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2年04月28日讯】第十四章：永恒的纪念碑
一连串的人为错误把“泰坦尼克号”葬送到大西洋底。人类有着不断犯各种错误的缺陷，但人类更有在灾难面前展示辉煌人性的潜能。这种潜能是我们无论面对多么令人沮丧、令人悲愤的现状都不应放弃希望的动力。对人心应该永远充满信心！
“泰坦尼克号”沉没海底的只是那些铁板、铆钉和人的肉体，她的灵魂、她所代表的精神，完全没有被征服。或者说，“泰坦尼克号”和一千五百多条生命沉下去了，但在这个过程中所展示的人性却放射出璀璨的光芒，而且“永不会沉没”。
高扬水面的人的精神
八位音乐家在最后的时刻一直沉着平静地演奏乐曲，那飞翔的音符，体现了至死不向自然界的凶险低头的人类尊严和高贵。正如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写到的：人，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可以打败他的肉体，但征服不了他的灵魂。也像《老人与海》中那个老人一样，那些追逐的鲨鱼可以把他船上拖着的那条大鱼啃噬得只剩下骨头，但啃噬不掉这个水手坚韧、顽强的精神；那是人的灵魂和意志熔铸的火焰，整个大海也无法把它熄灭。
直到百年之后的今天，人们仍然惊叹，那些“泰坦尼克号”的乐手和船员，在面对即将灭顶的海水、面对汹涌而至的死亡，怎么能有那样巨大的勇气，不奔不逃，坚守职责；怎么能有那么高尚的人道情操，把救生艇让给孩子和妇女，把最后的危难留给自己。事后的统计，船员有76%遇难，这个死亡比例超过了船上头等舱、二等舱和三等舱所有房舱的乘客死亡比例。而且幸存的船员，除了那些被派到救生艇上监护的之外，几乎都是最后时刻跳海，自己游到救生艇的。船员比乘客更有条件逃生，但他们却把机会给了别人，把无望留给了自己。而且不是一个船员、两个水手这样做，是几乎全部近九百名船员、服务员、烧火员以至厨师都这样选择，这在今天看来，简直像是奇迹。
无论在“泰坦尼克号”事件之前，还是之后，都有海难发生，但船员的表现可不都是像“泰坦尼克号”那样。船长和水手弃船而逃，或者根本不管乘客死活，自己利用职权先霸占救生艇的例子，屡屡不鲜。1965年的客轮“亚莫斯号”行驶到巴拿马西面35海哩的地方时，船上起火，船长跳进第一条救生艇逃生，跟着他的还有水手长和船员，救生艇没有装一个乘客。另一个海上悲剧是，1998年4月4日，在尼日利亚附近海面，一艘客轮遇到风浪翻沉，船上300多名乘客和船员，只有20多人幸存，大多是船员。
跟“亚莫斯号”和尼日利亚客轮相反的是，在“泰坦尼克号”上，据回忆资料，当时只有在二号和六号救生艇上，有船员跳了进去，但立刻被那里负责的官员发现，把他们叫出来，他们没说什么，马上服从命令回到甲板上。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证词、任何证据、任何记录、任何回忆，发现任何其他船员用自己的方式硬上救生艇。四百名船员，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能做到这样，有这么强的责任意识，这么高尚的精神境界，这种高扬水面的人道情怀，实令人惊叹不已。
责任意识是最有力量的气质
《永不沉没》一书的作者丹尼．阿兰巴特勒对此感叹道：“这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被教育这样的理想：责任比其它的考虑更重要，责任和纪律性是同义词，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几小时中，这种责任和纪律的理想，被证明是难以被侵蚀的最有力量的气质。”
