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良时代“遣唐使”输入唐土流行书迹与文化

日本在飞鸟时代派遣“遣隋使”至中土之后，奈良、平安两朝的“遣唐使” 的阵容更加盛大，藉由派遣中国的船舶载入的中国文物成为日本国文化的基础。其中除了佛教文物之外，中国文化的学问、制度、文学艺术以及各种先端的科技发明都成为日本孺慕学习的对象。在书法文化上而言，日本的奈良时代缔造了输入中国书迹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在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即日本舒明天王二年，日本“遣唐使”首发，同样由第三次的“遣隋使”大使犬上御田锹担任大使，在公元632年归国。日本从公元630年到公元838年 为止二百多年间，为了输入中国最先进的文化而派遣“遣唐使”共计15回。 派遣的使节规模也越来越大，从最早的一船，第二次即增为二船241人，到第八次又增为四船557人，最后一次的遣派及随行人数达到651人。

事实上，遣唐使为了输入中国的文明付出了极高的生命代价。当西元七到九世纪之时，遣唐使所使用的船舶是帆船，其受到天候风向影响甚巨，当时从海上渡海到中国其实是极度的冒险之旅，在十五次“遣唐使”中超过一半次数有部分的船只罹难，又有很多在海上漂流最远达到南海。 这种犯难的代价背后凸显出唐代的文化光辉和日本国的憧憬。

“遣唐使”的阵容中有大使和副使、判官和录事、随员及船师和翻译，另外最多的就是随伴者，也就是留学生和留学僧了，留学僧侣常常留在中国学习，所以去回程的随伴者自然也大多不同，同时中国的唐僧唐尼也有随伴到日本的。 神田喜一郎说:“借着留学生、学问僧、遣唐使的往复，（书法）名迹陆陆续续地渡来（日本），成为学习、鉴赏的对象” 。

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日本主要输入中国书法名迹的第一个时代是奈良时代，此时期日本和唐朝交流繁盛，大唐王朝文化成了奈良王朝忠实移植、学习受纳的丰富飨宴，其中又以日本圣武天王的天平时代（公元729-749年、唐玄宗开元17到天宝8年间）成了唐朝文化在日本最璀璨的时期。

在公元717年（奈良朝元正天王养老元年、唐玄宗开元5年）入唐的留学生吉备真备（公元695-775）随第八次遣唐使船入唐留学，时年24岁，留在中国十六年，研究经史，天文、数、乐、军事通修。公元733年，天平年间（圣武帝天平七年）随第九次遣唐使船回国，带回许多佛经以外的书籍文物。

接着他又担任第十次遣唐副使入唐（公元752年，天平胜宝4年、唐玄宗天宝11年）。吉备真备是政治家同时也是能书家，传说他的书法在唐朝向张旭学习，回日本后传授晋唐的书风。一般认为他对片假名的创造有重大贡献，不过他的书迹并未遗留后世。

奈良时代的书道在中国书法的影响下成长

由书法遗迹可知道奈良时代的书道的梗概，汉学家、书史家神田指出奈良时代的书道是在中国的书法影响下成长的结果。 他归纳现存奈良朝的书道资料包含有金石文和纸本的毛笔墨书两大类，纸本毛笔墨书又可分为写经和文书两类 。这些纸本墨书反映中国书法名迹在奈良时代传到日本的盛况，其中又以东大寺正仓院珍藏之大量纸本文书遗迹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和汉书道史》作者藤原鹤来也指出，奈良时代有许多的文献以汉文记载，王羲之的书风更是其中的主宰：“万叶集 的歌、（王室）献物帖 的记载、光明王后 的临书、正仓院传存的书迹等等，在在证明在奈良时代已经有多量的名迹渡海而来，对羲之的崇拜一时热盛”、“正仓院传存的书迹大部分的书风都是羲之的系统”。施慧美在《日本现代艺术史》中也提到奈良时代传入日本的中国书迹，“大体上书法特征以王羲之的书法为基本” 。

附注

1、“遣唐使”的回数常常众说纷纭，最多也有达到19或20次的，其中有因风或帆船的缘故未发，或是使节只送使到百济未到中国，也有因他故未发的。公元894年（宽平六年）虽然还任命遣唐使，但并未发，而且“遣唐使”从此终止。上田雄着《遣唐使全航海》（东京：草思社，2006年12月）将这些因素者除去，得“遣唐使”15回，笔者认为这种算法可以真正反应“遣唐使”的实况故采用之。

2、“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古的歌集，作者多不明，全20卷，最终完成期约在八世纪中后期，可分成四个主要时期，收录许多庶人的歌，反映了从口传渐进到万叶假名作为文字表记法的文学和日本国语学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总歌数4500 首，短歌4200余首，长歌260余首，还有其他佛足石歌等等，素朴雄健的歌风，主分为杂歌、相闻、挽歌等部。

3、“献物帐”是奈良时代记录奉献神佛献物的文书，记录奉献的品目和旨意。

4、光明王后（公元701-760）是奈良中期圣武天王（西元 701-756，在位724-749）的王后，信仰佛教乐施救穷。

5、奈良时代王室为了奉佛而建造东大寺，为了献佛而在东大寺设置国家宝库“正仓院”，正仓院收藏着王室奉献的名贵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