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多慈(1912～1975)原籍安徽寿县，孙氏家族此辈以“多”字排行，学名 或本名同辈均称作“孙多○”，自幼好画，毕业安徽安庆第一女中，以第一名考进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时年不过十七。是徐悲鸿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出身书香世家，伯祖父孙家鼐主持创立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是安徽安庆显赫的官宦门第。因孙多慈聪慧绝伦，又复勤敏好学，老师们均另目相看，许为大器。素描功夫极佳，民国廿四年，中华书局为她印行孙多慈描集，宗白华先生作序，称她“落笔有韵，取象不惑，好像生前与造化有约，一经晤面，即能会心于体态意趣之间，不惟观察精确，更能表现有味，是真能以艺术为生命为灵魂者。”又说她“观察敏锐，笔法坚实，清新之气，扑人眉宇。”又赞美她用中国纸笔写肖像：“落墨不多，全以墨彩分明暗凹凸，以西画的立体感含咏于中画的水晕墨章中，质实而空灵，别开生面。引中画更近自然，恢复踏实的形体感，未尝不是中画发展的一条新路”云云。
孙多慈中大毕业后，回乡任教安庆中学数年，因避战乱跟随父母移居南方， 约于1940年到1941年左右在浙江嫁给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1900-1980)。孙多慈随家人来台后，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艺术系教授。民国四十一年秋赴欧美考察美术，四十三年春返国。
孙多慈除西画之外，又能作国画：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无不工妙，画 鹅尤有独擅。曾受西画训练，所以能应用西画原理来改良中国画，正如宗白华所评她的“引中画更近自然，恢复踏实的形体感”。但她虽将中国画引入写实的境 界，而对中画那种潇洒的诗意，高远的气韵，仍能尽量保存。而且她所作的画无论工笔写意，均有一股葱茏的秀色，沁人心脾，令人一见便知这幅画出于一个慧 腕灵心的艺术家笔下。这种好处实由她那种特殊的气禀而来，不是普通画家所能企及的。孙多慈为人温和婉约，事亲孝，待友诚，与之相对，如沐春阳，如饮醇 醪，无人不觉其可爱。她于绘事之余，又善属文，国内刊物，常有她的大作。
访问孙多慈外孙女李既鸣小姐
问：孙多慈女士家中有那些成员？
答：我的外公许绍棣，共有二女二子，长女许绛烟，次女许黛烟，长子许尔羊，次子许玨方。外公因为原配(我的外祖母)早年病故，续弦与孙多慈后生二子，就是我的二位舅舅。我是许绛烟的长女，我的家庭背景对我学美术倒没有什么影响，从外祖父到父母亲辈的成员大都有理 工科学背景，我从小爱画画却也没有受到什么注意。当年外婆在文化学院筹设美术系时，大约同时期我的母亲也在建筑系任教，没想到后来我竟然也进入美术系从学生到教职。
问：小时候对外婆有何深刻记忆？
答：我家有四个姊弟，小时候，母亲周末会带我们回外公家探望，外婆的父亲我 们称他老公公，年纪很大了，所以平时都在家。外公家因为还有老人家，所以有一位退伍老兵在家帮忙照顾，他很会做各种的面食，外婆无需下厨房，不过年节时她也会炒一些素什锦之类的菜，饮食方面没有特殊偏好。我们和外公家祖孙间的相处互动，就像普通家庭对亲人长辈的感觉。依稀只记得，小时候我家住在和平东路与新生南路口，离师大很近，有时候外婆上完课，会到师大附近一家有名的西点面包店，买些好吃的蛋糕和蛋塔带到我家。
