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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9日訊】 中國并不是一塊未開發的處女地。中國在文化和制度上極權主義根深柢固，一切自由資本（外資和中國民間資本）在中國必須依附或受制於龐大的官僚資本體系。這個沖突迫使外資和民資要求中國改變極權走向民主，但官僚資本利益集團要抱殘守缺，中國經濟沖不過這個政治的十字路口，其成長就很有限。

權力帶動的資本發展不可能健康、合理和公平。浪費、無效和貪瀆限制著經濟有效地成長，官商的盤剝造成社會分配失序，憤憤不平的勞工們緬怀起「窮過渡」時期的小農平均社會主義，這又形成了一個十字路口。平民的利益訴求可導向民主，也可誤入新的極權主義。

孫中山先生曾說：「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引自胡适《自由主義》）。二十世紀偉大的民主主義哲學大師杜威并不介意社會主義与資本主義之爭，他把世界政治划分為兩極：好的社會，是民主社會（如美國、英國等）；坏的社會，是極權社會（如戰前的德國、義大利和蘇聯等）。杜威認為，民主社會是能夠在國際間、种族間、階級間和人与人之間廣為溝通、協調，共同解決社會問題或爭端的社會，是不斷改良的、不斷進步的社會。而極權社會則無法溝通和改良，是死胡同的社會。極權社會的經濟強盛不可能持久，而且往往隱含許多內外不安全因素。只要讓中國平民知道了這個道理，那他們就會万眾一心地去爭取民主。

所以，中國目前處於極權与民主較量的十字路口，前途難卜。從道理上講應該民主獲胜，但歷史卻往往會開人民的「玩笑」。(世界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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