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消防员法尔曼．卡维尔在感到自己可能离开得早了一点的时候，又回到四号锅炉室，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锅炉工困在那里；使信号员罗恩一直在甲板上发射信号弹，摇动摩斯信号灯，不管它看起来多么没有希望；使被分配到救生艇做划桨员的锅炉工亨明，把这个机会给了别人，自己留在甲板上，到最后的时刻还在放卸帆布小艇；使报务员菲利普斯和布赖德在报务室坚守到最后一分钟，直到船长史密斯告诉他们可以弃船了，他们仍然不走，继续敲击键盘，敲击着生命终结的秒数，发送最后的电讯，呼唤最后的希望；使总工程师贝尔和全部的工程师一直埋头苦干在机房，即使知道他们已没有时间登上甲板，失去任何逃生的机会；使乐队领班亨利．哈特利和其他的乐手演奏着轻快的爵士乐和庄严的宗教圣歌“上帝和我们同在”，直到海水把他们的生命和歌声一起带到大西洋底……
这一切，仅仅用一句“勇敢”是无法全部解释的。西谚也曾说，“英雄在绝境也会变成懦夫。”唯一的结论是，他们有一种责任意识，有一种最根本的“人”的情怀；他们知道，全船的乘客在依靠着他们，必须坚守岗位，哪怕要付出生命。
这一切，仅仅一句“恐惧惩罚”更是说不通的。英国皇家海军舰艇上有严明的纪律，临阵脱逃和擅离职守，都可能被惩罚，或被送上军事法庭审判。但“泰坦尼克号”是私人经营的民用客轮，船员的选择，更多的不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而是一种生命哲学。
“绅士，体面，男子汉”
当“卡帕西亚”号载着幸存者回到纽约时，大家都在讨论谁生还、谁遇难了。由于幸存的女人孩子远比男人多，人们都认为这是“危难之际，妇孺优先”这一传统海上准则的胜利。但“白星公司”对媒体表示：没有所谓的“海上规则”要求男人们做出那么大的牺牲，他们那么做了只能说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关照，这不管在陆地还是在海上都是一样的。
“泰坦尼克号”船员们认为那些孩子、妇女，病弱者、年迈者等，需要帮助，需要关注，需要给予最后的援手。这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不是任何规章制度、航海规矩可以规范达到的。他们相信一个古老但永远年轻的道德：宁可死，也不做胆小鬼和不光彩的事。
“绅士，尊严，男子汉”是那个时代的男人崇尚的标准。当67岁的头等舱乘客、梅西百货公司创办人伊西多．斯特劳斯被人劝说“没人反对像您这么大年纪的人上救生艇”时，这位老人毫不犹豫地回答：“在别的男人没有上救生艇之前，我绝不会上。”
当兜里揣着二千多美元现金兑换支票的世界首富之一、亿万富翁约翰．雅各布．阿斯德只是向负责救生艇的官员问了一下，他可否上艇关照一下正怀着身孕的妻子，那个船员回了一句“妇孺先上”之后，他就像一个真正的绅士一样，回到甲板，安静地坐在那里，直到船上倒下的大烟囱把他砸进大西洋中。
当知道自己没有获救的机会，世界著名的管道大亨本杰明．古根海姆穿上了最华丽的晚礼服，他说：“我要死得有尊严，像一个绅士。”他给太太留下的纸条写着：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妇女因为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生，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船上第三号最高管理者、造船师安德鲁斯，毫无逃生的意念，在最后的时刻，他还痛悔地对一个女服务员说：“孩子，我没有给你造一条不会沉没的船。”虽然他并不是设计师，沉船也不是他的责任。但面对那么多妇女儿童和船员要随着“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具有拯救责任的男子汉，他无法再活下去，他要用生命这样巨大的代价，表达他的痛悔，他的尊严，他的负责到底的精神。
“男人永远是女人的保护者”
船长史密斯和一副默多克都犯了严重的技术错误，但面对灾难时，都同样体现了男子汉精神。对“泰坦尼克号”上那么大的船员群体都能纪律分明，坚守岗位，富于自我牺牲精神，《永不沉没》的作者丹尼．阿兰巴特勒分析说，很大的原因是船上的领导者临危不“逃”，以身作则，这种表率作用产生了号召力，使人们跟从效仿：
