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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19日讯】 中国并不是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中国在文化和制度上极权主义根深柢固，一切自由资本（外资和中国民间资本）在中国必须依附或受制于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这个冲突迫使外资和民资要求中国改变极权走向民主，但官僚资本利益集团要抱残守缺，中国经济冲不过这个政治的十字路口，其成长就很有限。

权力带动的资本发展不可能健康、合理和公平。浪费、无效和贪渎限制着经济有效地成长，官商的盘剥造成社会分配失序，愤愤不平的劳工们缅怀起“穷过渡”时期的小农平均社会主义，这又形成了一个十字路口。平民的利益诉求可导向民主，也可误入新的极权主义。

孙中山先生曾说：“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引自胡适《自由主义》）。二十世纪伟大的民主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并不介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他把世界政治划分为两极：好的社会，是民主社会（如美国、英国等）；坏的社会，是极权社会（如战前的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等）。杜威认为，民主社会是能够在国际间、种族间、阶级间和人与人之间广为沟通、协调，共同解决社会问题或争端的社会，是不断改良的、不断进步的社会。而极权社会则无法沟通和改良，是死胡同的社会。极权社会的经济强盛不可能持久，而且往往隐含许多内外不安全因素。只要让中国平民知道了这个道理，那他们就会万众一心地去争取民主。

所以，中国目前处于极权与民主较量的十字路口，前途难卜。从道理上讲应该民主获胜，但历史却往往会开人民的“玩笑”。(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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