问：对外婆创作情形和作品的印象？
答：小时候并不觉得外婆是个画家有什么特别，而有时候我学校的老师听说孙老 师是我外婆，总会想些什么事情找机会去请教她。外婆遗留下的作品并不多，因此，她过世后我们也没有花心力在整理和保护作品上，也没有人想到保存艺术家作品的意义，以致于散失了不少作品。
听我母亲回忆外婆她少年时期，抗战期间她们曾住在浙江省的山区里避难（很多个家庭一起，好像还有一些文人，如溥心畬…等人），因躲警报终日无所是事，所以就请了老师来教画国画，应该是此时期才开始学习水墨画的。早期有深厚的西画素描根底，所以她的水墨画有水彩的感觉，但因书法底子很好，笔墨功夫仍然可见，中西并用。
我的记忆里，她在新店七张家里的画室，画的大多是水墨画。画室里总是一 大桌子的纸卷，还铺着一张深蓝色的很厚的羊毛毯和一张草绿色军毯，桌上放着一个很大的砚台和过年时装糖果的果盘似的调色盘，但因为我们回外婆 家总是假日，她很少在家画画，也不记得看过她画油画。我自己也没有跟她学过画，她的设色花卉常有西画水彩的彩度和传统水墨勾勒的笔墨劲道，那种笔墨韵味我非常喜欢，在我高一、二想要考美术系前，外婆曾在家拿芥子园画谱教我画过几次水墨山水的基本树石法，后来她认为画画还是要从基础 素描好好学起，我的水墨画学程就此结束了。
她早先有一个画室在和平东路北师附小后面，是早期师大分配的宿舍，她改 来当画室用，也有几位学生。那时画室有林小蝶、李明明、李渝、曹志漪、宋宇…等学生，跟她学画大概都是因为家中长辈往来的关系，也有几位师大的学生如谢里法、徐孝游担任助教帮忙，这些学生们现在都有相当的知名度。
大约是我小学二、三年级时，她离开师大收起画室，上华冈筹备中国文化学 院的美术系，吴承砚、单淑子夫妇都是徐悲鸿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学生，在学 时期就经常听闻孙多慈之名，因得此机缘就主动探询，吴老师和单老师也就得以至文大任教。文大美术系筹设之初期，大多还是聘请了原先师大的老师们，后来才逐渐有专任的老师。
外婆在文大美术系任教不久，好像就生病开刀、住医院等等，其实早期的文 化学院学生并不常见到她，对她印象深刻的反倒是师大早期的那一批学生。我小学毕业前后，她积极准备到美国去，此后就来回飞美国多次。
问：对她留下的作品有何计划或想法？
答：我念美术系时，外婆已去世。等我大学毕业再留学回国，她过世了八、九年 之后，家人也稍微知道作品保存的方法和重要性时，可惜我家经过几次搬迁，作品失散了颇多。近日整理过去家中的旧物，遗留在我家中的成品不多，画稿倒是有一些；大部分完成的油画作品都在美国的舅舅家，数量亦不多，也因保存环境不佳而有点损伤，有些作品甚至需要修复，两处合计可供 画展用的作品仅少数。最近拟与华岗博物馆举行孙多慈纪念展，不过考虑办展览，就得有计划积极收集散佚的作品和资料，目前只能找寻可能的去处，还希望她旧日友人帮忙提供一些。
据我所知，孙老师曾在美国、泰国、伊朗等地展览过，但展览完后作品也不 知去向，其余寻访线索也没什么结果，前辈多已不在，作品流落何方，不知从何查起！
访问陈明湘馆长
问：请问孙老师的教学过程如何？