在“泰坦尼克号”的最后时刻，船员和水手们有榜样去跟随、效仿。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船员们听从了船长史密斯向他们的最后喊话：伙计们，做个真正的英国人！我们相信，是船上领导者与船同在的坚定和无惧，在船员的心海里点亮了灯塔。那些资深工程师们、官员们、事务长们和造船师安德鲁斯、大副怀尔德、一副默多克、船长史密斯给人们树立了榜样，那是一种人们无法触摸的真实。并不是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能成为领导者，但追随者们能够判断领导者和普通人的不同。如果说“泰坦尼克号”的船员们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什么永恒的传奇，那就是他们追随、效仿了那些做了正确、高贵、美好事情的真正男子汉们，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为正确、高贵、美好的一部分。
正如《泰坦尼克号灾难的文化历史》一书的作者史蒂文．比埃尔所评论的，约束“泰坦尼克号”船员的不是法律，而是“基督教义中的侠义精神，是理想主义和高尚行为的准则，这些准则，是由比男女在体力的差别上更深刻的东西引伸出来的。这些大家公认的准则，使那些境界高尚的男子，在海上遇难时，想到应怎样做：船长为乘客，船员为服务对象，男人为妇女儿童——男子从来都是妇孺天生的保护人。”
那些拒绝接受这种责任、向这些准则挑战的人，被视为“堕落甚至犯罪”。例如，丹尼．巴克利和其他几个男人，找空子钻进了救生艇，后来被船员发现。巴克利靠一条女人的围巾混了过去，但其他几个男人被赶了出来。在他们爬出救生艇时，有个男人向阿斯德的妻子马德琳要了一条围巾，遮住了自己的脸。
船难之后，第一批出版的书中，有一本叫《胆小鬼》，专门挖掘那些男扮女装或混进救生艇的男人的传闻。一个男扮女装的人被书的作者谴责说：“他做了什么？他急忙跑回客舱，穿上女人的裙子，戴上女人的帽子和面纱，那时其他勇敢的男人正护卫着女性进入救生艇的栏杆，而他却偷偷地溜到后面，在救生艇里找到一个位置，保了他一条狗命。”那个男扮女装逃生的乘客，被描述成一个人形的狗，是全世界最可鄙的家伙，在上帝的恩惠下，苟且偷生。
混进救生艇获得逃生，被视为最耻辱的行为。在“卡帕西亚号”载着幸存者归来时，有个莽撞的记者问一个男乘客，是不是穿着女人的衣服逃出来的，他的鼻子当即被揍了一拳。
获救的乘客劳伦斯．比斯利一直被传言困惑，说他是化妆逃生的。在五十年代后期，“泰坦尼克号”沉没40多年之后，他已是垂垂老翁，但有幸被邀为好莱坞拍摄的电影《冰海沉船》做历史资料顾问。在拍摄大船沉没的镜头时，他偷偷地混进工作人员中，想体验一下沉船，但被导演发现，导演不准任何不是演员的人在拍摄现场。随后作家巴恩斯在报上挖苦说：“在他生命中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劳伦斯．比斯利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前离开了船。”
“泰坦尼克号”上有一个叫细野正文的日本乘客，由于当时跳上了救生艇而幸存。回到日本后，他被整个日本媒体谴责，说他是抢了女性的位置而逃生。虽然80多年后他的后代展示的他获救后在“卡帕西亚号”上用“泰坦尼克号”上的信纸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是因为那条小艇还有座位没满，他看到另外一个男人跳下去后，才跟着跳下去的（该信被认定是真实的，而且是唯一幸存的用“泰坦尼克号”信纸写下的文字）。但回到日本后，他没有申辩，也从此不再谈到泰坦尼克，直到二十年后背着“卑劣的幸存者”的骂名离世。
还有四个来自香港的中国人被指责是事先藏身救生艇底部而逃生的，也有说法指他们是男扮女装而混上救生艇，天亮时才被发现。当年上海《申报》（泰坦尼克号海难那年由著名报人史量才收购）曾刊文对此报导，并抨击这四个中国人苟且偷生。在《泰坦尼克号》海难24年后的1936年，中国著名文人林语堂创办的杂志《西风》上还刊载过题为《泰坦尼克号上的国耻》一文（作者洪鹄），痛斥那“四个中国人鬼鬼祟祟地躲进一只救生艇的船底去”、抢占妇孺的位置，“丢尽了中国人面子”，并直言：“中国人不惯遵守秩序的精神，在这里完全表现无遗。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
