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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動身去中國之前並沒有寫書計畫。在北京時這個念頭在心中一閃而過。回到了美國之後，才開始認真考慮這個想法。所以我把這個謝辭內容劃分成三個階段：去中國前、在中國期間和離開中國後。第一、二個階段對本書做出重要貢獻的朋友們當時並不知道他們正在幫忙我。

　　即使回到九十年代初期，外國公司因為中共血洗天安門而裹足不前，中共領導層那時已經意識到美國公司的圓滑特徵。到一九九三年，中共領導人採取了憑藉密切的經貿關係，來影響美國政府和國會放鬆對華的技術轉讓，即以「貿易手段處理貿易議題」（這個政策後來又用來對付台灣）。替中共遊說的美國公關顧問們為了充分利用這個新政策，在他們的宣傳中毫不臉紅地把這些目標稱之為「中國關於區域安全議題的先進政策」。

人們認為解放軍將玩弄核武器、準備打核戰視為最起碼的恐嚇條件。這種看法在某種程度上說的過去。布萊克說，「他們運載導彈的卡車使用低頻通訊手段，他們必須假設我們能發現他們。如果他們監視我們的話，他們會知道我們的陸基導彈也會有所行動。但是他們擁有潛基彈道導彈之後情況就變了。這個時候潛基導彈就會出動。」美國的弱點是她過於趨前的地理位置：「你無法使用『戰略防禦計畫』保護關島和夏威夷。」也許由於這個原因，布萊克接著說，「中共對『戰略防禦計畫（SDI）』不太在意，他們認為這個計畫要等十年才能進入部署階段。但是，從戰術角度上講，他們非常憤怒，因為我們可以在十八個月內為台灣建立一個防禦中共常規導彈襲擊的安全網。沒有跡象顯示他們有竊取我們『戰略防禦計畫』的動作，而他們要做的是使用反衛星的辦法來破壞我們的這一系統。反衛星的辦法確實存在，他們能夠把我們的衛星搞得七零八落。」

　　那架轟炸機朝跑道下滑時發出的噪音震耳欲聾。這是一九九九年八月初的某一天，地點在北京郊外的一個空軍基地。透過灌木叢，看到一架我現在認為是ＦＢＣ－１式的飛機，人們稱作「飛豹」，或者說得好聽點兒叫做「空中長城」的軍用飛機。站在三十米外打量它，我不得不裝成好像在抽煙歇息片刻的樣子，意識到我可能是第一個近距離看它飛行的美國人。

二○○二年十月下旬，在永久返回美國之後，我又回到北京四處看看，見見老朋友。我順道拜訪了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駐京辦事處的帕特．包爾斯（Pat Powers），他那時是辦事處負責人。我們前往外國人聚會的老字號，萬龍酒吧（Frank’s Place）。我挺喜歡帕特，他曾多次挺身而出幫忙我，因此我們一直處在一種朋友情誼的氣氛中，直到我提起互聯網的話題。

二○○二年夏末，共和黨占多數席位的眾議院政策委員會突然提出一個報告，標題頗具戲劇性，叫作「拆毀這個防火牆」。該委員會主張政府積極干預以維護全球互聯網的自由，中共對互聯網的封鎖是報告強調的重點。這是十月出爐的「全球互聯網自由法案」的前奏曲，（該法案由眾議員考克斯（Cox）、蘭托斯（Lantos）以及參議員衛登（Wyden）及凱爾（Kyl）連署提出）。本議案的目的是發展及使用先進技術以便擊敗對互聯網的封鎖和網路檢查。同時這個議案要求撥款五千萬美元用於在國際廣播局內部增設「全球互聯網自由辦公室」。美國之音也隸屬國際廣播局管轄。對中共防火牆的攻擊似乎迫在眉睫，中共對互聯網的封鎖成為二份重要報告矚目的焦點，且與國家安全緊密相連。而一個重要的國會議案，讓我感覺到對出口的初步管制措施或針對在華經商的美國公司而制定的公司行為法規，尤其是後者，可能很快出爐。

　　中共官方傳媒一致宣稱戰鬥機駕駛員王偉是英雄，是美國EP-3偵察機故意撞擊中共戰鬥機，迫使王偉偏離航線並墜入南中國海，幾乎沒有中國大陸網民能夠看到美國國防部「眼見為實」網頁上關於中共駕駛員挑釁EP-3偵察機並對美國機組人員做出下流手勢的內容。