答：孙老师在师大教油画与素描，我上孙老师油画课，她 不太改学生作品。我自己教学生也尽量不改画，而 以讲解较多，孙老师于系上展览大都展油画，有一回 孙老师展出一张水墨画，枯树及落日，构图很特别，我才知道原来老师也画水墨画。其实我们画西画，书 法、国画都要涉猎，对于创作风格很有帮助，会有东方文化的养份，后来我 在美国时被美国人称为“东方表现派”。东方文化对我们是与生俱来，不能分割，我最早有此领悟即是孙老师的启发。在同期教我们的老师有：林玉山 写意花鸟，金勤伯工笔花鸟，黄君璧山水，溥心畬中国画论，吴咏香工笔山水，孙家勤工笔人物，张德文山水，王壮为篆刻，宗孝忱书法。西画老师 有：马白水水彩，廖继春油画，陈慧坤素描，郑月波图案，袁枢真素描，李石樵油画，李泽藩水彩，何明绩、阙明德雕塑。
问：关于孙老师人格特质？
答：老师她温和有礼，慈祥、端庄典雅，表现淑女贤德风范，平常常穿旗袍，头 发髻于后方，皮肤白皙，言行举止，给人印象很舒服；尤其她才德兼备，风度、气质、人缘都很好，对学生很关心，学生有事情，她都乐意帮忙，所以学生们都很喜欢她，是不可多得的好老师。后来老师在美国北卡兰那州作交换教学，我大约被她教过一年，我毕业后她刚好回国，那时我则留校当助教，想留学深造申请美国学校，请益于她，后来她帮我写推荐函，而进入麻州大学艺术研究所，个人受益良多。据我知道其他学生出国，她也都帮忙辅导，乐意关心及帮助。
问：日后是否为她办展览？
答：由于孙老师平常非常低调，当年在文大当系主任，在华冈博物馆也只留下五 张水墨画，(她在文化教授西画，而留下来的则是国画)，外界留下的作品也不多。以前常常有人来华冈询问孙老师的资料，所以就与李既鸣老师联络洽 办展览事宜，请她至美国舅舅家搜集画作，并想办法带回来，由于时间上及某些因素，直到今年才能成行，目前是筹备阶段，预计明年秋天在华冈展出。由于有些画作有毁损状况，因此拟申请经费想办法修复，并希望征求其他机构或私人收藏者，能提供一些作品，以作部分补充。据我所知艺术教育馆也有几件作品，如其他美术馆有兴趣还可联合巡回展出。
转载台湾知名画家、美术史家、艺术理论家谢里法先生
出版于望春风文库“我所看到的上一代”，有关孙多慈老师的记忆，内文如下：
关于孙多慈老师，在我高中时，就听师大毕业的美术老师提起过，而且是一段很长的故事。由于没有见过人，所以尽管听了很多，也只记得“她把徐悲鸿的看家本领全都学到了”这句话。进师大艺术系之后，一年级没有她的课，难得有机会看见她，当时艺术系教室走廊上经 常挂着一排教授们的作品，有幅约十号大的油画， 画的是西洋式玻璃瓶插着简单 几朵玫瑰花，这是我所看到第一幅孙多慈的画作。那一年，系里的师生 展，又看到孙多慈另一幅百号以上的大油画，以咖啡和土黄色调描绘台湾乡村赶牛车的画面，此时我正式学画不及一年，已能 看出来这画并未完成。后来进孙多慈画室，果然见她把画又放在架子上改了几回，然后就不知去向了，却是我所看到最早的一件作品，而这当中又有多少成分属徐悲鸿的“看家本领”呢？与她学画之后，常听她说起“不要把画画死了”这句话。
二年级的课程每周有三个早上是孙多慈的素描，从上午八点上到十二点。 刚开学的第一个礼拜，每当我匆匆赶到时，教室里早挤满了人，画架已摆到门口来，中间一座半身石膏像，被早来的同学团团围住，不得已我只好退到进门的地方竖起画架，把门前通道也堵住了。因此，等孙老师来时，自然就被我的画架挡在门口，也没见她要我让路，却站在我的画前用几分夸奖的语气讲评起来，时而 又动手在画上改了几笔。讲的时候她有意提高声调让全班同学都能听到，约二十分钟后把炭笔交给我，而馒头还捉在她手上就回办公室休息去了。所幸我手脚快，下课后又花一两小时画它，每次都能让她看出有新的进展。像是有一股压力在逼迫我把素描画好，在短短一星期里意外学到很多，一部分是老师的指导，另一部分是下课后自己的摸索，对绘画这条路于是有了更大的信心。