当时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中国“国文教材”还把泰坦尼克号的这种人性故事编进去，赞美船上男子能“穆然退让，不违船长之命令”，让妇孺先上救生艇，“欧人守法，可见一斑”。
“泰坦尼克号”沉没了，但一个箴言航行到整个世界：“男人永远是女人的保护者。”人们根据“泰坦尼克号”上船员的表现，确信“这世界是更美好的。”美国诗人查尔斯．汉森．汤恩用诗句抒发了这种情感：
浩瀚无边的大海，
不要梦想，你拥有了他们——
那些为了孩子和女性的安全，
牺牲了自己生命的勇敢的男人。
他们仍属于我们，
属于我们活着的一群。
你嫉妒地把他们紧锁在海底，
但锁不住他们飞扬的精神——
他们的灵魂正遨游在世界，
一直飞进天堂的大门……
“飞进天堂大门”的灵魂
这些“飞进天堂的大门”的灵魂，就有造船师安德鲁斯。在最后的时刻，有人看到安德鲁斯一直站在房舱的大厅，注视着一幅题字是“通向新世界的门坎”的壁画，毫不关心脚下的海水正拾级而上。对于他的下落，人们没有疑义，都认为他是随着巨轮一起沉到了海底。
安德鲁斯死后，他的朋友们和敬仰他这种精神力量的人们，在英国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馆，名字为：“托玛斯．安德鲁斯纪念馆”。
但对另一个“飞进天堂大门”的灵魂，一副默多克，却有很多的说法。后来从大西洋海面找到的328具尸体里，没有默多克。很多人都说一副默多克自杀了，而且回忆得栩栩如生。服务员托玛斯．韦德门说：为了阻止那些发疯似的三等舱乘客要冲进给妇女儿童用的救生艇，默多克“开枪打死了一个冲上来的乘客。我没有看到这个场面，但是有三个人看到了，然后默多克开枪打死了自己。”乘客乔治．怀德纳太太说：“我到甲板正准备上救生艇，那艘小艇正从泰坦尼克号上放下来，我看见一个船上官员开枪打死了自己。”三等舱乘客卡尔．约翰逊说：“我在甲板上时，看到一个官员把一把左轮手枪的枪管插进自己嘴里，然后开了枪。他的尸体被抬到最高一层甲板上。”很多乘客都回忆船上有官员开枪制止乘客硬闯救生艇。乘客亚伯拉罕．海曼曾这样描述当时统舱的乘客绝望地想冲上救生艇的情景：
“当统舱的乘客到了甲板的时候，发现有一条绳子从他们头上吊下来，这使他们认为危险在即。有一两个女人开始哭泣，惊慌开始蔓延。一个官员站在这个绳子附近，手里挥舞着一把手枪，要求这些乘客退回去……有一个女人尖叫了起来，然后其他女人也跟着尖叫起来，这时一个男人，我想他是意大利人，向小艇冲过去，那个官员向他开了枪。”
比利时移民朱利叶斯．索伯说，有两次，船上拿着手枪的官员威胁说，要打死他。第一次是在救生艇甲板上；第二次是他跳进水里，游向救生艇，那个艇里的官员说，你要爬上小艇，我就开枪打死你。艇里的一个美国女人把那个官员手里的枪扒拉到一边，哭着劝那个官员说：“我不能看到这个可怜的人被打死，我们应该让他上来，大家在一起。”
1981年，一个研究“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的专家发现了一封信，这封信写于1912年4月19日，即载着幸存者的“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的第二天，是“泰坦尼克号”幸存的头等舱乘客乔治．瑞姆斯写给妻子的。这位法国乘客是最后几个逃离大船、游到一号折叠小艇的人之一，他看到了最后的场面。这封信是用法文写的：
“当最后一个救生艇要离开时，我看到一个船上的官员用一个左轮手枪，打死了一个硬要冲上救生艇的男人。最后那只救生艇离开之后，这个官员已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了，他对我们说：‘先生们，你们保重，再见了。’他给我们行了一个军礼，就把手枪对准脑袋，开了火。这才是我认为的真正男子汉！！！”