二○○○年十月，中共當局開始建造互聯網上的三峽大壩。國務院命令網路服務商記錄所有中國大陸用戶的資料，包括電話號碼、上網時間和最近六十天的瀏覽紀錄，這樣一來，原本隱姓埋名的預付網卡瞬間失去了這一優勢，電話號碼或者與電話號碼相聯的姓名為追蹤提供了方便。十一月關閉了所有商業新聞網頁。十二月全國人大宣布所有未經審批的網路政治活動皆屬非法。二○○一年一月規定在網路上傳播有關違反人權內容的報導屬於泄露「國家機密」。二月設置了「網上110」軟體，阻止任何試圖瀏覽「迷信、色情和暴力」網站的嘗試，同時對這樣的用戶進行監控。三月監控系統開始啟動，新浪、搜狐和網易等網站聊天室圍繞江西學校爆炸案展開的討論，包括成千上萬的訊息和相關電子郵件全部消失了；與此同時，中共當局宣布一種搜集網路上所有流通資訊的「黑匣子」即將投入使用。四月逮捕了使用網路進行活動的民運人士，取締網咖的行動在全國展開。倖存下來的網咖必須安裝監控軟體並雇用人手對上網人士進行監視（重慶的公安局和當地軟體公司甚至聯手建立自己的過濾系統，向用戶徵收五十美元的費用，一份網咖和商家根據法律的規定要交納的「保護費」）。發往西藏的電子郵件，假如能到的話，現在需要三天，而涉及法輪功內容的郵件完全被刪除。

　911恐怖攻擊發生之後，非常規戰爭襲擊手段（包括電腦病毒攻擊）有增無減，北京當局與西方商界之間的合作呈現了新的特徵。二○○一年發生了一起臭名昭彰的事件，美國網路聯盟（Network Associates）（即McAFee病毒掃描程式製造商）、賽門鐵克（Symantec）（諾頓防毒軟體）與東京的趨勢科技（Trend Micro）通過為中共公安部門捐獻三百多種電腦病毒而獲准進入中國大陸市場。這三家公司在中國大陸防毒市場占有率高達百分之七十四，並擁有絕大部分目前已知的電腦病毒資料。就像人類的病毒，電腦病毒也很難控制，因此防毒公司對待病毒的作法很像美國疾病防治中心，即隔離起來，只允許少數得到國際性研究機構授權的研究人員接觸病毒的資料（如此說來，那就只有電腦病毒研究中心才能得到授權）。

西方企業原本估計，這個新規定是中共內部權力之爭導致的一個副產品，大家都希望國家密碼管理委員會很快消失，退回到原來不聞不問的狀態。但是在二○○○年一月，委員會向所有在華外國公司發出最後通牒：在三十一日前必須要進行註冊，否則將面臨財產充公和起訴。

　　當中國大陸互聯網之父可不是件容易事。孩子們跑來跑去，船槳拍打著湖面，空氣中瀰漫著烤羊肉的味道；而麥克．羅賓遜這位年輕的美國電腦工程師，僵硬地坐在什剎海前的岸邊，面對空無一人的咖啡館，低聲說著中國大陸互聯網受到管制的事：「哪個更好呢？極權監控式的互聯網？還是根本就沒有互聯網？」

我自己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如果美國公司想要在今後減少與北京官僚們產生潛在摩擦，從而避免支付有一定風險的「關說」費用，那就要考慮多種繞著走的辦法。

共產黨把自己改頭換面，變成了國家壟斷資本的政黨，為了避免承認過去三十年的所為都是錯誤的，他們自稱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為一個外國僑民，我認為這句話有雙重諷刺意味。在商場上，中國特色代表著徹底貪污腐敗；我開始注意到美國公司裏出現的一些顯著的中國特色，在其中的商業專案中，腐敗已經趨向內部化。一開始是打擦邊球式的：本來只有幾杯飲料，但在開銷帳目上顯得多了點，只要你說這是頭一輪業務上的應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收據交給財務部門報銷。美國人在國內這麼做，來到中國後也這麼做，當然了，我偶爾也會這樣。但這可能發展成系統上的行為。

其他的一些經濟指數看起來也很奇怪。就業率保持平穩，在占中國百分之八十人口的農村地區，沒有任何經濟增長的跡象，而在作為南中國經濟和金融支撐點的香港，則出現了負增長。消費指數與事實也不相吻合，當中國的GDP增長在一九九八年仍然被預測為百分之七點八時，空中旅行指數卻僅上升了百分之二點二，而飛機票的價格持續下跌。通貨膨脹指標卻有所改善，從百分之十降到了零。出口指標波動很大，但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卻在某種程度上連續四年保持不變。

