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重视教子
唐太宗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亲自撰写《帝范》十二篇赐予太子李治,即包括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为君应当遵守的十二条准则。
《帝范》内容指出:“此十二条者,帝王之大纲也。安危兴废,咸在兹焉”、“修身治国,备在其中”,谆谆告诫李治︰效法尧、舜、禹、商汤、周文王等古代圣哲贤王,“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倾己勤劳,以行德义”。《帝范》也被历代帝王奉为家教圣经。
唐太宗还写了《诫吴王恪书》、《戒皇属》等经典名篇,教导子女“人之立身,所贵者惟在德行”,指出修养德行的重要性,多做善事、美德充盈才能福泽绵延;教导子女“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要自勉自制,严于律己。
他讲述自己数年“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把时间放在勤勉朝政上;教导子女“每着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之耕夫”,每穿一件衣服、吃一顿饭,都不要忘记蚕妇农夫的辛勤,要培养节俭朴素的品德。
唐太宗替儿子们选择的老师都是德高望重、学问渊博的人,如房玄龄、李纲、张玄素、李百药、魏徵等,并专门下诏书规定对待老师的礼仪。
他一方面教诫子女要“尊师重教,见师如见父”,要“宜加尊敬,不得懈怠”。一方面支持老师严格管教,鼓励老师对太子及诸王的过失极言切谏。老师们都能够坚定地履行职责,与唐太宗的理解、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唐太宗非常注意以小见大、深入浅出地进行道德教育,遇事必诲,使子女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良好的品质。如有一次,他看到李治在一棵弯曲的树下休息,就教诲他说:“这树虽然弯曲,打上墨线就可以取直成材。做君主的即使本身并不高明,但是能接受别人的规谏,也可以变得圣明。”
唐太宗还注意结合史实进行教育,他令魏徵编录《自古诸侯善恶录》,分赐诸子,要他们把书“置于座右,用为立身之本”,从前人善者成、恶者败的事例中汲取经验教训,得到鼓励,从而更加重视自己的德行修养,做正人君子和爱护百姓的人。
范仲淹教子重德行
范仲淹是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熟读儒、道经典,并崇信佛法,官任参知政事,他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家喻户晓。
他治家甚严,教子有方。教导子女做人要正心修身,积德行善。在他的教导下,他的四个儿子从小就都熟读经书,学有所成,为人正直。范家家风俭朴,乐善好施。
一次,范仲淹让次子范纯仁到苏州往四川运麦子。范纯仁回来时碰见熟人石曼卿,得知他因逢亲之丧,无钱运柩返乡,故停留在此。范纯仁便将一船的麦子全部送给石曼卿,助其得以还乡。范纯仁回到家中,因无法向父亲交差,所以久久地站立在父亲身旁,没敢提及此事。
范仲淹问他道:“你在苏州遇到朋友了吗?”范纯仁回答说:“路过丹阳时,碰到石曼卿,他因亲人丧事,没钱运柩回乡而被困在那里。”范仲淹立即说道:“你为什么不把船上的麦子全部送给他呢?”范纯仁回答说:“我已经送给他了。”范仲淹听后,对儿子的做法非常高兴,并夸奖他做的对。
范仲淹虽然身居高位,俸禄丰厚,但他却不为子女留下钱财,而是全部用于扶危济困,把乐于助人之仁德传给子孙。
他的长子范纯佑十六岁随父防御西夏,屡立战功,是其得力助手;次子范纯仁,后任宰相,在五十年的为官生涯中,恪尽职守;三子范纯礼官至尚书右丞;四子范纯粹官至户部侍郎,受其父言传身教,他们都正义敢言,关爱百姓,以清正廉洁著称,俭朴的作风始终从未改变,把做官得来的俸禄,大多用在扩大父亲范仲淹创建的扶危济困的义庄上了,而自己与家人却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
古代家庭教育自始至终都是以伦理道德作为教育的最高价值取向。为人父母,总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子女。其实,不管给其多少财物都是身外之物,只有教其重德向善,才是为子女长远打算。
因为德是做人最根本、最本质、最美好的东西,是一切福分的源泉,是留给孩子最可靠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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