这封信的描述比较可信。有些幸存者，刚抵纽约，面对众多记者要新闻、挖故事，就忘乎所以地编织或夸张一些场面，哗众取宠。但这封信不是写给记者，而是写给自己远方的妻子，完全是一封私人信函，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没有理由去编织故事。而且这封信是事件发生后立即写的，不是多少年之后，人的幻想的产物。
一副默多克自杀的可能性非常大，很可能他对自己下达“打满舵后退”的错误操作命令造成的严重后果深深痛悔、自责，选择了自杀的方式，以生命去赎偿自己的过失。
在找到的全部三百多具尸体中，也没有船长史密斯。关于船长史密斯的下落，版本更多。有人说看见他在驾驶室开枪自杀了。这种说法有一点点根据，因为史密斯是船上仅有的几个有枪的人之一。
“卡帕西亚号”上的乘客J．F．肯普在船上曾和一个最后一批离开大船、登上救生艇的“泰坦尼克号”的小孩交谈，这个孩子说，他看到“史密斯船长用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然后就扣动了板机。”但服务员爱德．布朗回忆说，就在船要沉没之际，他看见史密斯走回驾驶室，手里只有那个他一直拎着的扩音器，根本就没有手枪。
船员德雷斯说，他看到“泰坦尼克号”船头向下剧烈倾斜时，史密斯就从甲板上跌落到海里，“我看见他又游回到这条沉没的大船，我一直看着他随着这条船沉了下去。”水手霍格说：“我看到史密斯在水中的漂筏附近，我高声喊道：他是船长，快帮他！大家都过来帮忙，但他摇着头，并对我们喊道：‘孩子们，再见，我要跟船走！’这是我们最后见到船长。”
消防队员约翰．汤普森说，船长有意不上艇，他听史密斯说过：“我随船走。”报务员布赖德说，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刻，史密斯船长对船员们喊道：“小伙子们，做一个真正的英国人！”然后就跳进大海。随后有人看到史密斯在水中尝试帮助一个孩子。
“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锅炉工哈里．西尼尔看见史密斯在水里挣扎，手里抱着一个小孩。但机油工赫斯特始终确信，他最后用桨触到的人就是船长史密斯。这个被赫斯特认为是史密斯的人，没有上艇，马上向别的地方游去。
不管怎样的版本，主题都是一样的，史密斯选择了死亡，与船同在。史密斯船长虽然忽视了冰山警告，但他与船同在，坚持职守，指挥船员帮助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艇的职业道德和人道精神，都让人们敬佩、怀念。在他的家乡英国利希弗尔德镇，人们为纪念他，塑造了一座和他真人一样大小的雕像。
音乐家的“余声”
八名音乐家至死演奏的精神感动了全世界，虽然幸存者们对这些乐手最后到底演奏的是什么曲子有争议，但一致同意的是，他们在那样危急的生死关头，用激昂轻快的爵士音乐，给人们以希望；用超越肤色、国籍和种族的音符，给所有的乘客以慰藉；用深沉悠远的宗教圣歌带给人灵魂的安宁。但他们死后的遭遇，更让人感叹、痛心——
1912年以前，各种客轮都是直接雇用乐手，每月薪水为10英镑，他们在船上的地位和其他海员一样，还会得到十先令的制服补助。但当一个叫“布莱克”的乐手代理机构出现之后，情况急剧发生了变化，这个机构迅速垄断了轮船乐手的服务业务，他们给轮船提供工资要求更低的乐手，所以多数船主迅速辞退原来的船上乐手，改为雇用“布莱克代理处”推荐的音乐家，“布莱克代理处”迅速成为唯一提供轮船乐手服务的机构。轮船乐手的工资由原来的每月10英镑，一下子降到了四英镑。
1912年3月，在“泰坦尼克号”启航前一个月，“音乐家工会”的几名代表找到“白星公司”总经理伊斯米，向他提出，在“奥林匹克号”上演奏的五名乐手，工资低于“音乐家工会”成员的平均水平，虽然白星公司给予他们船员的身份，但并没有给予他们真正船员的待遇，只给了每月一个先令的补助，这样的待遇实在太差了。
“音乐家工会”的代表想说服伊斯米帮助这些穷音乐家的努力完全是对牛弹琴，伊斯米很不客气地回答，如果你们不愿意他们被当作船员看待，那就把他们当作二等舱的乘客。伊斯米这样说了，也马上这样做了，“奥林匹克号”上的五名乐手，变成了“二等舱乘客”。这些乐手随船抵达纽约时，还要通过乘客海关，接受移民官的检查。
在“泰坦尼克号”启航时，船上从“布莱克代理处”雇来的五名音乐家和船上“巴黎餐厅”的三名乐手，也是按照“奥林匹克号”的方式，按“二等舱乘客”对待。