每個美國僑民在某個時候都會到中國的其他地方走走。一九九九年初，我辦了一個去香港的短期簽證。路過廣州的時候，我笨拙的中國生存技巧使自己搭錯公車，並一直坐到終點，到了一個火車站。站前的大廣場上擠滿了成千上百的人，頂著烈日坐在那裏。他們頭髮亂糟糟的，好像已經數月沒有洗過頭；我開始意識到，這是專門運送國內旅客的火車站。在離我幾步遠的地方，一個警察拉扯著蹲在地上的女商販的辮子，她摔倒在地上，頭重重地磕在水泥人行道上，椒鹽雞腿從她的塑膠袋中滾落出來。幾個人擡起頭來無動於衷地看著正在發生的事情，但是絕大多數人都蹲伏蜷縮在原地，一動不動。

對中國當局而言，仿造美國公司的產品並貼上中國自己的品牌銷售並不算違法。（註：曾經流傳過這樣一個可怕的故事－－儘管可能有些誇張：一個外國商人開辦了一家合資公司，並在中國農村建了一個現代化的工廠。這名外國商人定期對他的工廠進行巡視，但有一天他因為走錯路而迷失了方向。在翻過一座小山後，他看見了自己的工廠，但卻是在錯誤的位置。很顯然，他的中國合夥人已經仿造了整個工廠，並把產品打上中國標簽後低價出售。）恰好相反，類似的行為得到了默許。像思科（Cisco）這樣的高科技公司，倘若他們在中國的對手華為公司（政府是其後台）要對思科的路徑器進行仿造的話，思科基本上是毫無辦法的（在華為案件中，他們甚至還仿造了思科的序列號，從而導致了思科採取法律行動）。

　　我沒有任何商業背景，更沒有經商渴望。我懷疑公關公司之所以雇我是因為他們把我對政治的一點兒敏銳度、加上善於交際，以及社交上作風老派，混同於具備為公司賺錢的能力。但這些並不能完全解釋為什麼公司會把我留下來，因為我嚴格說起來是個金融領域的廢物。

再往下，貝彼得還寫到：中國長期以來非常羡慕新加坡的動態市場經濟和由民主政治掩蓋起來的一黨統治模式。當這個模式的締造者，著名的李光耀總理，最近宣布要進一步民主化並盡快結束人民行動黨的獨裁統治時，這對仰慕新加坡模式的中國人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為什麼我們要在中國領導人中區別好人和壞人呢？我的一位朋友，美國商會董事會的成員，頭腦相當靈活，告訴我這很重要，因為事實上中國暗地裏在與美國以及其他現代化的民主模式融合。為什麼這樣說呢？他最近與夏皮羅在龍安志的紅都俱樂部一起吃飯。夏皮羅，一位堅定的毛派分子，自一九六三年起就加入了中國籍，他現在是全國政協負責經濟政策方面的成員。夏皮羅告訴我的朋友，在美國有共和黨和民主黨，因此，人們認為這樣是民主的；在中國也有各種黨派，但它們不能夠稱之為政黨。在這裏也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夏皮羅能夠分辨出與他打交道的官員是屬於保守派還是改革派。因此，他們有沒有驢子和大象的標誌又有什麼關係呢？他們也照樣存在競爭。

搬進來後的一個晚上，我們在露天走廊上聚餐。工業煙霧在白天已從城市的南邊散去，北京真實的地理特徵開始顯露出來：由於缺乏樹木和植被，這個沙漠化的城市晝夜溫差比較大。當太陽消失在鼓樓後的天際時，中午的炎熱已經從屋頂的瓦片散發掉，開始吹來習習的涼風。一隻蝙蝠（在中國被認為是吉祥物，與「福」字諧音）在走廊上飛來飛去；一群流浪貓受到爐台飄出的菜香和一隻發情母貓的吸引，聚集在屋頂上；牛排在烤架上「嘶嘶」作響，妻子擺弄著雞尾酒攪拌器，四周飄散著高級雪茄的香味，屋裏傳來陣陣約翰．麥克考馬克的愛爾蘭思鄉民謠。

沒有去做的個人原因可能因為他們是身在中國的記者，但還是可以做出下列歸納。在中國做新聞報導也許沒有像在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那樣困難，但是CNN的報導還是經常遭到封殺，記者被拒發入境簽證，想要進軍中國的大傳媒機構要非常注意自己的立場（比如，白克爾和林和立同為中國方面的專欄作家，但當《南華早報》決定開創中國市場後，他們都被解聘了）。因此，新聞機構在北京不得不規範他們記者的「操行」。他們用正面消息（《紐約時報》對中國首次地方選美大賽的報導）來沖淡負面新聞（《紐約時報》揭露愛滋病在中國一個內陸省份蔓延的情況）。他們把那些看起來好像是要把西方的人權和民主觀念灌輸給中國的語句刪掉（這些語句不「客觀」）。