记得她是这么说徐悲鸿：“先生在绘画上是个非常保守的人，不用说现代 画，连野兽派他也不接受，把马谛斯讲成‘马踢死’，恨不得用脚去踢死人家…，在欧洲时梵谷的画他看都不看，是非常固执的一个人”。虽然在绘画上追随过徐悲鸿，显然对现代画的观点并不完全苟同，而对西方画家的评断她更有自己的看法。日久之后，又知道她所最鼓励的竟然还是徐悲鸿所最反对的前卫艺术，尽管自己也不见得完全接受，但她认为年轻人要多方去尝试，最后寻找出自己的一条路，这才是做为艺术家所应有的态度。
台北的东方画会成立时，我正好是大学二年级一次画展在新闻大楼举行，开幕那一天我在会场入口处巧遇孙老师，便随着她一起看画、听她讲解。那天她说的话我只记得：“现在国外有很多年轻画家画的都是这种画，看多之后，当然不觉奇怪了。他们都想尝试新的画风，什么稀奇古怪的画都有人画，画出来也一定有人接受，有人欣赏…，在美国称这种画做POP风，我们此地翻作“普普艺术”，把实在的东西、照片、卡通之类的都放上去，框子也没有，就描出来展览，给人的感觉很强烈，印象比普通的画还更深刻…。”听得出她对这些不同于传统的绘画只是初步的接触，谈不上有什么高见，但却鼓励学生们尝试。对自己所不了解的没有排拒，是她与徐悲鸿最不一样的地方。
我一直讶异，孙老师为什么画〈赶牛车〉，且又使用那么大的一张画布，到底是什么动机，什么心态？记得她告诉过我，在大陆时曾以一幅〈敲石头的女工〉入选全国美展，招来左右两方面人士的攻击；左派说她没有真实的体验，画的只是劳动人民空洞的外形；而右派批评她思想左倾，受共党的利用。她认为这不过是一幅写实的作品，那时学校正在修马路，随便画了几张速写，觉得造形很不错，徐悲鸿也鼓励她将这题材以巨幅油昼深入去描绘，她感慨说：“想批评人，不管左右两边都可找出理由。其实别以为自己左，有人比你更左；也别以为自己右，有人比你更右。不论站在什么位置上，都有人会来骂你。”
在孙老师画室的日子里，我看她画过许多人像画，被画的人皆称赞她画得又 像又好看又有学养。我想这就是所谓徐悲鸿的“看家本领”吧！不过孙老师学到的较偏向静态的表现，因而多半以端正坐姿来描绘一个完整美好的体态。反观徐 悲鸿，所画人物多属动态，且往往是多人的组合，不用说有名的〈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等巨构，即使一般的作品也都努力在捕捉形体的动势，这点上孙老师似乎始终没有达到。不过对于脸部的神情却是特别敏锐，好几次站在背后看她作画，发现她画脸部时处理眼珠与眼眶，以及嘴角与脸颊之间的微妙关系，都特别要花一番心思，可以说把这两处画好，就是成败的关键所在。
有一年在省立博物馆的联展里，孙老师的一幅描绘中日战争(或许是辛亥革 命)军队攻打城墙的油画(约三○○号)参加展出，据说画中人物大部分是以学生时代的王家诚当模特儿所画的。我去看的那天，偶然间听到旁边两位中年男士说了 一句话：“敢画这种题材，实在也太过大胆啦！”对没有战争体验的她却又敢画进攻械墙的大场面，多少表示不能苟同的意思。这类的历史画，孙老师都是受机 关委托而画的。我当学生的那几年，每次孙老师接受委托，就要我找中山北路天桥下的学校美术社姜先生订购画布和颜料，然后由我按照自己意思把主题画出来，她说这叫做“打底”。然后等干到差不多程度时，她才亲自动手，拿起画刀在主面上又刷又刮。面对自己的“画”遭受破坏，看得我好不心疼待她再度执笔 画时，已经面目全非，原来她自己另有草稿，只是习惯上希望在有底色的画布上作画而已。这些作品未知是否还保存着，珍藏在什么人手中?真希望有机会再看 到它。