所以，当这些遇难的乐手家属要求“白星公司”按照劳工保护条例给予抚恤金时，遭到“白星公司”的拒绝，他们说这些乐手不是轮船公司的雇员，抚恤问题应该找“布莱克代理处”。这些家属找到“布莱克代理处”，这家轮船乐手代理公司说，应该去找“保险公司”，因为他们推荐给轮船的乐手都由保险公司负责抚恤问题。但保险公司的答复是，“泰坦尼克号”上的乐手，是“布莱克代理处”直接和“白星公司”单独签订的雇用合同，不属于“保险公司”负责的范围。三家互相推委，遇难乐手的家属找了几个月都毫无结果。绝望的家属们最后把“布莱克代理处”告到法院，但法官只是对遇难乐手表示同情而已，因为从法律角度，这些乐手当时和白星公司签订的合同证明，他们的身份只是“二等舱乘客”，他们不属于任何公司的雇员。
看到连法律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音乐家工会”跟“白星公司”打起了“道德官司”，因为遇难的八名乐手中，有三人年龄只在21岁到24岁之间；其中三个家庭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儿子。但“白星公司”的答复，就像当初“音乐家工会”的代表找到伊斯米谈判时，伊斯米的回答那样铁石心肠，虽然全世界对这几位遇难音乐家一片同情、悲恸和敬仰。
1913年1月，“泰坦尼克号”船难半年之后，“泰坦尼克号船难救济基金会”伸出援手，把八名遇难乐手按照遇难船员待遇，发放抚恤金，并继续援助受难者家属。当白星公司和“布莱克代理处”以及保险公司三家把遇难的音乐家的家属推来推去时，普通民众们则对这几位音乐家给予了巨大的尊敬。当乐队领班亨利．哈特利的尸体在大西洋上被发现、运回到英国他的家乡科尔恩镇安葬时，这条消息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
1878年出生于英国的哈特利是个保险经纪人的儿子。他在学校里就成为一名小提琴手，后来在船上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已经在70多条豪华巨轮上演奏过。由于刚刚和住在伦敦北部的一个姑娘订了婚，哈特利不想离开她，曾想不去船上演奏了。但是想到在世界上最大的轮船“泰坦尼克号”上演奏，或许能建立一些关系，帮助以后找工作。但他绝没想到，这一去，就永远再也不需谋职了。
当他的遗体运回到家乡时，成千上万的人自愿来为他送葬。《那一夜永存》的作者路德这样描述了这个动人的场面：
六支乐队在抬着哈特利的放满鲜花的棺木后边演奏，来自英国各地的工人、警察、国会议员、救护车员工、学生、老人和音乐家，都跟在这个棺木后面，整个队伍有两里地长。几千人的行列，人们几乎都穿着黑色或白色的衣服，但也有一些米厂的女工，穿着皱折的围裙，还有煤矿工人，穿着蓝色的工作服。那一天，所有的商店都不营业。在哈特利出生地旁边小山上的墓地，当哈特利的棺木徐徐放进墓坑时，12个童子军举起号角，吹出了“最后的职责”。这凄悲、安魂的号角声，从小山上飘荡，飘落在参加葬礼的每个人心中。
后来，人们又在哈特利的家乡科尔恩镇的公园，立起了一座哈特利的铜像，座落在一块大理石上。这座铜像，是用来自全英国的捐款建造的。
心中的纪念碑
“泰坦尼克号”沉下去了，但那永不沉没的人道情怀感动了全世界无数的人。人们为这些遇难的英雄修建了一座又一座纪念碑。
在“泰坦尼克号”启航的南安普敦港，人们修建了两座纪念物，一个是街中心喷水池，象征那些水手永远地给予；另一个是壮观的花岗岩纪念碑，上边有青铜刻制的轮船工程师群像，座落在南安普敦市的东部公园里。
英国的另一个城市利物浦，也在市中心喷水池旁竖立了一个石柱，纪念那些遇难的轮船工程师。
在“泰坦尼克号”建成下水的英国贝尔法斯特港，人们修建了一座巨大的雕像纪念那些遇难的船员——两个美人鱼在大海上举着遇难者。
在英国的戈德明镇，一座著名的修道院里，立着一块石板，上面刻着“泰坦尼克号”遇难的报务长杰克．菲利普斯的英勇故事。
在“泰坦尼克号”遇难一周年时，人们在纽约的“水手教堂研究所”顶部，修建了“泰坦尼克号纪念灯塔”。