外國僑民住在什麼地方跟他們的身分有很大的關係。從北京東北面的首都機場開始，一直到五環路外，當你仔細觀察，在高速公路的兩旁你能看到一派鄉村的景色：被樹林分割開的田野，貧窮的農村和少得可憐的耕地，破舊的廠房，然後你的視線被高牆隔斷，裏面是不斷在增加的大量外國僑民的住宅。美國的商務代表就住在這樣的地方。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利用美國企業的基礎來發展個人事業，雖然他們被視為外國僑民中的佼佼者，但許多人還是選擇住在這種便於搭機旅行的房子。這些房子集中在首都機場高速公路兩旁的空地上，遠離喧囂的北京市中心，龍苑別墅便是其一：

《龍安志的中南海》一書以中國的權力中心命名，聽起來分外莊嚴，但部分章節使其看起來在刻意吹捧中國領導人。

第一種，夏皮羅和李敦白式。即緊緊跟著黨走，永遠為黨的目標奮鬥。但這不僅僅是動動嘴皮子，經過了五十年的歷練，中國領導人雖然在處理公共關係方面還是生手，但卻能熟練地判斷出一個西方人所說的話的可信度是多少。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與世隔絕和黨內鬥爭，顧不了廣泛利用外國人為中共利益服務的這一策略，直到七十年代末，鄧小平將夏皮羅等人從「國際友人」貶為「極左人士」（指沒有緊密跟隨黨的新路線的人）。現在，中國之友的定義取決於能否帶來金錢（或者至少能否帶來技術、政治上的信譽）；因此，能夠得到回報的標準從以前的意識形態方面對中共的忠誠，轉變為能否積極拉攏到具有商業、政府或軍隊背景的外國人。政策也有了新的變化，隨著對外國人旅行諸多限制的取消，大批的美國人開始湧入中國，去重新探索這個古老的國度。

在中國很容易結交朋友。那是一個寒冷的冬日，我在北京城的西北部遇見了艾德。

首先是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在這個沒有法制、腐敗猖獗的社會中，尤其是面對如此龐大的公務員隊伍，美國商界絕不會忽略中國政府部門。事實上，要想在中國獲得營業執照－－即加入遊戲，不僅僅需要與上面人士拉關係，還需要與幾個下面的人士同時打通關係，通常包括一些地方官員。一個公關公司如能吸引具龐大人脈且有相當級別的前政府官員加入（用我們的行話），就能為公司加分。一些像摩托羅拉、斯科和柯達等大公司都有專門的強大的工作部門負責與中國內部官員保持良好的關係，但這只是例外。大多數公司需要透過我們去與中國官僚隊伍建立關係和依賴我們的策略分析。很公平地，我們從中抽取傭金。

中國政府將這種花言巧語當作證明自己統治合法性的工具。每天都可以在報紙上見到，比如，《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打出「美國國會議員呼籲人們加強對中國的理解」的標題，下面附上國會議員西蒙"G奧維茲（Simon Orvitz）的厥詞：「中國的發展真是突飛猛進，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有哪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可以與中國相比。」當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的代表來中國訪問時（無論以何種標準，這裏連人類都不適合居住，更甭提動物了），北京政府辦的英文報紙《中國日報》在頭版刊登了一幅照片：基金會的代表們坐在一個支援中國申辦奧運會的標語橫幅前，擁抱著吉祥動物熊貓。

國會代表團的成員從他們的座位上站起來，四下張望，好像不知道他們接下來該怎麼做。總之，他們的注意力已經轉移到下一個活動上去了，在行程安排中可能還包括觀看中國小學生關於愛護環境的歌唱表演。

早餐在繼續。我們也會就他們早先會晤幾位中國政府官員的情況表示某種試探，目的是藉機顯示我們對中國政要頗為瞭解。我們透露些少量與中國某些官員相關的小道消息，就像中餐館提供的小菜。不需要特別強調，點到為止就可以，我們知道各自的地盤，他們心裏也明白，於是提問開始了。他們提出的絕大部分問題仍未能跳出「七大必問題目」的範圍。事實上，他們的提問不外乎「尋求保證」的模式：「你如何能保證西藏的狀況（或者是對台灣的軍事恫嚇，或者是人權狀況等）在得到永久正常貿易夥伴關係後將得到改善？」