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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秀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