孙老师在台不到卅年时间里，能称得上代表性作品的都是些四○号左右的人像画，譬如她的〈画室中的自画像〉、李梅芳同学当模特儿的〈印度女郎〉、画洪娴同学的〈古装女郎〉、〈苏雪林教授的画像〉、邱建英同学的母亲〈赖女士〉等，是带有几分印象派技法的亮度颇高的画面，这些都曾刊在当时的画报上，可惜印刷效果不佳，难以看出作品真貌。
不止一次我听到孙老师感叹说：“何必要这样分呢?”因为她参与筹备的一个 画展，邀请台籍画家展出作品而遭到拒绝，在她理解范围里实在无法明白对方之不肯合作的理由，才有此类的叹言。譬如某一年全国美展要在台北中山堂举行， 筹备会中她提议请台籍资深画家担任评审，便主动发出邀请函。隔几天与台籍画家关系深厚的廖修平同学到画室来，我正忙着并没听见他与孙老师说了什么。廖 同学离开后，孙老师还是那句，“何必要这样分呢?”声音低沈，看来她心里一定很难过。在我四年级的师生美展里，除了称赞廖继春，我又几次听她提到金润作、萧如松和李泽藩三位画家，五○年代里他们在画坛上几乎谈不上地位和名气，虽然她始终没有道出他们的画好在那里，但是谈话中已提醒学生须用心去观 赏，体会他们好处。后来我到了美国，她在信中再度提到，说在台湾有几位杰出的台籍画家由于不屑参与画坛活动，结果只默默度过一生，甚是可惜。 一九六四年我赴法留学，六八年移居美国纽约，这期间虽写过信给孙老师，却始终没有收过回信。七○年春天，很意外接获她打来电话，说人已来到纽约，并约好第二天相见。纽约她有好几位老朋友，最要好的是她中央大学的同学，当时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吴健雄女士，每次来纽约都是住在她那里，所以要我到哥大门口会面，而后一起乘车回我家。由于纽约的现代美术馆不久前才刚买下我的两幅版画，在车上我等不及把这消息告诉她，见她很高兴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要我在卅岁的壮年时期为艺术事业好好冲一冲。那几年地下铁车厢被青少年涂鸦得花花绿绿，几乎没有一处干净，而她不但不在意，还以赞赏的语气说：“纽约真是纽约，自由到可以让艺术创作无所不在！”听她这么说，引起我一阵 激动，真想看一看她近年来究竟画的是什么样的画。孙老师回台湾之后，我们持续通了许多封信，她的信都写在航空邮简上。或许由于游美期间所带来的感触，对自己这一生的艺术生涯有了反省，在信中头一次听到她自认在艺术上是个“失败者”。她一再地说：“在台湾没有生活，只有活动。”孙老师必已深深感悟到创作与土地和气候的关系！这时对艺术的成就已有她自己的尺度，即使高居艺术 最高殿堂的教授地位，也不自认为是种成就，足见她在艺术上依然十分执著，作为艺术家的情操并没有被社会环境所污染。后来听到她已来到了美国的消息，然而过没多久，接获台湾报社来电说孙老师在旧金山过世已有两天，邀请我写篇纪念文章，由于事情的发生来得太快了，心理上实难以接受，令我很久都不能也不肯提笔再去写什么。 廿多年过去了，除作画之外我又写了很多文章，可是孙老师生前所想不到的事。尤其当我对台湾美术 史的整理和评述花过一番工夫，也写出几本书，却一直没能将孙多慈等来台的外省画家在历史上找到 定位，这又不得不怀疑我是否与台籍前辈画家一样 有所谓的“分”呢?不管怎样，即使我在所写的美术 史上无法为她寻得应有地位，孙老师也已经在我这一生中占有前人所无法取代的位置。
文章图片提供：艺文荟粹杂志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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