当“卡帕西亚号”载着幸存者驶达纽约后，美国总统夫人内莉．塔夫脱提议，每个妇女捐赠一美元，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那些挽救了妇女和儿童的高尚男子建造一座纪念碑。总统夫人率先捐出了一美元，她说：“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感谢那些有着武侠精神的男子。我确信，每一个美国妇女也有能力给予这样的小小捐赠。”
二万五千名妇女跟随总统夫人捐赠了一美元，随后由著名雕塑家格特鲁德．范德比尔特．怀特尼设计制作了“纪念泰坦尼克号遇难船员”的雕像，竖立在首都华盛顿的巴尔地摩公园里。雕像的底座有九米高，上面是一个六米高的古典雕塑男士，裸露着上半身，双手形成一个十字架。下面的题词是：“献给泰坦尼克号的勇敢男人，他们牺牲了自己，挽救了妇女和儿童。”落款是：全美妇女协会。
当时美国妇女还没有像男人一样有选举权，所以“泰坦尼克号”事件极大地刺激了女权运动。报上为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到底男人和女人是不是平等，到底男人和女人谁更勇敢。有的女权主义者疾呼：“在泰坦尼克号上的女性乘客失去了她们争取公平选举权的机会，她们没有证明自己和男子一样勇敢。”
但另一位作家珍妮特．伯瑞在《纽约晚报》上撰文，这样定义女人的勇敢：“在泰坦尼克号的最后时刻，男人的勇敢是，为救那些他们根本不认识的女性和儿童，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对于女人来说，当她们的侍从吓得连头都不敢抬起来、惊恐地缩在小艇里时，她们却有勇气看着心爱的人，站在正要沉没的大船甲板上。对于她们来说，英雄主义是：宁可看到心爱的人有尊严地死，也不愿看到他们屈辱地逃生。”
但也有人提出，如果男女平等，就不应该是男人都去死，女人都可以获救。男人也有权利上救生艇，没有屈辱和高贵之分。由于把救生艇给了女人，很多对这个世界非常有贡献、并将继续奉献社会，推动社会繁荣的男人，却被留在船上，等待死亡。这些男子中，有亿万富翁约翰．雅各布．阿斯德，银行世家本杰明．古根海姆，商界巨子伊西多．斯特劳斯，资深报人威廉姆．斯特德，炮兵少校阿奇．巴特，著名工程师华盛顿．罗布尔等，他们都视死如归，把他们在救生艇里的位置让出来，那些位置或许就被来自欧洲的脚穿木鞋、头戴方巾、目不识丁、身无分文的农家妇女占去了。这些知名的、有创造性的男人和那些没有接受过教育、对世界极少贡献的农妇相比，谁更应该上救生艇？谁对这个世界更有价值？
媒体上的大标题曾遭到一些人的抗议，因为没有任何报纸的大标题是关于那些目不识丁、身无分文的三等舱乘客，而是：“遇难的泰坦尼克号上的名人”，“泰坦尼克号上的富豪们”，“阿斯德上校、巴特少校和其他名人们遇难”，“金融界的名人遇难”，“金融王子，工业巨子，世界名人和泰坦尼克号一起沉没”，“泰坦尼克号名人录”……
报纸当然会报导名人的情形，原因不言而喻。这和是否认同“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是两回事。美国《独立宣言》阐述得非常清楚，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那些男人们把救生艇让给了妇女儿童，不是强迫的结果，是他们的人道情怀和高尚的境界促使他们做的自愿选择。正因如此，他们才被赞美，被尊崇；人们才不断地为他们建一座座纪念碑。
在纽约曼哈顿百老汇街和西106街的交叉口，“梅西百货公司”的职员们为公司的创办人、遇难的斯特劳斯夫妇建造了一座纪念碑；在华盛顿，建造了一个大理石喷泉，纪念总统武官巴特少校，美国总统塔夫脱亲自为这个纪念物剪彩。
“泰坦尼克号”沉没距今近百年，在世界各地，人们一座座地修建纪念碑。但这次好莱坞的著名导演卡梅隆修建了更宏大、更豪华、更现代的一座，把它用高科技修在了电影银幕上：一座有彩色画面的、喷发着现代立体音响的《泰坦尼克号》巨船，从好莱坞启航，驶向欧洲，驶向了非洲，驶向了香港、台湾、中国大陆，驶进了千千万万观众的心里，它是一座流动的纪念碑，流向永恒和真正的永不沉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